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子藏 / 杂论-270部 /

读书说　　（清）胡承诺 撰 　　●叙 　　昔人论唐宋八大家文，谓曾南丰独具醇实气，盖惟圣德积中，发而为平易近人之论，而非立异以鸣高，是以深切着明，耐人寻绎，虽圣贤无以易之也。然而著述之足以羽翼经传者，求之近代，不数觏矣。竟陵明季孝廉胡氏[长乐老按,氏当作石]。庄先生，值鼎革后，高尚不仕，闭户著书，卓然为理学名儒。余视学来楚，思购其遗集而未得。今春按视郢都，询诸学博陈君小杜赵君支山，属其搜采藏书，并以发潜阐幽，宜付梓以寿世为劝。学博踊跃乐从，与邑中绅士谋梓其读书说六卷，因邮寄其家藏稿本问序于余。余取而读之，见其说理之精，指事之确，征引史籍之富，考据经义之详，而又每立一说，能以明坦易出之。披诵数过，令人如饮醇醪，如聆古瑟，平淡中愈见隽永，乃益叹有道之言，不求立异，而自有其大异者在。闻之竟陵山水清佳，秀灵所毓，代产才人，如锺伯敬、谭友夏诸公，词章鸿博，名震寰区。今出是编以公斯世，上足备朝廷行政治人之用，下亦足为学士谨身寡过之资，则其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宜将与唐宋名贤相颃颉，尤为楚邦增色焉。学博职司秉铎，表章前哲，即以风厉诸生。是役也，楚人士得所观法。且知海内儒林，咸奉为圭臬无疑矣。钦命提督湖北全省学政翰林院编修王履谦谨序。 　　●叙 　　道生信，信生书，著书明道者也。道不生信，书于何有？信百千万世而不疑者，道也，非书也。徒以书而已矣，同室之人犹操戈焉。恶乎信？儒家者流，若荀杨，其书业疑信参半，董江都、王仲淹之书疑其疵者有之，疑其讹者有之。至若新序、说苑、中论、傅子，读者但取其大旨，无暇苛求。是皆道不足以生信，而其书遂亦分责焉。濂洛关闽之书，本无可疑者也，然而恃者藐焉，愎者盭焉。讳者党焉，浅者阿焉，阴与敌者强胜焉，貌求似者假窃焉。甚至索瘢者文焉，妄行者訾焉，斯又读书者之过而非著书者之过也。夫所谓信也者，非要誉匹夫一时之口耳，实期诸天下后世之人心。诚能以道生信也，书何患乎此？先祖孝廉公石庄先生读书说若干卷，与所著绎志相表里，并行于世。而此书尤为平近。虽云体裁荀韩，理原圣贤，文退贾董，事该精粗。上自君相，下逮士庶，读之若衣服饮食之切于身，烛照数计之昭于目，殆无不发信心焉者。无他，道生故也。则是书之行，吾知其不来訾也，无容文也。假窃者不能强，[长乐老按,“强”字当属下读]胜者弗克也，无所用其阿与党也，欲盭之不可得而盭也，思藐焉不可得而藐也。是说也，非予一家之私言，请以质之读书信道之君子。七世孙鼎臣谨序。 　　●卷一 　　务本 　　圣贤立教，欲使天下之人同为圣贤，故论语首篇皆言务本之意。天下之事莫不有本，本盛则所生亦盛，本良则所生亦良。盖天下之物，观于其末，见其一端，不能见他端。观于其本，条干虽多，可一览得之，此论知者贵乎识本也。其行之也，一事自为一事，彼此难以相通。操之有要，力省而功倍，此论行者贵乎举本也。凡事之本，莫非义理，放乎末流，则为情欲。君子务本，故不溺于欲；小人逐末，故不洽于理。圣贤教人学问，欲其以本务胜末流也。古人未生胎教，既生保教，故为学之法自童稺始者，最忌举动无常。宜先之以德器，又苦识趣卑陋，当次之以胸襟，不可不出为世用也。故书名点画之类，洒扫应对少仪内则之篇，亟就外傅学之。十五入大学，则必授以经史，此正始之道，人才之基，学问之原也。然矜心胜气，辩言小慧，皆学之累。虚浮华美，转徙流遁，又德所由丧。晏安偷惰，护前文过，则善端潜消，恶几易炽。故必大为之防焉。既道以善行，又阻塞恶窦，如此而人才不成者，未之有也。圣王治天下，少则习人于学，长则材人于位。少之所习者，本也；长之所材者，末也。末者所以验其本，本者所以资其末。由本及末，则轻重小大，更可相资成功。内外隐显，亦相辅而日进德矣。书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一者，善之所止也。圣贤之言，即善所止。盖欲有一线未泯，即理有一线未淳。圣贤之言，欲尽理全。全斯止矣。所言之道皆仁义也，所言之事皆礼乐也。记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礼乐两端，如世上两大城郭，几许物类，莫不依托其中。