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子藏 / 杂论-270部 /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李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阒然无闻，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丁文诚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之时，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刘楚桢《论语正义》引《汉书》成帝纪：诏曰：“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百官表》：“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孔冲远《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是汉、唐旧说皆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征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馀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代变法最箸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若武灵之不终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孙不肖，与变法无涉］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养民两事为先务］请征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若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藉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苛求之谈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 ��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搰，岂有成功哉？虽然，吾尝以儒者之论折衷之矣，吕伯恭曰：“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不能变不美之质。”此变法而无诚之药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将因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由吕之说则变而有功，由曾之说则变而无弊。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变科举第八 　　朱子尝称述当时论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须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极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馀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钱晓征语］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廿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败紫，晋曳苴履，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越勾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经学，实禄利之途驱之，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絜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昏。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额四十名者，头场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额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三场。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纤巧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经文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遍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 ��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员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即专以史论、时务策两门发题。生员岁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经文，生员科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经文，以免荒经之弊。童试一切照生员，惟将正场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经文而已。盖生童考试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经古场久已列算学一门，是尤不劳而理者也。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试难，试官易。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诏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讲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馀。乡会试之外，惟殿试临轩发策，典礼至重，自不可废，然可即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无论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讲求政治为主。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见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则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则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销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诗赋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谓议者之说，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因存其说于此，并将朱子论科举之弊及欧公论三场以渐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谋虑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语焉。 　　