四库全书 / 儒藏 / 语录-136部 /

　　象山云：“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直至濂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光明。”予谓，当时禅学盛行于天下，虽在诸公，亦不免禅学之汩，至于圣人心传之要，或不能无憾，亦不但草创未光明而已。此言，予极知谮忘，但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脉所在，故敢言之，以启后世有志者之精求也。 　　予少年请教于方石先生，先生以黄勉斋教何北山之言示予曰：“必有真实心地、克苦工夫而后可。”予由此益励真实心地，益加克苦工夫，乃有所得。此二言者，实不可忘也。 　　予少年天资颇美，外祖简庵公教之亦有方。至八岁，外祖谢世，先祖文毅公，先君选部公，皆在仕途。母舅为予延师。所延前后一二人，皆市井浮薄之徒，及引学生，亦多市井浮薄子弟。予时虽知愧耻，然性质之美者，不觉亦为之坏，久而方觉其非，悔恨发愤，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又以绳系手臂，又为木牌，书当戒之言，藏袖中，常检之以自警。如此数年，仅免过咎，然亦不能无猎心之萌。由此益知气习移人之易，人心克己之难。又久而思之，圣人之学，以诚为本，诚之为工，以毋自欺为要，毋自欺之实，皆在独知之中致力，虽衽席之上，不可忽也。今不觉白首，历数十年犹未足以纯德明道，其可惧何如哉！ 　　孟子以舜发畎亩，至百里奚举于市，凡六人皆生知、学知之资也；至语其成，皆以困知勉行之工为言。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苟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然人岂可以生知、学知之资而不用困知勉行之功哉？ 　　“舜发于畎亩”者，乃其耕于历山，怨慕父母之时之事也；“傅说举于版筑”者，乃为胥靡筑于傅险之事也，岩，险也；“胶鬲举于鱼盐”者，乃贫瘘为捕鱼煎盐之事也；“管夷吾举于士”者，乃子纠见杀、囚于士师之事也；“孙叔敖举于海”者，叔敖楚人，楚国无海，是其流窜海滨之事也；“百里奚举于市”者，乃以五骰羊皮鬻于楚之事也。此皆天有意于此数人而使之如此，以成就之也。“苦其心志”者，物之苦、必云荼蓼，心志所遭，虽荼蓼不足喻，此苦之至也；“劳其筋骨”者，劳役疲倦，至于筋骨，此劳之至也；“饿其体肤”者，饿至于体肤消瘦，此饿之至也；“空乏其身”者，贫匮至于赤身，此空乏之至也；“行拂乱其所为”，凡有欲为，必遭颠沛背戾，跬步不可行也；然后“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者，言必至此方能耸动其心，坚忍其性，增加培益其所不能也，此皆其事也。释氏所谓：“非忍能忍，虽行能行”，亦此意也。“人恒过然后能改”者，夫人非自修之笃，不能常知己之有过，知常有过，则愧耻积而悔悟深，惩创切而改之必矣；“困于心”者，其心无可奈何而昏闷也；“衡于虑”者，欲为不可，欲已不能，而横于虑也；“作”，振作也，“而后作”者，然后能振作也；“徵于色”者，见人怒之见于颜色也；“发于声”者，见人诮让毁讪之发于声音也；“喻”者，深晓也，“而后喻”者，必至此而后深晓也。如此言之不足，而又以有国之事为喻：言人之有国，若内无法度之家，拂谏之士；外无攻敌之国，外来之患，其国必多安逸，恣意般乐怠傲，必至于亡而已。“生于忧患”者，因忧患而知思、知慎、知节、知畏、知谨、知保、知修，所以能生也；“死于安乐”者，因安乐而不知思、不知慎、不知节、不知畏、不知谨、不知保、不知修，而至于死也。此皆人世所必有，人生所不免，若非身履深历不能知也。又非孟子笃志坚苦，身历艰难，备尝世故，何以知圣贤之事言之真切如此哉！今学者稍遇利害，略涉险阻，便欲躲避，不敢承当，乌可以言学而云作圣也？岂知舜与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六圣贤者皆由此而成哉！孟子所以虽生衰世，不待文王而能兴者，亦由于此。学者不可不知。 　　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谶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孔孟之言皆如此，则知学问之道，必在于兢兢业业。今之学学者，不思圣贤之兢兢业业，乌能变化气质，以成其德哉！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曾子一生慎独致知之工如此也。