仁义者，礼乐之本，孝弟又仁义之本，故程子曰，尽性至命，必本孝弟；穷神知化，必由礼乐。以此思之，说理虽精，而无当于天性。应务虽通，而不足于中和，皆无本之学也。为学为治，莫不皆然。一隅之察，一事之宜，不能有益世道人心也。 　　行习 　　学宜谨内外之际。凡博闻广记，声誉名达，矜心胜气，辩言小慧，皆务外者也；凡诚切警省，勤敏笃实，皆务内者也。务外者致饰丧真，非成德之器，一涉于彼，即不能返此。为之益熟，则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则箴之不痛。终其身不自如者，如未尝学者也。务内者诚则不欺，切则不浮，不分心于情欲，不阻丧于苦难，不怠弃于半涂。按其节次，时其生熟，无分外之求，意外之得，其益不可胜述也。圣贤欲天下知学之人多，非矜喜其少也，故其持论往往近于平夷，而乐于共至。人所同得而我先得之，非谓人所不得而我独得之也。故为学者务得实地践履、实地中行，蹈空者颠覆，倚空者倾颓。读书而泛滥无归，浮华不实，何以异此？河闲献王好书，务得其实，每求真是。盖无所见者于书求之，有所见者于书证之。有益于道者取之，无益者略之。有实用者存之，空谈者屏之。邃古载籍，近世文献，必服膺而景行，理之深者不以浅尝，序之渐者不以猝至，谕之笃者不以泛观。一话一言无不引伸而及于学术，无不引申而及世道人心，要使敷千年学术事功如期身亲历其闲而不为臆度悬想之说，庶不媿好学之称也。不可矜古人已定之名而迹其已然之功，当得其功之所由以成，名之所由以不诬，则其理庶为我有，变通亦在我，而无不受益于古人。又使无形之理具于吾心，如有一物可持，如有一城可守，持之无失，守之无迁，日积月累，所得无垠。又且诚意恳至，感悟深微，学周公则见于梦寐，学尧舜则见于羹墙，学文王则得其形状，皆诚之所感也。至诚所感，亦可增长聪明，正苦一闲未达，精于所读之书则达矣，即有未达，亦可寻古人成法以达之。要在攻去自己之私心，独力恐不能胜，则合古来圣贤之力以攻之，未有不胜者，此昔人所以多读书也。今人学问愈多，私心愈炽，不求我所取资，但欲评量他人。援引古人以弥缝身心不善之端，假借古语以指摘他人为善之事，以前圣格言助吾文辞典雅，以前代成败资吾文字辩博，终其身无一可纪之行、可法之言，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也。夫文字之业，未尝不有益于人，以为触目警心之具则有益矣，以为矜名逐利之具而淫心以求之，不惟无益，又且陷溺日深，非舟航所能拯援也。读书义理宜精，然用功次第亦不可不知。盖圣贤之功，绝有次第，积渐以往，层累而至。若金银铜铁搅作一器，非良工也。其始也专精一书，一书之指既为吾有，所得虽少，皆有实际，以此更历诸书，亦皆实际矣。大学一书，既有义理，又有次第，如人之居宅，朝夕出入其中。论孟如人之田畴衣食所从出，然而不在一处，有经年不一至者。所以大学最为门户，其余未尽之理散在诸书中者，缘此求之，即能深入其奥。目通而心未通者不可居之为理，意至而身不能至者不可任之为事，宁取其少而守之坚，不取其泛而施之杂，要使心气浃洽，义理贯通，荡涤胸中浅俗卤莽之气，日进高明细密，阙者俟补，断者俟续。善者宜护惜，恶者宜驱除。一触动即可参前倚衡，一省悟即可悦心研虑，不可一读再读而遂辍也。更可虑者，涉猎未深即捐去卷策，少闲遂认初时涉猎之见妄为至理、为定解，他时即心光偶露，又被前此疑障裹定，不得迸出。仁义礼智之说日在辅颊，问其所以然，鲜能指一事实之。平日未据实地，临事自不为用，虽意见偶合，亦复不能自信，交臂而失之矣，奈何以读书既多，遂谓能毕为学之事乎？ 　　进止 　　凡从事于学者，非欲一朝之服善，欲终身之去恶也。非喜其不逆于心，欲其征验于躬也。人未尝无闲也，狎而玩之则逝而不留，求一言之研诸心不可得也；人未尝无知也，怠而弃之则积于无用，求一事之被诸躬不可得也。圣门知即为行，子贡较量知二知十而不敢自信者，恐行之不逮也。学者潜心古人，不出于影响疑似而遂己，则志量宽舒，局面悠长，容貌谨敕，问难笃实，见者知为成德之器。若但以取功名为文章，所求必不精，所得必不实，规模促狭，志气急遽，终为庸人而已矣。人一生之中岂能事事如意？不可因一事失意，遂以好学为无益。又一生之中岂能事事通解？