《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 　　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论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记》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贡举私议》云：“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语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作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作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更须兼他科目取人。”［同上］问：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同上］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使朱子见今日科举时文，不知更以为何如耳。 　　节录欧阳公论更改贡举事件扎子［庆历四年］： 　　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理当变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变法之利，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欧公时之不专重诗赋，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而去，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进，考者不至疲劳。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 　　农工商学第九 　　石田千里，谓之无地；愚民百万，谓之无民。［《韩诗外传》语］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劝农之要如何？曰讲化学。田穀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穀，利薄不足以为养，故昔之农患惰，今之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欲尽地利，必自讲化学始。《周礼》草人掌土化之法，实为农家古义。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又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西人谓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若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其乡之物产，以告于学堂，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上海《农学报》多采西书，甚有新理新法，讲农政者宜阅之］昔者英忌茶之仰给于华也，印度锡兰讲求种茶，无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销路仅恃俄商，大率俄销十之八，英、美销其一二，缘茶中含有一质，涩而兼香，西人名曰“胆念”，印茶惟胆念较华茶略少。故俄尚食华茶。若再数年，印茶日精，恐华茶无人过问矣。此茶户种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机器，烘焙无法之弊也。［光绪二十年，湖北、湖南两省合力，以官款买茶三百二十箱，附俄公司船运赴俄境，自销之。西路水运，销阿叠萨，托出使许大臣交俄行带售；东路陆运，销恰克图，托俄商佘威罗福代售，除茶价、运费、关税外，西路赢馀得息一分，东路赢馀得息五分。若使我自有公司在彼，其利必更饶馀可知也］丝之为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西洋各国用华丝者十之六；三年以内，日本丝销十之六，意国丝十之三，华丝仅十之一，且本贵则价难减，价昂则销愈滞。此由养蚕者不察病蚕，售茧者多搀坏茧，茧耗既多，成本自贵之弊也。外国种棉分燥土、湿土两种，长茎宜湿地，短茎宜燥地。种植疏阔，故结实肥大。［种子三粒为一窠，长至四五寸，留壮者一株，其馀拔去，每茎相距横三尺三寸，纵一尺三寸］洋布、洋纱为洋货入口第一大宗，岁计价四千馀万两，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一口进口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特是洋纱最精，有至四十号者，而华棉绒短纱粗，以机器纺之，仅能纺至十六号纱止，以故不能与洋纱洋布敌。购洋棉子种之，多不蕃茂，此由农夫见小，种棉过密，又不分燥湿之弊也。麻为物贱，南北各省皆产，然仅供缉绳、作袋之用，川、粤、江西仅能织夏布耳，西人运之出洋，搀以棉则织成苎布，搀以丝则织为绸缎，其利数倍。此由沤浸无术，不能去麻胶，又无搀丝之法之弊也。［湖北现设制麻局于省城外，以西法为之，若有效，各省可仿行］丝、茶、棉、麻四事皆中国农家物产之大宗也，今其利尽为他人所夺，或虽有其货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视内灌，愚懦甚矣。［惟种稻，西人谓其勤力得法］西法植物学谓土地每年宜换种一物，则其所吸之地质不同，而其根叶坏烂入土者，其性各别，又可以补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为精微，此亦简显易行者也。工学之要如何？曰教工师。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工有二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 ��、变新式，非读书士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中国局厂良匠多有通晓机器者，然不明化学、算学，故物料不美；不晓其源，机器不合，不通其变，且自秘其技，不肯传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众生事为得计，此《王制》所谓执技事上，不与士齿者耳。今欲教工师，或遣人赴洋厂学习，或设工艺学堂，均以士人学之，名曰工学生，将来学成后名曰工学人员，使之转教匠首。更宜设劝工场，凡冲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陈列于中，以待四方估客之来观，第其高下，察其好恶，巧者多销，拙者见绌，此亦劝百工之要术也。商学之要如何？曰通工艺。夫精会计、权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环无端，中国之商惟听其自然而已。所冀者亿中之利，如博塞求赢，但凭时运；所分者坐贾之馀，如刮毛龟背。虽得不多，虽有积货如阜，日赢千金，犹为西商役也。至劝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译商律。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华商集股，设有欺骗，有司罕为究追，故集股难。西国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虽敝，然仍是芽嫩无烟者价高而速售，霉湿搀杂者、样盘抵换者价亏而难销，若不求自治之方，而欲设总行以为合群持价之计，西商固必不听，群贩亦必不从。一曰游历。各省宜设商会，上海设一总商会，会中自举数人出洋游历，察其市情货式，随时电告以为制造、贩运之衡，此较设外洋公司为易。夫学问之要，无过阅历，各国口岸即商务之大学堂也。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至如驼羊之毛、鸡鸭之羽皆弃材也，马牛之皮革皆贱货也，西商捆载而去，制造而来，价三倍矣。水泥［西人名塞门德士，华名红毛泥］、火砖［以中国观音土和砖屑烧成之］、火柴、火油、洋毡、洋纸、洋蜡、洋糖、洋针、洋钉，质贱、用多而易造者也。事事仰给外人，而岁耗无算矣。然而以上诸事，非士绅讲之，官吏劝之不可，荀卿盛称儒效，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耳，乌睹所谓效哉？ 　　兵学第十 　　或曰：兵必须学。《论语》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诸葛忠武曰：“入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学。