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子藏 / 杂论-270部 /

　　18旧以为今古同重。李命三以为古不如今。其说是也。六艺皆孔子作，礼亦为孔子所传，本同一源，纤毫悉合。以今礼说六艺，首尾贯通，无待勉强。又秦汉皆今学，诸子博士莫非此派。义证详多，今学所长也。《古书》《毛诗》本以立异，意主释经，今礼即由经文推出，欲树别义，必背经文，古学受制于经之事也。明著之条，苦不能变，则于其细微枝节处变之。而辅以异例、异说以求自别。然其改变，不过十中之二三，所改既于经嫌强合，又与不变之条每相龃龉，此《古书》《毛诗》之所以不如今学也。至于《周礼》出于羼补，《王制》纲领贯串，节目详明，实可举行，而经传载记、子、纬、史、志，符合师说，不可胜计。[长寿李命三《王制集说》可考]《周礼》其为《佚礼》原文者无足谕，其专条不惟纲领不能寻，且与本书亦相矛盾。即如封建、爵禄之类，全不能行，且诸书并无一明文确证。《周礼》本依托《王制》以行，若提出今学明条，更无以自立。至于《诗》《书》经文，全同今学。古学乃以《周礼》推说《诗》《书》，自张门户。而经文与师说明说今欲变之，亦如《周礼》之变《王制》。故杜、贾、谢、卫诸家先录经文旧说，不能骤改，取可以通融之条简略注之。至于《马传》，更加礼说；郑君继起，乃稍明备。然所加与经不符，勉强衍说，臆撰无征。[以《尚书》五服马、郑注考之，其义自见]今经专条，则避难不说，此其短也。今本《毛传》略存训诂，礼制缺略，此谢、卫开宗之本，杜子春说《周礼》与之略同。说者不识此意，以为古学简略。按秦传记莫如《两戴》，西汉之作则伏、董、韩、刘，莫不详明，何尝似此简陋？今欲解经悉合古说，岂不大难？至《孝经》《论语》，不过意取备对，与今学相配，彼时未成家矣。盖是非本有一定，今学既为正宗，而谓别派亦精确详审与之相比，固非情理所有。若能精思果力，再补义例，突过前贤，亦势所能。若谓足敌今学，则恐终难，愿与治今、古者共勉之。 　　19旧以今学无异说，古多异说。周宇仁以为今多古少。其说是也。今学弟子人多，数经不同，又历年久远，不能不有异义。曾子与子游裼袭异同，儒家分为五派，此其验也。古学本只《周礼》，乃多与《诗》《书》不同，何况今学？旧说过拘《王制》，凡有异说皆归古学。今于哀、平以前不立古学名目，则凡异说统归今派，不必拘定《王制》，以六艺为断，为得其实也。 　　20旧说以《周礼》《毛诗》《左传》《古书》为一派相传。新繁杨静亭以为《毛诗》在后。是也。《左传》建国立官，多仍今义，而《周礼》则故与相反，此二书不同之证。古文以其传于刘歆，遂自为古，非也。《古书》《毛传》则经无明文，徒取《周礼》古制之专条，推以说之；二书今学名条，反致不敢直用。盖欲取之以为说，则适与今同，无以自成门户。凡所主张皆古学专条，此述者之事，不能自由之苦衷也。其始虽欲立异，门户尚未分明；其后门户既改，从违不得不严，反于今学不敢袭用。此四书有明文、无明文，用今学、不用今学之分。所以古学之中又自有异同也。 　　21旧以今、古学皆有经。富顺王复东疑其说。今按：前说误也。经为孔子所传，凡经皆今学，即《孝经》《论语》《左传》《国语》亦然，则固无古经矣。《周礼》本为传记，今蒙经名，然其原本今学，不过刘歆所改数条乃为异耳，不得为经。《书》《诗》与《易》，更无论矣。今定凡经皆为今学，古之所以不如今，以其出于附会羼改也。 　　22旧以古学汉初有传授。刘介卿以为始于刘歆。其说是也。古学以《周礼》为主，虽《左传》早出，非古学。古学始《周礼》，《汉书·河间献王传》有得《周礼》之文，出于校补。刘歆颂莽功德云“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可知《周礼》出于歆手，以为新室制作。其书晚出，故专条西汉无一引用，《移博士书》亦不援以自助。孔氏《书》有经无说。毛公本传子夏。东汉以后之《古书》《毛传》非西汉之旧。《费易》亦后来以配古学，实失其实，西汉无古学可知。虽叔孙通定礼有与《左传》相同之处，此乃今学，实非古学专书。古文家所指之张丞相、贾子、孔氏、太史公、毛公皆实为今学，得此考定，然后今、古之说乃明。 　　23旧以今学于古学有因革，于孔子前已立古名，孔子损益，乃为今学，则先古后今矣。不知古学至东汉乃成，虽《左传》出于先秦，然其书兼传六艺，据《王制》立说，由刘歆立古学，援《左传》以为助，与《礼记》无异。歆所详《周礼》本于《佚礼》，是古全由今学生，非古在今前也。旧误以周制为古学，故致颠倒，实在周制本不可考。《左传》全用六艺师说，虽间有为古文家所点窜，然其大纲不能有异，凡异处谓其生于今学可也。不得以古前今后，失先后之实。 　　24旧以传古学者亦有弟子。此说非也。弟子本不止一说，然皆传孔学，自当同为今派。《左传》经说亦为弟子，孔子教授多在著述以后，弟子亦无闻古学先归之事。《周礼》《书》、《诗》事从后起者，更不待论矣。 　　25《诗》之鲁、齐、韩三家，旧以鲁纯今学，齐、韩皆参用古学。按其时尚无古学，何缘参之？盖多互文见义耳。《公羊》之与《穀梁》，本同此例。今以《穀梁》《鲁诗》为鲁学，《公羊》《齐》、《韩诗》为齐学，不尊鲁而薄齐，特以此示异同之例。齐学同祖孔子，特文义参差，后人不明此义，强为分别耳。今以韩附于齐，只分二派，以乡土说之。至于古学，当时未成，东汉以后亦非乡土所拘，不入乡土之例，示区别焉。 　　