不可因所解既多，遂纵心肆志，不屑配以实际。岁月易逝，倏忽已老，虽前此所学，未免失时之患。然悔悟之初，即敦勉之始，不忧其不逮。虽少壮失学，老年尚可相偿，若此心已怠，此志已盈，与夫多设疑难，自取退缩，亟求微效，不耐持久。心乎正道，则澹泊无味，语及快捷方式，则欣喜驰逐。若此者，老虽悔悟，亦恐日暮途远，未必能相偿也。且精爽在人，久而不用，必枯竭沈陷而至于冥昧。迨乎晚年，朋侪日少，后生穉齿，义不可面规其过，即勉强好学，自谓以圣贤为师，定是矜气益甚，蒙蔽日深，与畔道等耳。古有功名不可訾，而訾其学术者，昔人于王文成是也；学术不可訾，而訾其出处者，昔人于杨龟山是也。曾媢嫉之情，谣诼之口，未可为定论。善学者不可以此沮丧其志、二三其德也。 　　求益 　　士大夫终日学问欲何为哉？总为此身喜怒哀乐，动而有悔，人伦日用，习而不察；应事接物，乖而失宜；艰难险阻，守而鲜固。必求合乎天地之性，古今之理，乃确有持循，不至恍惚；确有依据，不至谬戾。故曾巩曰，多所见而慎取之也。盖目虽有明，待日光而后见万物；心虽有虑，待圣言而后经万事。故学圣道者，小大皆取足焉。如山川丘陵，鸟兽草木，各受生成于造化也。为学之道，知所当至者必求其至，知所当止者必求其止。其知既精，故能析疑于几微。其行既力，故能与人为准则，可必增其质性，亦可变其质性。增者如磨礲之于玉石，变者如虫豸之有蜕化。有事乎道德则日崇，有事乎闻见则日多。故韩康伯曰，可大之业由事而生也。夫习非可以胜是，好紫可以夺朱，况乎以天地之理约束情性，圣人之道增益聪明，焉有不得者乎？且情欲者，德慧之敌，此开则彼塞。圣人抑情复性，去欲从理，使情欲日退，德慧日弘，皆赖乎学也。夫虐政虐世之人，知有圣道则不至暴戾恣睢，处人情险阻之闲，服膺圣道，则可知消长盈虚之理，进退存亡之几，而不至于大过。圣人之言，其犹天乎：运四时，殖万物而不穷也；承天也，奠民生而不害也。亦精之而已矣。天下之理无穷，犹寒暑昼夜往来不息，一是其所是，句。非有是也。奈何一是而终身奉之，各是其所是，句。非无得也。奈何一得而秘密守之？圣人能通天下之是非，化天下之同异，于学问护前之士，独无取焉，诚无取于彼者也。 　　辨正 　　好书藏书莫不有正有邪。淮南王安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之士。河闲献王所好，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邪正不同，故立身亦异。厥后淮南王以叛终，河闲称贤王。好书可不谨欤？古书甚多且杂，岂能辨其有无真伪？圣贤不校，说之非礼，而因文释义，亦足见古人处变之方，虽极变之事，当可返而归于正且常也。若曰，此不经之语，直以不信拒之。万一事变之来，有适舆相类者，则圣贤辨物居方，有所未括，人之叛道者无从收拾束缚于道中，亦读书观理之渗漏也。然则书可尽信乎？曰不可。困其事而求其理，无适而不可也。若迹其事而措诸躬，非粹然一出于正，不可从也。学必有所统壹，乃能上接圣绪而粹然皆正。尧舜逆知孔子，故制道义以授之。孔子能乐尧舜，故作春秋以效之。所谓道间者相称，德同者相友也。五经语孟，皆圣贤所定，纯粹无疵。讽读一言，即获一言之益。其幸而至于高且远者，岁月积久之功。故其始也，当从共知共行处寻求，不可向独知独行处寻求。子史之属，则宜鉴裁去取，所得既粹，亦与六经无异。若必推之使高，凿之使深，引之使近，抑之使独，以之观理，必多差错；以之处事，必多阻碍。不惟无益身心，且毫厘千里之谬，何异抱薪救火、放虎自卫乎？易曰，圣贤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盖谓义理所止，在于斯尔。而昔贤以为有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是未得其统壹者也。范升有云，学而不约，必叛道也。统壹未真，故凡书皆未核实，不悉难易缓急，但务持论收胜。如行路然，泛论道路险阻，虽鸟道蚕丛，曾不经意。及身歴其地，则寻丈之沟、一仞之丘，必有难踰越者。所以至核实处方知难易也。如成厦然，泛论室庐，虽崇台九成，可语次而构。及身鸠其功，则采椽之居必有凿契，千门万户之宫必由栋榱。一物不备，不能成质。所以至核实处方知缓急也。常以核实为心，方且鄙薄持论之士，况欲持此胜人乎？