霍去病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岳武穆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无法、无教也。此皆圣贤名将之说也，何道之从？曰：吾将以四说通之。盖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有械不利，利械不习，与无手同；工作不娴，桥道不便，辎重不备，与无足同；地理不熟，测量不准，侦探不明，与无耳目同。聚千万无手、无足、无耳目之人，乌得为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战之具，范之以不败之法，既成为兵矣，而后可以施方略、言运用。至于方略运用，岂必西法，亦岂必古法哉。汉《艺文志》兵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馀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陆军之别有五：曰步队、马队、炮队、工队、辎重队，工、辎两队皆兼有步队之所能，每一军皆兼有之，如四体具而后为人。工队主营垒桥道之事，辎重队主械药衣粮之事，西法以步队、炮队为最重，马队止为包抄及侦探之用。工、辎二队，古人所略，缘火器猛烈，或大队相持，或侦探扼守，必须掘地营、开濠堑，顷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须应时可渡，故立工队。今日用快枪、快炮，所需弹药过多，［一装五子、十子连珠而发者为快枪，炮子如枪子式，弹药相连，一分钟可放数十出者为快炮］以及备战各物至为繁重，故立辎重队，分为数起，层递转运，故进不误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训》言：将以五官为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军者也；一曰候之官，侦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即工程队之官也；一曰舆之官，即辎重队之官也。其一阙，其说舆之官曰：“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舆之官也。”往年辽东之战多因无此队之为累矣］临战之善有三：一、未战先绘图，［欲兴敌国有战事，先于一两年前详绘敌境地图］一、马队充侦探，［侦探必以马队分途四出，更番归报］一、前敌有军医。［随在阵后，药物皆具。西法有军乐队，以作战士之气，今姑从缓］恤兵之善有四：一、饷厚，一、将不发饷，别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为供备，一、阵亡者恤其家终身。教武备学生之法有三：曰学堂，曰操场，曰野操。学堂讲军械理法，地理测绘，战守机宜，古来战事。操场习体操，队伍，火器。野操习分合、攻守、侦探。［或于山阜，或于溪谷，或于平地，作两军对敌状，惟将所指挥无定式，不仅在校场排演旧阵也］将领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战图。兵棋者，取地图详绘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书马，步各队，将校环坐，各抒所见，商榷攻守进退之法。战图者，取西国古来大战事诸图，推究其胜败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场，迟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即有学堂，［若绿营把总外委额外，勇营哨官，哨长皆为弁］步队、辎重队弁十四月，马队弁十六月，炮队、工队弁十八月，均兼随营操演。［其十四岁以前例入之小学堂，不在此数］教将官者，学堂五年，随营操演二年。［若绿营千总以上至副将，勇营管带以上至分统皆为官，以下为弁，界限甚严］教大将者，学堂五年，随营二年，再入大学堂二年。［若提镇及大统领］凡为将官者，虽为官，仍不废学，以时受教于本管之将领，必至大将乃不受学，初入学� �者，年无过二十岁。总之，略于教兵，详于教将，此其要旨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此其通例也。水师之别有二：曰管轮，曰驾驶。管轮主轮机测量，驾驶主枪炮攻战、先教之于学堂，大率五年。复教之于练船，游历各国海口，习风涛，测海道，观战事，大率三年。其事较陆军为尤精。［将领之外，又有关涉军事最要之官两项：一曰参谋官，主谋画调度，考地理，审敌情，国君之参谋，若宋之枢密、明之本兵，将帅之参谋，若今之营务处而较尊。一曰会计官，主一军械物、衣粮、车马，何物用汽车，一车装若干；何物用马，一马驮若干；何物用马车，一车装若干，皆预算于平时，若今之粮台。两项官皆出于学堂，参谋尤重。今日固有营务处、粮台，但无预为此学者耳］兵之等差有三：在营者为常备兵，教之三年，即遣之归，名为预备兵，不给饷，每年调集一操，酌予奖赏。又三年则罢为后备兵，有大战事，常备不足，则以预备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备之退为预备兵者约三之一，补新兵亦三之一，新旧层递蜕换，行之二十年，则举国之人无不习战者，用饷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气常新。其法创始于德，欧洲效之，东洋踵之。［欧洲大战动辄用兵二、三十万，故兵须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国重武，其民以充兵为荣，为国家效力计，不为一身糊口计。［华兵以入伍为生计，故疲老多而裁汰难］且工商多，闲民少，其兵皆有技能，军籍既脱，仍有执业，故可行也。中国若仿为之，则惟有于三年学成之兵发给凭照，退为预备兵，遣归本籍，酌给半饷，以供本县缉捕之用。改业远出者不给饷，三年以后亦照西法退为后备，有事募集，亦可得半。至其教将士之本务有二：曰知忠爱，曰厉廉耻。［西洋将官教武备学生之言曰：“汝等须先知自己是中国人，将来学成，专为报效国家。若临战无勇，乃国家之耻，一身之耻。若无此心，虽练成与西兵一律之才能，亦无用也。”云云，西人武备书所言，意与此略同。东洋将领人给官书一卷，佩之于身。有来湖北者，取视其本，所载皆中国古来忠义文字，如《出师表》《正气歌》之类］所以将士皆能知忠爱，厉廉耻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国君服提督之服，邻国之君相赠以武将之衔，临战之饥寒有备，战殁之家属有养，兵之死亡，君亲吊之；兵之创伤，后亲疗之。故将之尊贵过于文臣，兵之自爱过于齐民，强国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在上无发愤求战之心以倡导之，兵虽可用，将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孙、吴、韩、岳、戚，近今之江、塔、罗、李、多，与西人战，能胜否乎？曰：能。亦学西法否乎？曰：必学。夫师出以律，圣之明训也；知己知彼，军之善经也；后起者胜，古今之通义也。兵事为儒学之至精，胡文忠阅历有得之格言也。［《孙子》火攻篇即西法先导，谋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争天下之交、养天下之权，皆西国兵争要义。《吴子》：“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与西法行军修路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与西法学堂重在教将领合。畜骑之对，与西法养马合］知忠爱廉耻则必学。其不学者，必其不知忠爱廉耻者也。使诸名将生今之世，必早已习其器、晓其法，参以中国之情势，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义之气，运以奇正之略 ，奚为而不可胜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废弛，而藉口于汉家自有制度，亦多见其无效忠死国之诚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东洋、西洋大略皆同，盖由推求精善，故各国有则效而无改易之者。语曰：“不习为吏，视己成事。”况不习兵而又不视成事，岂不殆哉？ 　　矿学第十一 　　矿学者，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难。夫以浑浑土石，略见苗引，而欲测其矿质之优劣、矿层之厚薄、矿脉之横斜、施工之难易，是何异见垣一方人之神术矣。