26旧以孔子前子书归入古学。华阳范玉宾以为非。今按：范说是也。子书多春秋以后处士托名，管、晏未必自撰，半由后儒掇拾。又子书多采古书，如《管子》之《弟子职》及《地员》等篇，非《管子》书，或集《管子》者之采入，抑或汉以来乃附入，其中实多今学专家之语。今当逐书细考，不能据人据时以为断。至于兵谋、纵横等书，本不入派，如其中有为今、古学所同者，摘钞备证可也。 　　27旧用古说，以为五经皆为焚书，有佚。康长素非之。今按：康说是也。博士以《尚书》为备，歆愤其语，遂以为五经皆有佚缺，然后古文可贵。《易》有《连山》《归藏》，《书》有《百篇序》，《诗》有赋、比、兴、笙诗，《春秋》有邹、夹，《礼》有《佚礼》，托之壁墓，尊为蝌蚪，群仍其误，以为经缺，千年不悟。近来诸儒讲西汉之学，牟、邵诸家乃证经全之说，信而有征。文详各经凡例，足相发明。 　　28旧以《春秋》为孔作，《诗》《书》、《易》《礼》则为文王、为国史、为周公之遗，以四经与《春秋》不类。使孔但作《春秋》，则四经当为旧制，必有异同。今一贯同原，知无新旧之异。六经垂教，不能参差；四代同文，必由一人手定可知。歆《移书》犹以经归孔子；以后报怨，援周公以与孔子为敌，遂以《易》为文王、周公作，《春秋》为鲁史，《仪礼》出于周公，《书》为历代史笔，《诗》国史所存，挦掇仲尼，致使洁身而去。东汉以后，虽曰治经，实则全祖歆说。 　　29旧以史册为古学。华阳张盟孙以为不然。是也。古学托始《左传》，其书实以今礼为本，非据史册为说。[其据史册为说者皆异例，非异礼也。须辨之。]既不能加古名，安能指史册与《左传》同类？谓古学家祖之，则可；遂以史册为古学，不可也。凡属史册，今不以归二派，旧例今、古同者亦附焉。 　　30旧专据《王制》以为今学，凡节目小异者遂归入古学。胡敬亭以为文异义同。其说是也。盖当时拘泥《王制》《穀梁》鲁学为今学专门，凡文不见二书者，不敢据为己有。又以《左传》为古学，其文与鲁学小异者，皆以为古学。《周礼》《国语》多同孔语，故以为孔子实传古学。刘歆以前，如张苍、贾谊、毛公皆传古学，代有授受。及细考之，乃知《左》《国》全为今学，其书早行，未经刘歆羼乱。《周礼》亦惟专条乃为刘歆语，其与《戴记》同者皆为今学。实古学之所以立者，全在今《周礼》羼改数条，歆以前实无此等议论。今学广大，不能仅据《王制》明文，有言有不言，要之皆其所统。由此观之，则西汉以上无不为今学者。《周礼》古文之学实至东汉中叶乃盛行。所指师传，皆为伪托。如《祭法》庙制、祭仪与《国语》同，而《荀子》亦有此说。《祭法》有祧、有明堂，《王制》无之，孔子之言祧，言明堂者不一而足，此不能尽屏为异说也。盖事理繁博，诸经每详一端；细节门目，必须参合，乃能全备。犬纲之封国、职官、选举、学校，群书皆同，而细节文多互见。即以庙制言，大纲之七庙，祀天神、人鬼莫不同，而祭期则小异。《诗》与《王制》详四时，《祭法》有日、月、岁、终，《孝经》只春、秋二祭，《公羊》则言禘、祫，说各相歧。必合通乃为全义。言大纲者则参互者传记之细节。《王制》虽大纲略备，然事理非一书能详，其大纲同，而节目不无小异。治《孝经》《国语》者亦然。又汉去春秋久，《王制》为先师之本，《公羊》传严、颜二本，犹自不同。考《白虎通》有《王度记》，《王度》当为《王制》副篇。《王度》有记，则《王制》有记可知。举一家之本，以尽括今学，势所不能。今欲举《王制》括群经，则以大纲为主。如以《王制》说《公羊传》，传文不同者，则以尊卑异仪，差互见义，略举示例。文异义同诸例之至群经亦同，然后《王制》广大。足以包括群经，不致小有异同，辄屏为异说。如《礼记》孔子礼说与《王制》多异，固有依托；然其说多与六艺合，则不能不以为孔子说。必有此例，然后《王制》足以包之。[如《曾子问》《檀弓》所言礼制多与《王制》不同之类]然此为专治《王制》言之。若各举一经以合《王制》，宜专明本经，不关异说。若再牵涉，徒滋烦扰。师说参差，莫如《戴记》，今即以治《戴记》之法治《王制》，参观以求，思过半矣。 　　31治经须有次第，亦有年限，今略定为此说，以待治经者之采择焉。《王制》以后世史书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五服，则地理志也；其言兴学选举，则选举志也；其言巡狩、吉凶诸事，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财富，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志也；其言司寇所掌，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领，皆具于此，宜为一王大法。今立此纲，凡治经者，先须从此入手。此书已通，然后治《诗》。《诗》之东西通畿、大伯、二卿、四岳、两卒正，此陈九州风俗以待治也。[《尚书》之周公篇与末四岳横说与此同]《大雅》王事应《三颂》，《小雅》应《国风》，移风易俗，所谓平治之具也。此一代一王之法。《三颂》者通其书于三统也，如《尚书》之四代。洽《诗》以后，可以治《尚书》。《尚书》专明三统，《帝典》规模全与《王制》相合，俨然一代之制。以下二十七篇则《帝典》细节。三代之文甚略，以《帝典》推之，列序三代，即《诗》三统之意。《书》中又分礼制、行事二门。