凡求胜于人者，即非为己者也。商鞅求胜部民，孙吴求胜敌国，故其为祸，至于强弱相吞，愚智相陷，刑徒被路，流血成川，而不可止。若夫读书观理，知内省而已，知反求而已。内省日积，反求日深，与千古圣贤之徒、愚不肖之夫妇共游于大通之涂，焉有胜人之念哉？以胜人为心，不知反求内省，处则浮华，出则躁竞，悦从则煦煦相引，异己则怒目相向，贤否异位，黜陟纷纭，小则伪学是倾，大则浊流尽陷，人生莫必其命，伦彝罕克共恤，其祸岂不如鞅起者！且读书有关风俗，寻求义理，尊奉师儒，出入不悖所闻，谦让不肯教授。若此者，学必纯厚而风俗亦厚。其或捷取功名，征逐势利，赵宾巧慧非法，公孙曲学阿世。若此者，学必浮浅而风俗亦薄。风俗学问维持者，其治平为可久也。若从学问败坏者挽回，更难为也。安得风雨鸡鸣之君子而与之共辨学乎？ 　　义利 　　为学先辨义利，义利未清，终身夹杂顾恋。宅心处事，必不在中道与正理也。今人立身行己，多是私欲。谋人家国，亦是功利。好责人而惮于自责，就所安而远所畏，凡可以害道义者皆利也。学者此身此心，无一刻非道所流见与所盘旋，出入起居，羹墙寤寐，皆是物也。一遇圣贤之语，或相印证，或相触发，自然入之深而守之固，用之精而赴之勇。盖人心原是义理结成，只一拨动，便如拨火，引之即然，延之即远，如之何不深且固、精且勇也？若不用以精气，殊为可惜。若复用以逐利，其拨动牵引亦犹此，则陷溺滋深矣。今人所云吾心灵变者，全是利欲之心，助其机巧，见为灵变，其实是大愦愦。至真正洁白高明绝无利欲处，便自懒慢，不肯用心，岂非大愦愦耶？辨义之学，先以穷理，穷理之功，非茫无畔岸也。大儒之学本于天之赋，故子思首言天，董子亦然。其次则心之所存，体之所见，身之所接，皆理所寓。此外则有人、有物、有鬼神、有古今，亦皆理之所寓，莫不用白坦易充足隽永者也。平日洗涤此中渣滓既净，然后观理之时，所发皆正念，所求皆正道，而与义相入。若渣滓未尽，正理不治，钩棘险僻盈其胸次，则所求乎义者，莫非利欲之捷取也，何以得夫事物所当然与其所以然乎？故精义之功在乎穷理，穷理之功先以洗心，此之为学亦不必坚白同异之察、六合九州岛之外矣。 　　诵记 　　读书之法，舒废详尽；读书之仪，端庄敛肃。书有途径，直者为是；书有门庭，通者为是。不求诸直捷通达而求诸偏曲窒塞，如适越而望闽也。凡书中之义，有即本书得之者，有旁观他书得之者，有文词，有指意，有义理，有体裁。寛博详缓者，所以优游学者之心志，使潜心味索，不以迫亟致浅尝也。富丽精华者，所以充足学者之嗜好，使悦豫奔趋，不以淡泊生厌弃也。开卷之时，止可得其梗概，其中曲折肯綮，更在掩卷后平心静气紬绎寻思。有开卷之功无掩卷之功者，所得亦恍惚也。所以勇往前进，不如退转玩味。信己见以直前，不如勒回己见以徐观。一段一篇既讫，宜将此心稍息，使神气不疲，然后与义理浃洽。此际甚微，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若读前段毕，气尚未平便读后段，或前句未了意在后句、前段来了意在后段，则此心躁急，心随躁动，必无浃洽之妙。粗疏毕事，虚憍有余而实际不足矣。每见士大夫读书阅文，皆悤悤尔，未尝有徘徊顾恋之意，则所云紬绎寻思者更在何时用功？朱子每教人理会，教人体认。门人问其用功之法，只是从心上轮回数四，自然浃洽。浃洽则坚固，既洽且固，触物取诸逢原。若但眼底收搅，胸次庋藏，既不详悉，又鲜次第，便无毫发之用。且读之浅率，自有差错，不知其浅，即不知其错也。只择意之所好率尔赏爱，所不好者一览而遂置焉。重复温习，则断章节取，以便诵记。一篇之中，头绪全未接续，脉理全未分明，胸中襞积猥塞，不能融液成片，以此应事接物，至当不易之。理既从平日所谓浅近中鄙夷而忽之，而平日所云深且广者又无当于尔时之用，既不可强之使合胸中又无可依傍，不能不向情欲智巧一途以草草结局，而失之千里矣。今人读书，先有几种病痛，所以只见己是，只见人非。一则多私，私意盛于中，触处流出。凡先圣语言公正无私者，先有不相悦怿之意，但屈于众论，无可奈何，不得不随人诵读。然而非其所好，自然格格不入，旨趣茫然。一则觇势利荣枯以定先入之说，势权之人言者即是，寂寞之人言者即非，一经先入，牢不可破，不复折衷求进。一则自是意见，意见一定，不可转移。于他人有用之言必不留意，纵然属目，终是己见为主。