西国矿师之精者声价极重，不肯来华，其来者中下驷而已。方今兴利之法，诚无急于此者，然华商既无数百万之巨资，矿之易开者，一矿亦须数十万，又无数十年之矿学，但凭西师一言，岂能骤集巨股？且无论何矿，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层，资费耗尽，亦必中作而辍。若略备微资，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废然而返，是矿利终不可兴也。是惟有先讲实学，缓求速效之一法。今山东之矿已为他人所笼，山西之矿亦为西商所觊，若东三省之金，湖南、四川、云南以及川滇边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为丰饶，他省亦尚不多。有矿之省，宜由绅商公议，立一矿学会，筹集资斧，公举数人出洋，赴矿学堂学习，数年学成回华，再议开采，察矿之质性。而后购机。水有开通运道之法，陆有接通大小铁路之法。而后采矿，能不用西师固善，即仍用西师，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为所欺。如是则得尺得寸，不等于象罔求珠矣。窃谓今日万事根本惟在于煤，故煤矿较他矿尤急，而开煤尤非凿井深入不为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质必较多，其矿气必较重，其煤质必不甚坚结。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遇水而不能急抽，或积水淹，或架木圮，或煤气闭，或地火发，是四者皆足以坏井。即使浅尝可得佳煤，而所得无多，其井已废，数月必弃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动，虽凿遍九州之山，而断不能得一可用之煤矿。［锅炉、气机止用烟煤、白煤，若炼铁、炼钢必须焦炭，非佳煤不能炼焦炭，非西炉、西法所炼亦不能精，此又煤矿之相因递及者］尝考英国之富以煤矿兴，故西人谓煤矿之利国利民实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则孰能代之？煤源一断，机器立停，百举俱废，虽有富强之策，安所措手哉？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将而后练兵，学水师而后购舰，学工师而后制造，学矿师而后开矿，其始似迟，其后转速，其费亦必省。或曰：必待学成而后开矿，如时迫效远何？无已，则有一变通之策焉。就本省内择取一矿，募西人之曾办矿厂确有阅历者与议包办，一切用人购器听其主持，不掣其肘，约定出矿后优给馀利，限满而不得矿有罚，即于局内设矿学堂，矿成获利以后，我之学生及委员、工匠皆已学成。此藉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但须严定限制，止开此处。若全省包办，则其害甚大，不可行］记曰：“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若人无湛深之思，专壹之志，而欲乞灵富媪，安坐指挥以侥大利，盖不可得之数矣。 　　更有一策，与西人合本开采，本息按股匀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此策在前三年则必梗于时议，此时或可行矣。 　　铁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士之利在广见闻，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兵之利在速征调、具粮械。三代以道路为大政，见于《周礼》《月令》《左传》《国语》诸书。西法富强尤根于此。中国道路之政久已不讲，山行则荦确，泽行则泥淖，城市芜杂，乡僻阻绝，以故人惮于出乡，物艰于致远。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凡此五学，总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一曰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至于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徭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万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耳目聪明而后有知觉，心知灵通而后有谋虑，耳目者外国报也，心知者学堂也，气脉者铁路也。若铁路不成，五学之开未有日也。至铁路所不到之处，则先多修马路及行手车之小铁路，阜民敏政，亦其次矣。综观东西洋各国，自三十年来无不以铁路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网，大国有铁路数十万里，小国有铁路二三万里。［东西洋各国公设有铁路会，考求铁路利病新法，三年一举］今中国干路北起卢沟，南达广州，已归总公司建造，以后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须抵押，独修铁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无须他物，商为之则利在商，国为之则利在国，况方今东海之权，我已与西洋诸国共之，门户阻塞，如鲠在喉，若内无铁路，则五方隔绝，坐受束缚。人游行于海上，我痿痹于室中，中华岂尚有生机乎？昔魏太武讥刘宋为无足之国，以此较两国胜负之数，谓北朝多马，南朝无马也。若今日时势，海无兵轮，陆无铁路，则亦无足之国而已。及今图之，为时已晚，若再因循顾虑，恐尽为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会通第十三 　　《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译西书者借其字耳］《周礼》土化之法，化治丝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也。《周礼》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农学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中庸》“来百工则财用足”，夫不以商足财，而以工足财，是讲工艺、畅土货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乡而必居肆，意与《管子》处工就官府同，是劝工场之义也。《周礼》训方氏训四方，观新物，是博物院、赛珍会之义也。《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国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说也。《大学》“生财大道，为之者疾”，《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旅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周礼》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学之义，亦即出口货无税、进口货有税及进口税随时轻重之义也。《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武备学堂之义也。［《司马法》“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与西人交战时有医家红十字会同］《汉书》艺文志谓九流百家之学皆出于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专门学堂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内则》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聘义》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礼，是体操之义也。《学记》“不歆其艺［从郑注］，不能悦学”，是西人学堂兼有玩物适情诸器具之义也。《吕刑》“简孚有众，维貌有稽”［貌，《说文》作緢，细也］，《王制》“疑狱氾与众共之”，是讼狱凭中证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王制》“史陈诗观民风，市纳价观民好”，《左传》“士传言，庶人谤，商旅市，工献艺”，是报馆之义也。