礼制专言制度，如《立政》言选举、官人之法，《禹贡》言九州、五服之制，《吕刑》言司寇之事，《禹誓》《费誓》言司马出征之事，《文侯之命》言加命之事，《顾命》言继位之礼，《洪范》言阴阳五行之事，为全书大例。此数篇以制度为主，朝庭典制，故文从字顺。《商盘》《周诰》则多述时事，告下之文，故不易读。言时事者近于国风，言制度者近于雅、颂。《诗》《书》已明，然后习礼乐。《仪礼》者，《王制》司徒所掌六礼之节文，异说甚少，全为仪注之事，治之甚易。乐者，《王制》大乐所掌之实事，言止一端，易于循求。礼乐已明，然后治《官礼》。[据《周礼》删去伪羼之条，易今名以别之。]《官礼》者即《佚礼》原文，立官与《王制》冢宰三公相同，《曲礼》六大、五官、六府、六工即其旧目。《王制》于诸官举其大纲，此为专书加详，二书重规叠矩。《王制》已明，此书迎刃而解。然后可治《春秋》。《春秋》者举《王制》之意衍为行事，制度纲目全同《王制》。《王制》如宫室图样，《春秋》则营造已成者。群经已明，《春秋》易治。然后治《戴记》《左》、《国》。《戴记》者群经传记。《王制》为大宗，又分类附各经，则说已大明，不嫌繁难矣。《左》《国》虽主《春秋》，群经传说皆见于本经，更以类相从，事最易举。统计以三年学《王制》，《诗》《书》、《礼》《乐》、《官礼》《春秋》《礼记》《左》、《国》，一年治一经，十二年而群经皆通。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今之学者终身不能一经，皆由失此秘钥故也。 　　32六经相通之事，如《春秋》亲迎，《诗》《礼》莫不同。《春秋》三年丧，《诗》《书》、《礼》皆同。《春秋》讥世卿，开选举，《书》《礼》皆同。《春秋》九州、二伯、方伯，《诗》《书》、《礼》莫不相同。《春秋》讥再娶娣侄，《诗》《礼》皆有明文。[约举数端，馀可类推。]三公九卿，群经皆同，惟伪《周礼》独异耳。又九州五服，群经皆同，亦惟《周礼》独异，并无时代乡土之异。又即《尚书》而论，《禹贡》与典、谟同，《吕刑》与《帝典》同。《尚书》四代礼制实无沿革，使非孔制，四代当有异同，即一经中不自矛盾乎？伏君《大传》又何为据《王制》以遍说四代乎？惟六经合为一书，故此经所详，彼经所略。如明堂辟雍，大典礼也，《诗》言之而《春秋》《书》、《礼》可从略。制爵班禄，《春秋》详之，而《诗》《书》、《礼》不详言。相济相成，乃能全备。后人专学一经，便有所穷。故博士议礼，本经所无，则从阙略。经学须博通，乃备一王之制也。[汉人博士据《王制》以遍说群经，使非相通，万不能一律相合，观十四博士同一制度，则经学之相通无疑矣。] 　　33自春秋至哀、平之际，其间诸贤诸子、经师博士，尊经法古，道一风同，皆今学也。虽其仁知异见，乡土殊派，然谭六经必主孔子，论制度必守《王制》，无有不同。刘歆报复博士，创为邪说，颠倒五经。改《周礼》而《王制》毁，言邹、夹而三传阙，有《毛诗》而三家绝，有马、郑而今文佚，经学真传由歆一人而斩，所存二传、二礼，又皆乱于歆说。东汉以来皆受其欺，甚且助虐。故自西汉以后，六经分裂，不能相通，经礼纠纷，徒滋聚讼。今欲正千余年谬误，不能不首重巨魁，胪其罪状，与天下后世共证之也。 　　34王子雍与郑君争不胜，造伪书以自助；刘歆与博士争不胜，改变古书以自助，其智同也。初则博士假朝廷之权以遏抑歆，后则歆假王莽之势摧击博士。歆掌儒林，既负权势，得以自由，又淹博有作伪之才，遂足以翳蔽孔子，颠倒五经。自有刘歆，经学遂驳杂不纯，掩蔽圣心，使后来治经者，无一人能窥见尼山微意。今删汰古学四经，然后六经同源，微言可显。 　　35刘歆官司儒林，职掌秘籍。方其改羼《佚礼》，以为《周礼》，并因博士以“尚书为备”一语，遂诋六经皆非全书。弟子恐其无本，则私改史书、纬书以自助。如《七略》之有《周礼》《左氏》《古书》《毛诗训诂传》，此刘歆所改。他如《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后汉书·儒林传》之《毛诗》《周礼》等字，则为后来校史者所补。又范书以《毛诗传序》为卫、谢作，是晋宋间犹不以《毛诗传序》为西汉以前之书。今《郑笺》《郑志》别有以《传序》为子夏、毛公作之文，此为后人记识刊本，误以入笺。《孔疏》所引《古书》与古文同者多，多为后人伪造，刘炫好作伪说，当出其手。[与六朝人造《左传》渊源同]此等皆伪说，史、纬别有真条。今人治经，先看陆氏《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宜其不得途径。今先考明其真者，然后伪说可祛。必先洗涤伪说，然后可以治经。[说详《古学各经渊源证误考》与《释文证误》《隋书经籍志证误》中，《新学伪经考》甚详。] 　　36刘歆颠倒五经，至今为烈。真为圣门卓、操，庠序天魔。盖其才力既富，又假借莽势，同恶相济，党羽众多，流害深广，不惟翻经作传、改羼《佚礼》而已。至于史书纬候，亦多所改窜，后来流说，愈远愈误，至于不可究诘。今一旦起而正之，或者犹执流俗之经说、羼改之史文以相难。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 　　37天下之事，是非不能两立。而刘歆伪说乃与孔子六经并立千余年，人不能止其非。虽攻《周礼》者代不乏人，然由于今学未深，不能心知乎真，何能力辨乎伪。故前人所指《周礼》之伪，半多真古书，于其伪者反不敢议，故遗误至今。