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此夫子自检其学，惟此三者为难，故发此言。凡人之学，有之必欲发露，故以能默为难；既默则易忘，故以能识为难；处常而能不厌，历久而能不倦，皆人之难也，夫子自检而知其难，故曰，“何有于我哉！”皆“望道未见”之心也。 　　每读《论语》，辄思夫子容貌气象，朴实谨慎，谦虚温厚，略无一毫声色圭角外见，所以其德之大如天地然，无不覆载包含也。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气象容貌，亦如此而已。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贡之言可谓知夫子矣。其所谓君子者，指夫子也。夫子之心，如青天之日月，或有（故无）〖过误〗，无小掩护，亦如日月之食于上，故人人皆得而见之；及更而改之，无小迁就，故人人皆得而仰之。此言最得圣人之心，今有志于自修者，可不知圣人之心哉？若夫或至有过，必欲掩护文饰；或思更改其过，必欲隐忍迁就，岂可哉？学而不知改过，则不足以言学矣，故曰，圣贤不难于无过，难于改过，过而能改，遂为无过矣，故禹拜昌言，仲由喜闻过，亦此意也。 　　凡人遇忧患、不思处忧患，而思无忧患；遇横逆、不思处横逆，而思无横逆；遇劳事、不思处劳事，而思无劳事；遇繁扰、不思处繁扰，而思无繁扰；遇贫乏、不思处贫乏，而思无贫乏；遇疾病、不思处疾病，而思无疾病；遇辛苦、不思处辛苦，而思无辛苦；遇难言、不思处难言，而思无难言；遇难行、不思处难行，而思无难行；遇恶人、不思处恶人，而思无恶人；遇奸欺、不思处奸欺，而思无奸欺；遇机巧、不思处机巧，而思无机巧：所以义理不精，光阴蹉跎，而学问终无成也。 　　今有鄙夫，巧取名位，富而不仁，久则彰露，不可掩覆，乃恃其富力诈术，结恶为党，倚以服人者；有称其善计，来语于予，予曰：夫人之事，为善而已，为善尚未可以服人，况为恶而欲以诈术服人哉？吾未见其计之善也。夫欲人不敢欺，不如使人不忍欺；欲人不敢侮，不如使人不忍侮；明智以畏人，不如德仁之感人；为恶而欲以诈术服人，只见其惑也已。 　　衰世人情，是非、毁誉皆不足凭，君子惟先自守，勉力为善，求尽其理而已。郑叔段多行不义，国人爱而称之；齐匡章求以尽性，国人谓之不孝。盖衰俗之人，多失其本心，其所尚者诡谲欺巧以为能，矫激佞说以为贤，乌知君子之本心与人之贤否？但纵其好恶之私为是非毁誉，故不足凭也。君子惟自守自修之志不可不笃，稍不笃、则疑贰生而方寸乱矣，乱或不能无，惟益精其理则安矣，此皆用工最要之事也。 　　樊迟问仁，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今之云学，则异于是。居处则以清虚亢傲为高尚，而所谓恭者无有；执事则以慢易不屑为豪杰，而所谓敬者无有；与人则以出入二三为才智，而所谓忠者无有。三言者，孔子谓：“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今则虽君臣之际，父兄之前，妻子之上，朋友、亲戚乡党之间，皆不知所谓恭、所谓敬、所谓忠者为何事，犹谓圣人之学当然，其为弊可胜言哉！ 　　学者莫先于自守，然此事甚难；至于有守矣，或失其中，而饥寒切身，又切父母妻子，于是情不能堪，或有所取，或有所求，义利之间，分毫不辨，则辱身致咎莫甚焉。谚所谓“要一钱，不值一钱”，如之何则可？且此理不明已久，往往见前辈非为利则为名，为利固不可学，为名又可学哉？吾见凡为名者，虽祖父田园，居官常禄，亦多轻视，散而不蓄，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以和义之利，恣无益之费，曰某人贫无卓锥，曰某人死无以敛，务为好名之举，久之，或不能自给者多矣，至其子孙与其后学，无以为守而反靡所不为，此皆务名之过，决非圣人中道。君子为学，岂不治生，岂无所取，皆视其分所当为，义所当得，力所当勤，用所当俭者尽其心而已，此孔门所以有“游艺”之训，《大学》所以有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道也。于此而知盈缩节约之方，当留有余，以待公私缓急之需，则财可足，虽不至于丰余，亦可免他日饥寒之患、求人滥取之失矣。如此，则守可终身，子孙后学皆有所赖而有恒心也。若夫始于好名，终则丧行，吾不取也。 　　饥寒于人最难忍，至若父母妻子尤人所难忍者，一日二日已不可堪，况于久乎？由此言之，则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今未暇他论，姑以其至近者言之：如父母之于子，子之于父母；夫之于妻，妻之于夫；可谓一体无间矣。然于取与之际，义稍不明，则父母必不乐其子，子亦不乐其父母矣；夫必不乐其妻，妻亦不乐其夫矣。由此言之，则义岂可轻乎？二者皆不可轻，如之何其可也？君子于此处之，必当有道矣。