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昔孔子有言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是此二语乃春秋以前相传之古说。《列子》述化人，以穆王远游，西域渐通也。邹衍谈赤县，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然则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后西汉甘英之通西海，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腾辈之东来，法显辈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师子国有晋白围扇，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 ��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即以中土才艺论之，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于古？［日食有定，自晋人已推得之］谓圣人所创，可也；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苏，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不通之害，口说纷呶，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冲淡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气，故《内经》以肝为将军之官。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向戌弭兵，子罕责其以诬道蔽诸侯，况今之环球诸强国，谁能诬之，谁能蔽之？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胶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顺矣，廿年以来但闻此国增兵船，彼国筹新饷，争雄争长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国惧我，强国亲我，一动与欧则欧胜，与亚则亚胜，如是则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权在我也。我无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为万国笑乎？诵《孝经》以散黄巾，黄巾不听；举驱虞幡以解斗，斗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有败约者必出于战，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则东洋助顺，西洋居闲，而东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若弭兵之议一倡，则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会之成，更不复有忧危图治之心、枕戈待敌之事。各省寥寥数军，裁者不复，存者不练，器械朽败，台垒空虚，文酣武嬉，吏贪民困，忠谏不入，贤才不求，言官结舌，人才消沮，诸国见我之昏愚如此、无志如此，于是一举而分裂之，是适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劳矣乎？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谓公法为可恃，其愚亦与此同。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古来列国相持之世，其说曰力钧角勇，勇钧角智，未闻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不得与于万国公会，奚暇与我讲公法哉？知弭兵之为笑柄，悟公法之为讏言，舍求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异教相攻，自周秦之间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庄，道也，而与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与他儒家相攻。唐则儒、释相攻，后魏、北宋则老、释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争盛衰。欧洲因争新教、旧教，连兵相杀数十年，乃教士各争权势，藉以为乱，非争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纯，人伦之至，即远方殊俗亦无有讥议之者。然则此时为圣人之徒者，恐圣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张大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来，西教堂布满中国，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德国藉口，遂踞胶州，各国乘机要求，而中国事变日亟。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如仍颓废自甘，于孔、孟之学术、政术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才略不足以张国威，而徒诟厉以求胜，则何益矣？岂惟无益，学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民藉端攘夺，无故肇衅，上贻君父之忧，下召凭陵之祸，岂志士仁人所忍为者哉？不特此也，海上见闻渐狎，中西之町畦渐化，若游历内地，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则呼噪以随之，掷石欧击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并不问其为教士、非教士，欧洲人、美洲人也。夫无故而诟击则无礼，西人非一，或税关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历，或传教，茫然不辨，一概愤疾则不明，诏旨不奉则不法，以数百人击一二人则不武，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则不知耻，于是外国动谓中国无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于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先哄传搜获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无目者，百口一辞。及委员往，会同府县一一验视，则皆无影响，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内瘪，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伤，群疑始释。又如光绪二十二年江阴教堂之案，乃系劣生向教堂索诈，埋死孩以图栽诬，城乡周知，其人当即服罪讯结。此皆近事之可凭者］试思西教创立千馀年，流行地球数十国，其新教、旧教争权攻击，则多有之矣，从无以残忍之事为口实者。若有此事，则西国之人早已尽为教堂残毁，无完肤、无遗种矣。若谓不戕西人，惟残华民，则未通中华以前，此千馀年中之药物、镪水、银条，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国所需之药物、镪水，所来之银条，一日之内即已无算，中国各省虽有教堂，又安得日毙数千万之教民，日抉数千万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语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荐绅先生、缝掖儒者，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