诚于今学多一分功夫，则古学多露一分破绽。今学大明，则古学不攻自破。惟流误已久，若不辟之，恐不明白；然必于今学实有心得，方知其实。若但知其误，而不能心悟乎真，亦无益也。 　　38六经传于孔子，实与周公无干。哀、平以前，博士全祖孔子，不祖周公。刘歆《移书》亦全归孔子，后来欲攻博士，故牵引周公以敌孔子，古文家说以经皆出周公是电。后人习闻其说，遂以周公、孔子同祀学宫，一为先圣，一为先师，此其误也。古学以《诗》《书》、《春秋》为国史，《周礼》《仪礼》为周公手订，《易》爻辞、《尔稚》为周公作，五经全归周公，不过传于孔子，与刘歆《移书》相反，与“作六经贤于尧舜”之文不合，此当急正者也。[崔氏《考信录》已驳周公著作诸说。] 　　39博士以《尚书》为备。本出微言。[详见《尚书二十八篇叙例》]刘歆愤激其语，极力攻之，遂以五经皆为不全。《连山》《归藏》之说出而《易》不全。六艺之名立而《诗》不全。邹、夹之书录而《春秋》不全。[邹、夹无师无书，何以为学？又何以自立？此出歆伪说，欲以攻三传不能尽《春秋》耳。]《周礼》出而礼不全。于五经之外臆撰经名；于博士经学之外别出师法。后人遂疑孔子之经不全，博士之本未足，经学杂而不纯，博士缺而不备。引周公以攻孔子，造伪说以攻博士，皆歆一人之罪。公孙禄劾其颠倒五经，此之谓也。[今学《诗》《书》皆无序，《百篇书序》出于杜、贾，《毛序》则卫宏仿而为之。旧以今学《诗》《书》皆有序，非也。] 　　40旧以古学刘歆以前有传授，与今学同。德阳刘介卿以为西汉无传授。其说是也。真成、康之政至东迁时已多改异，自孔子作六艺，儒者所传皆孔子说。真周制虽间有存者，学者皆以为变古流失。[今《四代古制佚存》中所录是也。]《左》《国》、《戴记》诸子所言，均以孔子为主。刘歆与今学为难，始改《逸礼》以为《周礼》，刘歆以前实无古学派也。秦汉以前，所说礼制有与《王制》小异者，此三统异说之文，实非今学外早有古学专门名家，自成一派。刘歆取《佚礼·官职》篇删补羼改，以成《周礼》。刘氏弟子乃推其书以说《诗》《书》、《孝经》《论语》，此皆东汉事。马融以后，古乃成家，始与今学相敌。许、郑方有今、古之名。今学以六艺为宗，古学以《周礼》为首。今学传于游、夏，古学张于刘歆。今学传于周、秦，古学立于东汉。此今、古正变先后之分，非秦、汉以来已两派兼行也。古学皆出东汉，故《后汉书·儒林传》所言《周礼》《左传》《古书》其说不误。惟《毛诗传序》流误，以为西汉毛公作，或又以为先秦之人。以三事比之，其例自见。《毛传》与杜林《周礼训》相同，但明训诂而已，非西汉以前之师说也。 　　41古学始于刘氏，当移书博士时，所尊三事，皆为今学，不过求立《左氏春秋》、佚《书》《礼》耳。惜博士胶固，摈不与同。及后得志，乃挟《佚礼》改《周礼》，今学诸经悉受其祸，至今未艾。“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今欲见古学晚出，证之《移书》自明。史称《移书》引事直，则无不尽之言，后来古学家羼托之说，皆与此事不合。今特注之，以见《周礼》《毛诗》《古书》之出于后起。“是故孔子忧道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此以乐为孔所订，与古文家以为周公作者不同。]《雅》《颂》各得其所。[此以《诗》为孔子作，与以为国史旧闻者不同。]修《易》[与修《春秋》同，以《易》为本“坤乾”而加笔削，与后以为周文王作、孔子赞十翼不同。]序《书》[与《诗》同]，制作《春秋》，以记帝王之道。[盖此以为孔子制作《春秋》，成王道，与博士纬、杜氏说同。《左传》则以为鲁史旧文，周礼旧例。歆此时本同博士之学，后来攻博士，全与此说反。]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微言即今学所传文王、素王作六艺改制之说也。不能明言，谓之微言。]“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据《汉书·儒林传》以张苍、贾生为传《左传》，今不言，足见其伪托。]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据此，则谓张丞相、尹咸、翟方进等传《左传》以相授受者，误矣。]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泰誓》非博士旧传，伏生只传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之说，合《泰誓》数之也。《泰誓》盖即十六篇《中候》之一，非真《尚书》文也。]故诏书称曰：‘礼乐坏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佚礼》即今《周礼》，乃传非经。]《书》十六篇。[史公所录三代事不见《尚书》者即此，乃传非经。〇据此，则孔壁所得惟《逸礼》《佚书》二种而已，此二书为今学，博士所传，得孔壁乃全本，博士本不全耳。是当别无河间献王得《周礼》《毛诗》之说，而《左传》亦不出于孔壁，如王充所云也。]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旅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经，古字]旧说，[即解经释例之文，《五行志》引“说曰”是也。]