夫经书之指，前人既已解定，乃不肯疏通旧义，必欲更求别解，独出新裁，自云可胜前人，自云有所触发，不知皆前人所吐弃与后人所必吐弃者，宁如旧解乃昔人揣摩较量而后成，可以处事决疑，所得未可量耶。所以学者多而成者少，庸才多而通才少也。 　　六经 　　圣人之学通乎天人，六经者天人之蕴也。天地之心以仁为本，若义礼智，皆所以善仁之用。六经所言，四德之精微与其实事也。大地之心，由此以达于人，而人得与相接焉。是以百家角立，众情爱憎，是非取舍，最易淆乱。以六经之义断之，则一成不易，虽有纷纭，莫能争胜，使人知善恶之有归者，以其得天心也。凡人道之正者，皆可相通。扞格壅阏，皆不正之情为之。六经之指，皆人之本情与其正务，故精其意者，天地万物之情与吾喜怒哀乐周流无间而无所底滞，在上则视民如伤，在下则吉凶同患，义理之相通故也。人世祸福之几最苦难明，治乱之效观不及远。世俗之士复以智巧穿凿，是以吉群善事当前而莫能趋，罟擭陷阱在侧而不知避，惟顺六经之指以行，则游于大通之路，克己就义，恕以及人，迎福于几先，制治于未乱，盖位天地育万物之门户规矩也。其常者所以明义，其变者所以示权，权义皆通则万事毕举矣。六经之有传注，如衣服有缝纫、饮食有烹饪、车马有辔勒，假物为用，以达于人事者也。昔贤解经，自有定指。圣贤微意，何尝不在。传注中年祀久远，一师之学衍为数家，原析而流益分，所以子夏之门后有庄周，曾子之门后有吴起，皆传说既广，驳杂生焉。汉人以三万余言说尧典二字，其中能无支离乎？一语驳杂则后学疑误，遂流为异端矣。桓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入授明帝，减为二十三万。其子郁，复授章和二帝，又删成十二万，所必然者，浮词繁长，多过其实，故约之使有统壹也。今人辄为六经立说，又穿凿六经以征己说，欲天下之人皆舍日月而就荧烛。曾不思天地之道人人可以同得，圣贤之经人人之所共读，苟求共知共行者以为准则，而自矢必知必行以为志趋，则亦何所不至？又何必别求异开异见，矜前人所未获，崇虚文而不适用也？非病其说之多端也，至于莫可致用，则朽木粪墙矣。张子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系词必喻以君子之义、君子之道，有吉无凶者也。凡吉凶之在爻象，不必筮而得之，但所行之事舆爻象同，即吉凶亦同。故彘子不用帅命，有川壅为泽之象；曼满无德而贪，有丰屋蔀家之象。行合爻词则吉凶亦合，所以谓之通幽明之故，而教以尽人事也。黍离降为国风，非有人降之者，盖自降也。昔曰周京，今曰王城，名既降矣，太史之采不及，天下诸侯之贡不及。柱下所载者，封畿以内之事，无能及远，体裁亦降矣。雅声者，天地之正气；风者，天地之噫气也。王者失政，正气郁而噫气作，故雅变为风。兴观群怨忠孝名物，诗之用也。得其性情之正，诗之体也。或先得性情之正而印证于诗，或深得诗之旨趣而荡涤邪慝，皆为有益后贤之论。如所云四名五志，皆益于性情者也。如所云蔽于五际，失于齐鲁云者，皆恐有助于邪也。三百之篇，言其风俗则喜深婉而恶薄恶，言其政治则美熙豫而嗟忧惨，故无不与治道相关而深于诗者即长于治人也。且其旨趣，要在温厚和平，颂美而不阶骄溢，讽过而不触怨怒，又委曲调畅以自达意指，故深于诗者不独忠爱之情上达君父，仁厚之恩下感黎庶，兼能通两国之信，释兵戎之隙，而优于奉使也。凡人性情之内有邪秽，有渣滓。邪秽者，淫惑之根，藏于肺腑，宜用力治之如水之灌物、灰之浣垢，攻而去之也。渣滓者，粗确之迹，结于荣卫，宜潜消之，如风之解冻，火之销膏，默而化之也。二端之物，惟乐可除。钟鼓之猛厉，充满洋溢，使人震肃，则轰鍧之顷不容复有杂念。琴瑟之和柔，纡余涵泳，使人夷愉，则融泄之际不容尚有芥蒂。先王设典乐之官于学校中，� ��天下人材皆出于乐，惜今之失传也。夫圣贤之言可否皆有定论，圣人之可否存乎书，当时之可否存乎天下，无所容吾私也。大小夏侯皆以经学教授，彼此相非，胜之非建则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二人之论几难折衷，然以穷理洽务为心，则志在应敌，所以破碎大道也。鲍宣经学甚明，史家称其谏章少文多质，此岂应敌之谓？圣王既没，诗书礼乐之指皆成绝响，悉缘应敌之说误之。文中子不欲斯道之絶，故取后代文词续前代典训，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绝于后世，后世之义理皆可续前王统绪也。