此皆学问之不可不讲者。 　　象山言：“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以他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种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余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此与《汉书》赵过论代田之法亦合，乃孔门论游艺之道如此，学者不可不知。樊迟因不知夫子游字之意，欲舍道德仁而专志为农圃，故云小人。吾因家用不给，思之乃觉其理，因推而试之于树艺畜牧，颇有验。 　　人之用财，固不可奢侈浪费，亦不可悭吝鄙啬；人之生财，固不可孜孜为利，亦不可矫激沽名；皆非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辞受、取与视其义，治生、作务视其道，如此则守可以终身，教可以行于世，此圣人之道所以为无弊也；反此，则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学者问处世之难。予因举濂溪曰：“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以答之。学者有疑，予因举平生居乡立朝所经验者告之曰：诚无造作谓之无事，实理自然谓之至易，伪害诚谓之行难，决行固守则无不能诚谓之果确无难，然必久而后易，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今世变日下，人多好名嗜利，失其本心，无所不至，吾将奈之何哉！亦惟果确自修、以尽其在己，不怨不尤、以听其自然，如此久之，人情亦（0）将自定，亦自相信，彼之智巧亦自无所施矣，至此，始知诚之为益，伪之无益也。故曰：“仁者、先难而后获”，此吾平生所尝试者，试思之可知矣。 　　学者气质难变，皆系于风声气习。我朝立国以来，不知何自变为好名尚气节之习，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务此者，其居官居乡，虽在人伦至亲，上下交际，为之已甚，言之可骇，至今历历在人耳目，不可胜数。其风声流传，故至后进之士与吾乡党之士，每以好胜急功利之心，文以立名，尚气节之为，以行其私，虽语之以道德，终身不悟。气质最为难变，何也？盖立名、尚气节者，但知名节为大，而不知圣人之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亲戚、故旧、上下、交际，处之皆有其道，故古者忠臣去国，不挈其名；大夫出疆，必使人先导，使之可仕；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黜妇不显其恶，使之可嫁；绝友不出恶声，使之可交；小愤不废懿亲，故旧无大故不遗；上下交际，皆有忠厚之道。后世不知有道，惟欲立己之名，成己气节，一切反之而不恤，忍心残薄，乃自以为贤、为得计，其弊遂至不可救，故古人以名节为道德之薄，为学者之戒，论人者、乃以为圣贤事业在此，或取之为理学名臣，不知其流愈趋愈下。故今之仕者，争以殊诡标名，惟恐其不异；刻虐称才，惟恐其不极；颠倒乱真，惟恐其不奇；坚忍毁成，惟恐其不特；要其心皆阴怀巨利，阳示不欲，内存刻薄，外施仁义。论世者犹以天下事非此才力不能为，非此风声不能振，岂不为世道之害，国家生民之祸哉！陈仲子之廉，孟子所以辟之者，正以其充类至义之不可，况其弊至此，犹以为贤、为可法、不知为戒，可乎？此等风声习气，自一方至四方，专以好胜、急功利为事，虽语以道德，皆以虚明势利视之，卒不能变其气质，盖由不知圣贤所务，在道德而不在立名、尚气节也。苟志道德，道德既成，未有无名、无气节者，是以名为大德之名，气为浩然之气，节为甘节之节矣。 　　前辈皆以立名、尚气节为事，惟吾祖文毅公、自为秀才时，退然以圣人为师，知圣人之学不在于言语、章句之间，深造躬行，有得于圣人至谦、至定、至一、至诚，故见于庸言、庸行，必信、必谨，自闺门以至于宗族乡党，自乡党以至于朝廷天下，无一不尽其道。下之，虽儿童臧获之微，无一言之苟，一事之欺，莫非典则之所在。故见于居官，如在选部，后先十八年，开门延客，求天下之才，不以嫌疑自避，而人无毫发可指。方石先生尝云：“每见其喜，则知君子之得进；每见其忧，则知小人之不得退。”直道而行，终始不变，而人无可怨，行之惟尽其心，而未尝市恩卖直。取人以身，见其善不啻若己有，虽至小官卑职，无不以身体其心，而使之德所。或有知而来谢，则曰：“此朝廷公道，于我无与。”或事有不可，则执之，而堂上长官至有推案凭怒，犹拱立不去；怒解，又言之，如是再三，而色愈和、言愈逊、持之愈坚。堂上卒从之。及出，又不使人知，但曰：“此堂上之公也。”