多者二十余通，[指说微而言。]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多二十余通者，谓较通行《国语》多二十余篇也。]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无《毛诗》。]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谓以中古文本校博士本有脱误也。]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得此三事，则校书时秘府书与博士所传不同者，三种而已。校书作《七略》，今《班志》乃有《周礼》《毛诗》与《左传》同学。何以刘氏不引二书为据？乃引今学之遗。]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惜闵，士君子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据桓、贯、庸三家皆传《书》《礼》之学者，是《左传》并无师也。刘氏舍朝廷执政本师� �不引以为据，而远及异学民间之儒生平？且云遗学与之同，不免附会。何以不引翟方进等为说哉！]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源。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或不哀哉！”[此攻挦《公》《穀》二家，专为《左氏》而言。]“且以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岂苟而已哉。” 　　42据以上所言，特欲于经学外立《左传》古文耳。但云“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此兼《礼》《书》言之也。《汉书》以《周礼》《毛诗》并传于河间，藏有秘府。《左传》皆有师传授受。《后汉·儒林传》以建武立《毛诗》博士，皆六朝以后伪说行世，校史者据误说所羼改。如《后汉书·儒林传》十四博士之有《毛诗》，是其明证。今据此书为证，伪说自破。故以古学成于东汉，以《周礼》为刘氏所删补，《古文尚书》《毛传》为贾逵、谢曼卿始创之说，非西汉之书也。 　　43初用刘申受说，以《左氏传》刘例，即本传所谓章句出于刘歆。细考《五行志》引“说曰”在刘歆前，史采歆说，可云详矣，今传中无其一语。又歆说例多同二传，今传说、“今说”多与二传不同，简略不全。使歆为之，当不如此。且杜氏所引刘说，多与本传不合，知不然也。《史记》引解说已十数条，则经说不由歆出，更不待言。[说详《左氏凡例》中。]考刘歆文集初年全用博士说，晚乃立异。欲知其年限，因考《王莽传》，乃知《周礼》之出，在于王莽居摄以后。《王莽传》上言《周礼》者只二事，在居摄后；中、下以后则用《周礼》者十之七。可见《周礼》全为王莽因监而作，居摄以前无之。歆当时意在乱博士礼，报怨悦主，不料后世其说大行，比之于经，并改诸经而从之也。如天子十二女，博士说也；百二十女，《周礼》说也。《莽传》上用十二女说，[莽纳女事。]传下用《周礼》说。[莽自娶一百二十人。]使《周礼》早出，抑刘歆早改《周礼》，则当时必本之为说，何以全无引用？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是时《周礼》始出，中多迎合莽意而作。今定《左传》出于《史》前，《周礼》出于居摄以后。《周礼》未出，《左传》亦为今学。《周礼》出，乃将《左传》亦牵率入古学也。[刘歆初本今学，后为古学，考言之甚详。] 　　44刘歆作《周礼》，以为新室法。窃取《公羊》为汉制作之语，而《莽传》不尽用其制。如《周礼》已出之后，犹用以三辅一百二十官之说。盖当时今学甚明，不能遂掩，至于引《周礼》，亦寥寥数条。古学之兴，始于郑康成，盛于六朝。史志遂以《周礼》为主，今文附见志中矣。故《莽传》皆今古并用，非全用《周礼》。当作《莽传参用王制、周礼表》以明之。 　　45旧作《周礼删刘》，将诸侯五等封地一条删出，考《史记》于鲁、卫皆云四百里，[《明堂位》七百里亦字之误；方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四百里举成数也。]是方伯食四百里有明文可证。既知此条实《佚礼》原文，特刘氏有所损益。方伯闲田三百一十六里，此定说。二伯当加，故云五百里。以此推之，三为卒正，二为连帅，百里为属长。《王制》三等指本封，此五等指五长，闲田乃明。[互文相起制度，刘损益其文以为实地，则失其旨。今将此条改还今学，则群经皆通，千载疑案涣然冰释矣。] 　　46《周礼》不出于王莽居摄以前，于《莽传》又得一确证。《莽传》上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周礼》明以为地五等，与纬书合，无附庸。今以为四等，合附庸而数，是未见《周礼》五等封明文也。又帝娶十二女，与后用《周礼》百二十之说不合。使《周礼》果出于前，刘歆校书时已得见之，则居摄以前亦当引用，不致前后两歧也。