纷纷论其僭拟，擿其同异，何益世道人心乎？ 　　史籍 　　作史必有定法。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颁天下同文之国。使书于策者无不郑重雅驯。盖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圣王而定史法。周公之法，即尧舜之道也。幽平以后为史官者，褒贬劝戒不昭明，赴告策书违旧章。孔子乐尧舜之道而欲措诸实事，因当代史书着其是非，举周公之制而申儆之，使三百四十年之纪载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于义者贬而责之、诛而绝之，虽属辞有文有质，叙事有详有略，苟非有害大义，皆因旧编，不必更易。故其为法直而不显，讳而不盈。直而不显者，以义斥其事，不必显设于文。后人因文求义，则其事亦明。讳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于匿迹，犹必不能掩志史之所书，讳其迹而着其志，后人因志以察迹，则向之所讳，原未尝掩其实，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阙文，有微词。阙文者，旧史阙误不复补缀改正，恐拟度意指而失当时本质，则为舛为讹，后人据其舛且讹者为正义，则所害多矣，故于所不知宁阙如也。微词者本为逆事，委曲其词，以从顺理，以为臣子之义，固当讳尊隆恩，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顺理不灭，虽人以曲文见责，犹未失大顺之义，不以激烈之空言触权贵之怒、婴直言之戮，则人不以行义为杀身之具，亦可保全大义，使不没于人心。盖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绝也，故其书可以制治未乱，又能拨乱反正，贯通百王，生成万物，舆日月并而不息也。后之史书既无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杂伯之路。言人不言天，是以违天地之心。论理不主于善，不协于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纯粹，叙事大小错乱，真伪纠纷，先后舛午，宾主易位，雅俗杂沓。或言其始不言其终，察其一不通其类，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归宿。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详一身一家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备者犹抱恨以终其身，张衡之于汉仪是也。汉家六世而有史书，私作本纪，非奉命供职。班固因之，几受私修国史之祸。既受诏，许成其书，犹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而后就，故西汉之史遂能远绝后世。东观以来，以史馆丛文士，其法渐替。陈寿甚有史才，而迁、固以记繁志寡专美于前，故寿亦慕之，不尽其才。范宁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弃经任传既有成法，故宁亦仿之，未尽其意。史所以翼经，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经，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经。记传所以证史，而记事者多取不经之说，其害使人信非经而疑正史。皆信道未笃，辩博是务也。故帝王世纪其说甚多，班氏作律暦独引郯子之言为征，以其见诸经传，为可信从。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经，郑氏说诗亦先谱列侯世家而后及篇什，盖变风多里巷之事、儿妇人之言，若不本诸国事，不可入经。