或在僚友有未善，必委曲喻之，必从而后已。田主事，屯田时号浊曹，吾祖莅官而名益起；顾为同官所忌，镞恶吏诬之，而德益彰。及为选部郎中，巧进者恶其沮己，阴使东厂官校，侦之再三，无纤毫过失，反重而见称。真可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者矣。惟其自立如此，故能为天下得人，为天下变其士风，不待大臣法而小臣皆廉矣。故自宪庙储积，至孝庙而得人为最盛，虽至武庙逆瑾变乱之时，大臣犹知守国家典章，不敢尽废，至瑾诛，天下卒赖以安，识者皆归功于吾祖。由此观之，则知求圣人之学之有益如此。视专事立名、尚气节者为如何？有志于学者，皆可省矣。 　　古之君子，检身若不及，与人不求备。今之人皆反之，与人多求备，检身多自恕。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 　　□□□之欢，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古人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皆□□□□□□□□□□□□□□□扩充□全□也，《大学》又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此用其全，故中能扩充以全之也。扩充之义，如此而已，非谓恻隐为仁之端绪未足以尽仁，羞恶为义之端绪未足以尽义，辞让为礼之端绪未足以尽礼，是非为智之端绪未足以尽智，必由其端绪扩充之，而后能尽仁、义、礼、知。以此为学，故后世心术皆偏，经纶无本，而生民所以久不蒙至治之泽也。 　　卷第三 　　孟子言圣人之同，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孔子言：“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则必有所试”；不但行不义、杀不辜，虽毁誉亦不可苟，此皆圣人之心。 　　凡事云有鬼神知之，此意最好。鬼神之为德，无幽不明，无微不察，人心才动，鬼神即知，人则可欺，鬼神则不可欺。知其至明至察而不可欺，此皆为学自修之助也。故子路请祷，夫子不曰不可祷，不曰不必祷，但曰“某之祷久矣”，则知夫子平日所为，无有不可白之鬼神。故《易》曰：“鬼神合其吉凶”，《中庸》曰：“质诸鬼神而无疑”。予尝验之平生，凡有举心动念，鬼神皆临之，不待言语事为之著，而鬼神已知之矣。鬼神之为德，可畏如此，人可不知而欺之哉！ 　　小学之教，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成于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所谓养其良知、良能，以立大学基本，此为学之先务。今学无传，自幼稚至成童，所急所趋，功利而已。所以人才日衰，世变日下，不可胜言。吾为童子时，见乡里前辈训童蒙，犹以《孝经》、《小学》讲解，以此先人，故当时人才风俗不至大坏；近年识大坏，皆由师道无人，《孝经》、《小学》不惟不知讲，且皆不读。夫举业虽为功利之习，然圣学于此未必不可求，但顾立志如何耳。且时制欲人明经，经存圣人之心，于此求圣人之心，以求圣人之道，非徒资口耳、事文藻而已。今皆不知求，而但事口耳、文藻，此举业之所以为弊也，学者可不知所事哉！ 　　象山曰：“《孝经》十八章，孔子于践履实地上说出来，非虚言也。”予尝读之，信乎象山之知学知道也，人若不实践，岂知《孝经》之切于身而为圣学之的也！《孝经》一书真不在《大学》、《中庸》之下。 　　“中庸”二字，“中”字、己尧所谓“允执厥中”。“庸”字、乃夫子所添。夫子于“中”字之下添一“庸”字，千古至道，皆在于此；圣学之明，无过于此。但人终日终身在此“庸”之中而不知其为“庸”，此君子之道所以难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或问周子云“无极”，云“无欲”。程子云“无心”、“无情”，与《易系辞》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义相默契。予曰：周子、程子云“无”，其“无”字实本于禅宗，乌可掩哉？《系辞》之云“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盖发明文王《彖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之旨。己《彖传》所谓“艮，止也。”此言其体也，言其止而不动如此，非言无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己《彖传》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之旨。