[说详《周礼删刘》中。] 　　47歆改《周礼》，今为删出明条，不过千余字，又杂有原文，然则合其零星所改，不过千字耳。歆固为攻博士，尤在迎合莽意。莽居摄以前，全用今说；意欲变古以新耳目，且自托于新王，歆乃改《周礼》以迎合之，大约多莽私意所欲为者。如引《周礼》为攻显君服缌，为莽聚百二十女。汉疆域大，改为九服万里之说。[诸如此类，此歆逢迎莽意而为之者也。] 　　48古学以《周礼》为主。《汉书·河间献王传》有得《周礼》之文，出于后人校史者据误说羼补。刘歆等颂莽功德云：“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可知《周礼》出于居摄以后，以为新室制作。[凡《周礼》专条误说，莽皆曾见施行，《王莽传》之文可考。《凡例》中“征莽”一条，即谓此义。]其书晚出，故专条不惟西汉无一引用，即居摄以前，莽歆亦不援以自助。《孔氏书》有经无说。毛公本传子夏。东汉以后之《古书》《毛传》非西汉之旧。《费易》后来以配古学，实失其实，则西汉无古学可知。虽叔孙通定礼有异同，然此为三统参差例。非实有古学通行传习。古文家所指之张丞相、贾子、孔氏、太史公、毛公皆实为今学。 　　49旧以今学于古学有因革，是于孔子前已立古学名，孔子损益，乃为今学，则是孔子亦有晚年定论矣。不知古学至东汉乃成。刘歆援《周礼》以为主，其徒党最盛，推之于《诗》《书》以成古学，是古全由今生，非古在今前。旧误以周制为古学，故致颠倒。实则周制本不可考，古学亦非用周制。不得前古后今，失先后之实。 　　50今、古学之分，师说、训诂亦其大端。今学有授，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无师说。刘歆好奇字，以识古擅长，于是翻用古字以求新奇。盖今学力求浅近，如孔安国之“隶古定”、太史公之易经字是也。古学则好易难字以求古，如《周礼》与《仪礼》古文是也。古学无师承，专以难字见长，其书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本无师说，不得不以说字见长。师说多得本源实义；训诂则望文生训，铢称寸量，多乖实义。[西汉长于师说，东汉专用训诂。惠、戴以来，多落小学窠臼。陈左海父子与陈卓人乃颇详师说，踵事增华，易为力也。] 　　51《春秋大传》褚先生引为例礼传，《春秋谱牒》为事传。太史公据谱牒作世家、年表。此三传言事之专书。《春秋》以十九国纪事，《十二诸侯年表》除许、曹、莒、邾、滕、薛、小邾子，七国不数，《杞世家》有明文。此全本《春秋》立说。以周史事例之，则不得独详山东也。经于诸国记卒，故史详其世系。不惟《左氏》同之，即《公》《穀》言事，亦当据此。史公兼通三传，尤为《左氏》本师。故本之为世家年表。有《春秋谱牒》，本为译《春秋》之专书。若《左》《国》则不独为《春秋》而作，不为《春秋》专书也。 　　52博士以《左氏》不传《春秋》，初以为专以说微别行之故，继乃知其书实不独传《春秋》。[传由《国语》而出，初名《国语》，后师取《国语》文以依经编年，加以说微，乃成传本。]《春秋》编年，专传当以经编年；今分国为编，其原文并无年月，一也。依经立传，则当首尾同经；今上起穆王，下终哀公，与经不合，二也。《公》《穀》所言事实，文字简质，朴实述事；今传侈陈经说，制度与纪事之文不同，三也。为《春秋》述事，则当每经有事；今有经无传者多，四也。解经则当严谨；今有经者多阙，乃侈陈杂事琐细，与经多不相干，五也。既为经作传，则始终自常一律；今成、襄以下详，而文宣以上略，远略近详，六也。不详世系与诸侯大夫终始，与谱牒世家之意不合，七也。《春秋》大事盛传于世，载记纷繁。若于传《春秋》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乃征实用。今不羞雷同，而略于孤证，八也。有此八证，足见其书不专传《春秋》，盖仿经文“行事加王心”之意为之。经皆有空言、行事二例。《诗》与《易》，空言也；《尚书》与《春秋》，行事也。两《戴记》空言；《国语》行事也。空言未尝不说事，而言为详；行事未尝不载言，而事为主。《尚书》《春秋》，孔子因事而加王心；《国语》《左传》，因行事而饰经义。事为实事，言不皆真言，假借行事以存经说，本为六经之传，不区区一家，以为不专传《春秋》，乃尊《左氏》与《两戴》相同，非驳之也。《檀弓》，齐学之传也。[传记惟《公羊》与《檀弓》称邾娄，以齐语定之。]中言《春秋》例礼与事数十条，[言事与《左氏》文皆不同。]而兼及他经者亦多。《左氏》之书正如其体。《国语》本为七十弟子所传。与《戴记》同也。指为邱明，始于史公。[与《论语》所言非一人。]其书决非史体，其决非史官，万不可以史说之者。[新刊《左传凡例》详之。] 　　53《春秋谱牒》乃治《春秋》专书。若当时行事，则传、记、子、纬各有传述，言之甚详。《谱牒》详其世系终始行事，但有纲目，此真正传《春秋》之书。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文字简质，如是已足。若传记所言，则据《谱牒》目而衍成文章。如杀申一事，传记凡五、六见、言皆不同，事亦不合。[此类实繁，不能备举。]此书皆借事各抒所闻见。事如题目，记述如文字，人各一篇，不能雷同。[如崔杼、赵盾、世子生、践土盟之类。]总之今所传者均非史。