是以说经之法必本于传，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夫圣人删诗，必使善恶并存。其作易也，亦必吉凶同列。盖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况史籍之书所以继往开来，世代不能无治乱，君举不能无得失，犹山川不能无险阻，昼夜不能无明晦。若为善之事则详，为恶之事则略，是古今不相续，而人世有断绝矣。人君恶史氏之不讳，故置总裁官以盖藏其恶，又时时观史以箝制其直词，既无古来列国皆有史书之例以相塞考，故柱下之史不过颂美称德，盖有不入学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虽多，而诚实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后，遂以史籍为可有可无之书，而前代之史绝不属意，然则史事不几绝哉？且读史之法亦不可不讲也，夫载事之书容有过其实者，读者当识其意而已。凡大体之得失，所以昭劝戒于来世，他若制度原委，处事方略，财赋盈缩，用兵胜败，有� ��正可久者，有行权应变者。守其常而通其变，则经权皆能尽善；逐于变而弃其常，则成败皆必有损。是皆益人才智者也。更有智数险诈之事，亦一时风气所为，又有虽无名位而其人亦能间大事成败，造祸福端倪，有世道之责者或驾驭之，或防闲之，不使逸于检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遗漏也。故读史者必深识三才去就之理以决治乱得失，当知治乱因乎得失而治乱之源流不尽在得失中。有小事无失而所坏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又当知是非决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尽在是非中，惟当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不当抽出书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议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处匏瓜之系。又不当辄徇己见，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不思吾所是非未能尽符五经之指，即不能契合圣贤之心，虽意在劝戒，而大指已乖，劝戒皆谬也。总之阅一史毕，然后更读一史，此许鲁斋之法。秦人罢侯置守而史亦废，此程子之论唐时。事事覆车，代代冰鉴，此朱子之说。管读史关键也。班氏汉书小序是非纯正，去取分明，每章不过数言，而治乱之形，贤否之迹，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诵述及，此亦可知为政之大纲，立身之先务。左氏一书，隐桓之际传闻多略，而臧氏、展氏颇载其事。盖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纪载，故左氏有所据以立传，此家乘之益也。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详，又藏书甚多，参考古今立言之准，又读书有法，不以偏霸小术闲厕正道，然后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此野史法也。太史公不好儒卫，故传董仲舒甚略。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录其著作甚详，此二家学术之别也。公孙弘、卜式皆见诋于司马，而班氏犹为之表章，盖事久论定舆。并时而生者，爱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际其辞微，犹书其事也。王通作元经，褒贬不及仁寿，则不敢笔削本朝之事矣。此又先后事势之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