此言其用也，言其动而变通如此，非言无也。凡感则思，通则为。何以言之？思乃心之官也，儒则经世之学也，感必有思，通必有为，“故”者，事因、旧迹也。未有通天下之事因，合天下之旧迹，可无思而无为者。但考自古圣人，凡涉天下之故，曾有何事是无思而成、无为而已者！若禅，感而无感，故无思；通而无通，故无为。若儒，而犹云“无思无为”，此乃王衍之徒，清虚所以亡晋；达磨以来，禅宗之所以乱学也。若孔子云：“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孔子年十五志学，历三十而立，历四十而不惑，历五十而知天命，历六十而耳顺，至七十而始云：“从心所欲，不逾矩”，盖由积累之久，义精仁熟之后，而后云此；若在当年为学，则不可云此。盖圣人于事非不思，但较众人为省力耳。有为正圣人所以经世，岂可言无哉！其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盖孔子每以言语训弟子，弟子皆以言语求夫子，不知夫子之道，皆在于德行。故夫子以此警之，使励于德行，此与“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旨实同。盖天以至诚默存于中，并无言语告诏于人，但见其四时行，百物生，则天之至诚皆可见矣。其诚而存于中者，即艮止之体也。此体天然皆同，所谓“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建其有极”者此也。然夫子言各有为而发，岂可概引以为无思无为之证。且凡圣人之言，必有体用，岂可混体用为一哉？其误甚矣！ 　　朋友师生之间，道宜直谅，教宜尽心，故古人又有不屑之教诲以尽其教诲，在今日行之甚难。苟不直谅，尽其教诲，无以竭忠告之益，每竭之，或非其人反以此致怨、来毁谤者多矣。此皆予不知人浚恒之故，深用自责，故识于此。 　　人之应事接物，只宜以诚，且不可用术。诚者、五常之本，当仁而仁，当义而义，当礼而礼，当智而智，当信而信，久则纯熟，自然中道。人无不感动，无不信从，所济甚多，任人搜检，终无破败，久则益彰，所谓“至诚如神”者也。若用术，只是私智，上焉者、虽有奇才异能，伟绩丰功，笼络一世，下焉者、虽有巧谋伪计，笼络一时，久则人必不信，必不感动，不须搜寻，自然破败，所谓“作伪、心劳日拙”者也。昔者盆城括仕齐，孟子曰：“死矣，盆城括！”既而见杀，门人问何以知之，孟子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夫小有才者，用术也；君子之大道，诚也。未闻者，未知其诚也，所以必杀其身而已。有志于学者，可不以用术为戒哉！古人云：“宁范我驰驱，终朝而不获一；不愿诡遇获禽，一朝而获十。”此真圣贤明训，凡有志者，所当知也。 　　宋儒云：“求士于三代之前，惟患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后，惟患其不好名。”此言甚有弊。盖圣人之学，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务，才云好名，则必为名所夺，而不知有道、有德、有仁、有艺矣。此后世所以人才之衰，风俗之坏，皆由于好名，好名可不为深戒哉！ 　　今日师生朋友，皆不以求道、立德为心，而以称誉、布名为事。故相与议论之间，切磋为最难，稍涉切磋，每致怨忌，故皆以便佞、善柔为得计，此实道实德之所以难成也。吾党于此，非真有志，何以自力？ 　　象山曰：“见人标末盛，便荒忙，却自坏了。”此言极切今日之弊，不可不深味也。 　　学以致知为先，必真见物则之当然，不容已、不容增、不容减方有得。自语默、动静，至辞受、出处，至利害死生，无一而非物则之当然。若尧之禅舜，舜之禅禹，禹之传子，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文王之三分事殷，伊尹之放太甲于桐，微子之去纣，箕子之佯狂为奴，比干之谏而死，太伯、仲雍之逊季历，皆物则之当然也。孟子言：伊尹、伯夷、孔子，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子思言“威仪三百，礼仪三千”，“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皆物则之当然也。 　　吾乡士子，资质颇有可语者，予极欲成之，只是好虚名，不肯实用工。或有所沮，或有所畏而不敢，虽有信者，亦为惶惑而懈怠。予之所欲成者，圣贤道脉，彼之所沮惑者，援党求胜；彼所欲胜者，但知目前势利之为大，而不知道脉之系，实千载之一时；失其时而未光，不惟斯道之不幸，亦吾乡士子之不幸也。 　　昔以道心致人非笑者，由以禅学为宗，别立一种言行，人见其迂阔不近人情，故皆非笑之。