若周时真事，皆怪力乱神，不可以示后人。如同姓为婚、父纳子妻、弑逐其君、恒公灭卅国、姑姊妹不嫁七人等，背礼伤教之言，乃为真奢。当时亦均视为常事，并无非礼失礼之说。孔子全行掩之，而雅言以《诗》《书》执礼，不得于孔子以后仍守史文之说也。《春秋》《国语》皆经也，惟《谱牒》乃史耳。董子云：《春秋》有诡名、诡实之例：当时所无之制，欲兴之，则不能不诡其人；义所当讳之事，欲掩之，则不能不讳其实。[《春秋》所见之监者，当其时并无其人其事。又凡所言夷狄，皆指中国，并非真夷狄也。]意不欲言则削之。[如郑厉公入栎以后，十数年不一记郑事，数经弑杀，终无其文是也。]制所特起则笔之。[如三国媵伯姬，当时无此礼，亲迎亦无详录伯姬之类。]《春秋》有笔削，凡涉笔削，皆不可以史说之。[削者首尾不全，笔者当时尚无其制。]后人好以史说《春秋》，而无左氏又非史，则杜氏乃得售其术。故凡大事，众人所共知，史原事也。至于一切外间小事，鲁国细事，不惟当时多无记录，即使有之，亦其细已甚，史不得详。总之，孔子之修《春秋》，正如刘歆之改《周礼》。《周礼》为刘氏之书，《春秋》亦为孔子之书。《周礼》当复旧观，《春秋》不可复言史法。如欲侈言史，太史为圣人矣，则《通鉴纲目》真可以继尼山之传矣。 　　54《春秋》为孔子修，故为经。杜氏承古文家法以为鲁史。《五十凡》为周公旧例，多存史书原文，则十二公中至少亦经七八人之手。以为据周礼凡例而书，故人多而文不一律。又据外国而书，并不问其得失及本国义例。似此，则真为断烂朝报，无足轻重矣。圣人垂教之大经，至诋为缘口代笔之杂说，非圣无法，至此已极。而世乃不悟，悲夫！ 　　55《春秋》为孔子继《诗》而作，于史文有笔有削，各有精意。若但据赴告之文，则与今广报、沪报相似，且广、沪报亦自有义例，岂能不论可否，据赴直书之理？即如以十九国为主，余者不记事，全从《王制》主义，与六艺皆通。若但据史文，则当时国多矣，何以只此十九国来赴卒、葬，而宿乃一赴卒乎？每经皆有师说、义例，在于语言文字之外。如笔削、褒贬、进退、隐见、二伯、方伯、卒正、连帅诸凡义例、礼制四五十类，此《春秋》精意，师说也。《左》例中皆已具之，与二传同，与《周礼》异，此《左传》不可以为古学之实也。 　　56传若为国史原文，则一经应有一传，前后一律，乃为旧文。今传襄公卅年与僖前百年多少相等，且庄公至七年不发一传，此成何史体？又传多不应经，且有无经而传，所以不书之故，则又非史官所得言。故杜氏不敢以传为专据史文，尚属留心，不似后人鲁莽也。[国史之说，出于古文家，隐驳孔子作六经之意。一言史，则其弊不可胜言。] 　　57《谱牒》为《春秋》事传，所谓“其义则丘窃取者也”。各详一门，互相启应。今《公》《穀》每因弟子问录事迹，则《公》《穀》非不言事也。《春秋大传》今《曲礼》《繁露》中有其文，与事传初并不与经相连。依经附传，此为后出答问之书，故与今相比，《国语》者，弟子为六艺作，本为今学书，与伪《周礼》专条无一同者。古文家因传歆手，牵为古文，非是。刘歆羼《周礼》而不羼《左传》，以《左传》在前，迎合莽意后乃成，且心慕其书，不忍窜乱之也。 　　58《公羊》《穀梁》本一家也，由齐鲁而分。刘歆更造伪邹、夹之名，则《春秋》有四家矣。今会通齐鲁，合为一家，并收《国语》以补事实，则三传精华会萃一书，即邹夹二家之伪说，亦不能自立矣。 　　59周宇仁据《大传》文，主博士二十八篇为备之说，予初不以为然，以《古书》引用者甚多，不能以佚文为非《书》；致考《百篇书序》，然后悟周说为是。如《大传》言五诰，《孟子》引《汤诰》不在五诰中，盖孔子所笔削为经者实二十八篇，其余即孔所论之余，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是也。及读牟黔人《同文尚书·小传序》力主此说。以二十八篇为孔子删定本，余存尚多，即《艺文志》之《周书》七十一篇也。其《百篇序证案》，以百篇出于卫宏、贾逵。盖圣作之经，不应亡佚过半，且既经笔削，则圣经也。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以为原文则可，圣经则何以尚待孟子之甄别？当亦非所敢言。《书》分帝王、周公、四岳二十八篇，各有起文，互相照应，其文已足，不能多加一篇。以义理事证包括无遗，不能于外再有所补。经贵简要，传贵详明，人多以传为经。[孟子引“放勋曰”云云，或以为《尚书》佚文，顾氏以曰为日，如此之类甚多是也。]又《孟子》纪舜事，皆为《尚书》师说，故文体与《尚书》不同。其误源于《百篇序》，《百篇序》以在《史记》而人不敢驳，实则其说皆不通。古无《舜典》，卫、贾创为其名，以凑百篇之数，陈亦韩说，本无别出《舜典》，《大学》引《书》通谓《帝典》。《子华子》《孔丛子》亦称《帝典》。陈南浦误于序说，并回护伪古文，疑“月正元日”以下，实古之《舜典》。按《帝典》古称《虞书》，以虞包唐。故三统之说言有虞氏而不言唐尧，举虞以包唐，不必别有《舜典》。且尧、舜均称，二典当并重，西汉以前乃无人引其文，无人道其名，万不能轩轾若此，可悟古无《舜典》矣。旧本尧、舜并说，合为一篇，名曰《帝典》。《大学》《子华子》《孔丛子》所称《帝典》，其本名也。后师因其首言尧，称为《尧典》。诸书之称《尧典》者，非便文，则译改。《百篇序》本占文家仿张霸而作，羼入《史记》，以为征信。考张霸《百两篇》备录经文，其伪显著。刘歆欲攻博士经不全，故本其书作序。