此岂人之过哉？皆在我有以致之。惟实明圣人之学，则言行无迂阔皆近人情，真有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矣。 　　学者读书极难，四子、六经之外，有宋儒濂洛关闵之著作、注解，此外又有性理群书：《性理大全》、《近思录》、《近思续录》、《伊洛渊源录》、《伊洛渊源续录》、《理学名臣录》，此外又有何北山、王鲁斋、吴草庐、金仁山、许白云、方逊志、薛敬轩、吴康斋、陈白沙、（0）胡敬斋诸君子之文集及注解之类多矣。要皆不出宋儒之学，其源流皆本于宋儒，而非尧舜以来之传。其言满世，况为时制所重，资以取士，学者不能不读，亦未可尽非，亦未可尽是，要皆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若真有志圣人之学，则必当有辨，此读书之所以难也。 　　近日士大夫作文每事欺诳，惟任己之好恶，因时之趋尚，因人之所欲，肆口言之，略不检核，以究理之是非，事之诚伪，此实文字之衰，风俗之弊。吾见赵东山为宋太史作《潜溪集后序》，有不安，以书与宋太史请改之，书曰：“鄙文中有数字未安，其一二处恐是绣梓时改入者，笔稿日新多却一‘而’字，似不可读。前辈云，文章如铁墼子累墙，区区何敢言此，然‘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固昌黎律令也。‘久游于黄公之门’，添一‘久’字，味便浅，不若无之，有包涵。旧云‘侍讲黄公’，官当在姓上也；曰‘文献黄公’，则姓不可在谥上矣。‘最是’后面有‘二公之所指授’两语，而前出‘先师’二字，攀附矜恃之章，遂不可掩，使虞门先进见之，岂无兀者齐执政之讥乎？虽然，又有请焉，弟子称先师，三代遗礼也。但后世事体，各自不同，汉儒传授甚陋，然得称先师者，以其专门也；当秦火之后，固以经学为重矣。后来如韩欧门人最多，然曾子固出于欧，陈无己出于曾，其师资分谊又非如韩门弟子、苏门学士而已，二公乃未闻有先师之称。关洛门人终身严事，宜称先师，而文字间未之见；至朱子没，门人始皆称先师，则事体又非汉儒比矣。虞先生海涵地负，广大精微，又尝显仕于朝，区区登门最晚，管窥蠡测，韩太师包子厨中缕葱丝者犹有愧焉，故平日窃尝称学生，称门人，独不敢称先师，此一节自合就正。”观此一书，可知前辈作文之不苟，即此不苟，则知凡学者皆不可苟也。 　　《论语》曰：“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集注》以为不知何谓？盖圣门之学，以言行为先，此乃言也，言之称谓，皆学者事，不可不知。夫子偶因弟子有不明者，故举以教之，记之于此。可见圣人之学，小大精粗，无所不尽，此亦“入太庙，每事问”意也。非若后世学者，知其大则忽其小，知其小则遗其大。又如今人，欲敛饬则事足恭，安怠惰则事焰慢，凡语言、称呼、交际、礼仪所在，惟意而出，略不思其理当如何，此皆学之不明，今之通弊也。 　　或有以戏子喻士大夫者，此言最切中今日之弊，云：“戏子登场，或为忠，或为孝，或为喜，或为怒，或为廉洁，或为贞淑，或为抗直，或为执法，或为义行，或为事业，皆非其真；只欲看者喜欲，觅些赏钱而已，及下场依旧一戏子。”此言，吾党极当知而深省，庶几于道有得。 　　学者常要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不可一时放之散乱。稍起妄念，即思究破，若放散乱，便成荒失，渐堕肆戾，气质无由变化，乃谓气质素禀得如此。然不知只当初不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即《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文王所谓“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也。此言其性之体如此。孔子所谓“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是也。若言其用，《大学》所谓“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孔子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若求其要，常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此孔子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也。此予所谓“艮知其止，以存其心”是也。即此存存，谓之有乎？谓之无乎？以视无极、无欲、无心、无情之云何如？如儒、释之所以分也。 　　《易》曰“艮其止”者，言艮之德，在于止也。