有序无经，不示人以瑕。序袭《百两》，非《百两》袭序。《毛序》出于谢，《书序》则刘歆所为。以百篇立名，愤博士二十八篇为备之说耳。伪古文之作，伪《书序》实为之俑。阎氏攻《伪孔》而不攻《书序》，未得罪魁矣。魏默深以《孟子》《史记·舜本纪》之文为《舜典》，据而补之；陈南浦强分“月正元日”以下为《舜典》；皆误于伪序之故。伪古文之《五子之歌》《咸有一德》等篇，本非书名，杜、贾引以凑百篇之数，乃亦附会其名，而撰为一篇，则不惟其文伪，并其篇名皆伪也。[牟黔人分二十八篇为三十一篇呵也，以《史记》所引序为真书则非。据云：《书序》不见《史记》者三十七，恐不如此之多，试再考之。] 　　60初以《毛诗》为西京以前古书。征之《史》《汉》，积久乃知其不然。使《毛传》果为古书，《移书》何不引以为证？《周礼》出于歆手，今《毛传序》全本之为说，刘歆以前何从得此伪说？[同学有《毛诗传序用周礼、左传考》甚详。]《艺文志》之《毛传》，《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后汉书·儒林传》之“毛诗”字，皆六朝以后校史者误羼，原文无此。[旧有《毛诗渊源证误考》一卷。] 　　61《周礼》出于刘歆，《古书》出于东汉，前人皆早疑之，惟以《毛诗》出东汉，古无此说。然《后汉书》明以训为谢曼卿作，序为卫宏作。使魏晋间果以《毛诗》出于西汉，郑君有以《毛序》为子夏、毛公所作之说，范氏何敢以卫、谢当之？《后书·儒林传》《古书》《周礼》创始之注皆名“训”，皆马氏、郑氏注。以二书相比，足见其例。此等为范书真文，后人不能伪改。若十四博士之有“毛诗”字之类，则后来史者所羼补，误信后说，以改古书。今当由此类推。至于《郑志》书有以传为毛作者，则又刘炫等之伪说，证之本书，考之本传，有明征者也。[牟黔人先生《诗切》主此说，以《毛诗序》为卫宏作，别为序，并以笙诗五篇为纂人之名。] 　　62孔子言“诗三百”者不一而足，今《诗》三百，是《诗》备也。刘歆愤博士“以《尚书》为备”一语，欲诋博士之诗不全，于是于《周礼》伪羼六义，于风、雅、颂之外，添出赋、比、兴。其意不过《三易》《百篇书序》故智。然赋、比、兴之说，古今无人能通，亦别无明证，此必出于伪说无疑。如言《三易》，孔子本“坤乾”作《易》，商得“坤乾”，何缘有《连山》《归藏》皆六十四卦之说？[旧《易》言“坤乾”，孔子修之，改为“乾坤”，扶阳抑阴之说所由出焉。]《书》实只二十八篇，十六篇特为传说。歆创为百篇之序以攻博士，不惟杂凑乖谬，其病百出，即捏造《舜典》《帝诰》二篇名，已万不能通。《艺文志》邹、夹二家《春秋》，按既言“无书”，则《艺文志》何以列之？无师则不必有书，即使有书无师，又何列之？而当日桓公、贯公、庸生之书所引用者，乃不收之？既有二家，《移书》何不引之？凡此皆刘氏报复“《尚书》为备”一语之说也。而《毛诗序》首引六义《周礼》之文，传又于诗下加“兴也”字，[朱子乃加比、兴。]此谢、卫为刘歆弟子，据《周礼》为说之切证也。若《毛诗》为古书，则必实能将六义说清，与《三易》《百篇序》皆通，然后能信为真西汉以前之毛公，非谢、卫作也。[牟黔人先生以六义为刘歆伪说。是其一证。] 　　63六经皆为孔子所传，刘歆《移书》亦同博士说，此歆初议也。[歆于事莽以前，议理上书，皆本今学，与博士无异，如庙制用《王制》《穀梁》是也。]至后乃造伪说，以攻博士。《周礼》为周公手订之书，又有“三易”“六诗”，是经全为周公旧文，非孔子作，明矣。《论语》云“雅、颂各得其所”，今歆创为本之周公，而《毛诗》则据国史为说，此亦不可通之明证也。 　　64古无大小毛公之说，始于徐整，此魏晋以下人依仿大小戴、大小夏侯伪造而误。且有二说：一同时，一隔代；亨、苌之名，叔侄之分，均不能订。凡此皆伪说。[同学《大、小毛公考》已极明矣。]《释文》《隋志》多采六朝人无稽之谈，捏造名字，妄编世代。如《公羊》之数世，《穀梁》之数名，《左传》与《毛诗》之渊源授受，立为二学。经学惟《易》授传可考，《史记》有明文。此等如《唐书·世系表》臆造汉高祖父母之名，与近世地志姓氏俗说相同，不足以为典要。若先入为主，酷信其说，则亦听之耳。[河间献王以毛公为博士，亦误说，汉惟天子立博士。] 　　65今学《诗》有传，如刘向、董子所引诸条是也。所说多在文字之外，是为一经微言大义。故汉人重师法，如《乐纬》之先周后殷、绌杞故宋之类，亦是也。《毛传》但言训诂，与《周礼》杜林训同，此为谢氏之训。[《马传》今有辑本。]盖《毛公诗》不传，刘歆弟子以《周礼》《左传》二经不足以敌博士，乃推其说于《诗》《书》，务与博士诸经相比。刘歆改《逸礼》为《周礼》，弟子又从三家、欧阳、夏侯本翻改《毛诗》《古书》。三家《诗》师说详明，礼制俱备，非只言训诂而已。粗言训诂，不足以为经说。[今陈辑本与《韩诗外传》可见。]谢氏初翻经文，未有诗说，欲变博士则不能臆作，欲袭三家则无以自异，称为训，与《周礼》《尚书》之称训同也。后来马、郑继起，乃从而补之。《毛诗》之简陋，正其门户初立，穷窘无聊，非得已也。今欲只就传序，欲通《诗》之意，则欲渡无津，势不能行。陈石父疏亦惟有泛滥引用今说以济其穷，非古学之真。或以《毛诗》为古师简奥。夫《论语》《戴记》《国语》《孟子》说《诗》之文多矣，何尝似此钞录《尔雅》，便为经说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