曰“止其所”者，止得其所也。《大学》曰“知止”者，知其止之所也。凡物之止，皆不可强，皆有自然之止，况心之神明出入无时，非知其出之所，能得其自止乎？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云“安”者，盖以人心之动，惟“安”为难，得其“安”，则得心之体矣，故曰“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安而动，皆妄动也，故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此极言妄动之非，所以去道之远也。能不妄动，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千古圣学之的也。 　　卷第四 　　今之论治者，…论政事（略） 　　卷第五 　　典籍所载，乃天地万物之理，及圣贤君子言行，恶可不讲求？但要知古人远取诸物，则必近取诸身，理义人心所同，彼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必于吾心独知之地实致其力，必求仁，必求道，必求德，不使一毫不尽，则此心之理，建诸天地，考诸三王，徵诸庶民，质诸鬼神，百世以俟圣人，以验其悖与不悖、谬与不谬、疑与不疑、惑与不惑、可徵与不可徵，而益致其克己之功。必如孔子所谓：“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颜子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所谓：“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求其如舜而已矣。”如此自励，益坚其志，益精其心，读书有何害哉？但缘后世儒者，不知求之吾心，专于纸墨之间，求其陈迹，拘拘而依仿之，致失天理之当然，所以为读书之害也。 　　《大学》之道，“成己”、“成物”而已。“成己”者，“明德”、“亲民”之事也；“成物”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成己”所以“成物”，合内外而一之也。其用工之要，只在“致知在格物”一句。何哉？人心之本，独知而已，仁、义、礼、智、信者，人心独知之秉彝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者，人身所具之五伦也；家、国、天下者，人身所必有而不能无也。凡此之理，始于知，发于意，出于心，成于身，故《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民也，所谓蒸民，乃天之所生也。物者事也，有君臣则有君臣之事；有父子则有父子之事；有夫妇则有夫妇之事；有长幼则有长幼之事；有朋友则有朋友之事；有其事必有其则，所谓“有物有则”也。则非外铄，皆在人心独知之中，所云“至善”者在是。但人生不能无习，人心不能无染，若不知慎独而致其知，而去其习染之私，则明德日蔽，蒸民不亲，“成己”、“成物”之道皆不获止于至善矣。夫所谓慎独以致其知者，己《中庸》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论语》所谓“克己”是也。只看所遇何事，如在于君臣，即于此求尽君臣之道；如在于父子，即于此求尽父子之道；如在于夫妇，即于此求尽夫妇之道；如在于长幼，即于此求尽长幼之道；如在于朋友，即在此求尽朋友之道。求尽其道于吾身，则吾身之物格；吾身之物既格，然后家、国、天下之物皆由之而格矣，故曰“致知在格物”。盖人人有知，皆含天性之灵而备万物之理，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是也。其理必尽人伦之道，而一毫不容差爽，所谓“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故孔子读《诗》，特赞此为知道；孟子论性善，而特引此以明之，盖以此诗深合“致知在格物”之旨也。知用功只在于此，则知所先后而近道矣。故自此句以上，至于“欲明明德于天下”，皆有“先”字；故自此句以下，至于“国治而后天下平”，皆有“后”字。“先”者，先此皆无所致力也；“后”者，后此亦无所致力也，则知工夫只在此一句。又自“所谓诚其意者”，以至“没世不能忘”五节，皆明“致知在格物”一句工夫。其的实精密，始终本末，无一不具，以视紫阳《补传》，相去何如？于此不惟见古人学问之精，其文字之精亦非后世所能及。学者苟知天下之理只在独知之中，而尽其致知之功，则“成己”、“成物”之道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