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史藏 / 史评-24部 /

导言 吾国先哲精研史学者，以刘知幾、章学诚二氏为最著，刘氏《史通》外篇，有《史官建置》、《历代正史》两篇，所论自上古迄唐初之史学源流演变，即中国史学史之滥觞也。章氏曾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撰《史籍考》，寻其义例，盖欲藉乙部之典籍，明史学之源流，体大思精，信为杰作，惜其稿本，以未付刊而散佚，不然，亦史学之具体而微者矣。近人梁启超晚年喜治史学，尝论及中国史学史之作法，谓其目有四：一曰史官，二曰史家，三曰史学之成立与发展，四曰最近史学之趋势 。其前两目，盖原本于《史通》，其后两目，则自此而引申之耳。其弟子姚名达，欲依梁氏所示，撰成一书，稿本略具，尚未刊行。今辑是稿，前无所承，虽有仰屋之勤，难免覆瓿之诮，重以颠沛之馀，旧典多丧，即欲详说，实病未能。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若夫正谬补遗，始终条理，政有待于异日，更所望于方闻。编纂义旨，櫽括如左： 史字之义，本为记事，初以名掌书之职，继以被载笔之编，于是史官史籍生焉。吾国史官，古为专职，且世守其业，故国史悉由官修，而编年一体创立最早。后世私史如林，衍为多体，于是卓然名家之彦，遂代史官以兴。本编所述，首以史官，继以史家、史籍，并于官修、私修之史，分章阐述，以明私家成就殊胜于史官，其义旨一。 回溯清代以往，史学成就，综以两端：一曰撰史，始以编年，继以纪传，号称“二体”。编年体如《春秋》，记载犹疏，纪传体如《史》、《汉》，组织渐密。《隋志》以下，以纪传体为正史，而编年体降居次位，即为史学进步之征。二曰论史，刘氏《史通》创作于前，章氏《通义》嗣响于后，良以时届唐宋以降，史籍纷陈，不有辨章体例商榷利病之书，何以明征实去伪剔粗存精之旨，是则于史学向前发展之中，更获新绩。本篇榷论史学，止取马、班、刘、章四氏，以树二者典型，余则散见所述史官史籍之中，不复别白。其义旨二。 先哲撰史途径，于魏晋南北朝启其机缄，于唐宋以后拓其境界，何以明之 姑无论纪传编年之外别有纪事本末一体，称为创作，如衍《左传》、《汉纪》之绪而有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衍《周礼》、《唐六典)之绪而有杜佑之《通典》、马端临之《文献通考》，衍《禹贡》、《山海经》之绪而有郦道元之《水经注》、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衍《汉书 儒林传》之绪而有黄宗羲、全祖望二氏之《学案》，衍《别录》、《七略》之绪而有清代之目录校雠学，悉为分门别类由简趋繁之明证。兹编所述纪传、编年、纪事以外，典礼、方志、学案、校雠诸体并包，并举一二范作，略致商榷。其义旨三。 史学寄于史籍，史籍撰自史官、史家，四者息息相关，不待论矣。然尚有一端宜述，史料是也。史官记注、官署档案、州郡计书、文士别录、金石之志、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如何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吾国先哲，实优为之。又如撰史之初，广搜史料，辑成长编，长编即为葺录之后，再加以考订编次之功，例如唐宋以来官修之实录、会要，悉属此类。近人于此一端，用力颇勤。本编虽未立专章论述，但亦于各章中附为叙及，以明整比史料，亦属史学之科。其义旨四。 右举义旨四端，略示编纂梗概，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迄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大雅君子，幸督教焉。 第一章 古代史官概述 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盖史籍掌于史官，亦惟史官乃能通乎史学，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 昔者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子长撰《史》，始于黄帝，虽云时涉传疑，未可置之弗论。《说文 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此则古代史官之先见者也。苟卿有言：“好书者众矣，然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解蔽篇》)考《风俗通》及卫恒《四体书势》皆谓黄帝之世，与仓颉同制字者，尚有沮诵，亦史官也；《世本 作篇》谓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造历，宋衷注云：“皆黄帝史官。”何是时史官之多也。愚考古代史官，职司记事，位非甚崇，试以周制征之。《周礼》春官之属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掌赞书；而六官所属诸职司，莫不有史。史与胥徒并列，故又释之日：“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 征之汉制亦然。《汉书 艺文志》云：“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是则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如谓仓颉、沮诵为黄帝之史，则其所掌当不外是。凡掌官文书者及起文书草者，曰与文字为缘，整齐其现行之字，以供起草之用，亦史官之所有事。周之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命，御史掌赞书，是史职起文书草之证也。太史掌邦之六典，内史掌八枋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是史掌官文书之证也。凡周之六典、八枋之法、四方之志、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或为当代之法典，或为治事之案据，今日称为寻常之官文书，异日则视为极可贵重之史料，古今一揆，理无二致。周代有然，黄帝以来迄于夏商应莫不如是。是则史之初职，本以记事为务，史官之多，亦以此也。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以谏桀；殷之将亡，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所谓图法，即邦国之典志也。周衰老聃为周室守藏史，其所谓藏，即文书典籍之藏，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而典守之官曰史，即为掌官文书者之分职。盖古人于官文书外，别无所谓典籍，凡古代文书典籍之藏，亦略如唐宋以来之四库、现代之图书馆，老聃以典守之官称史，亦与仓颉以治书之官称史同义。居是官者，以其见闻载之简册，名为史记，即谓史官所记。后世径名记事之书为史，此又书以官名者也。秦赵二王会于渑池，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月曰鼓瑟击缶，是时御史虽掌赞书之任，而其职渐尊，比于内史。及其末世，置御史大夫及丞，又遣御史监郡，始当纠察之任 。汉以后乃建署设台，比于三公，非复记事掌书之旧职矣。汉丞相、太尉府，皆置长史，以为诸令史之长，亦以主治文书为职。其后以丞相史出刺诸州，乃有刺史，亦犹秦代以掌赞书之御史出当纠察之任耳。秦有内史掌治京师，汉初因之，其名原于《周礼》，而其所司则异 ，然皆由职司记事之史引申得之。愚谓史官之始，不过掌书起草，品秩最微，同于胥吏，只称为史，如汉人所称令史是也。其为诸史之长者，亦不过如汉代之长史、魏晋之掌书记。其以记事为职，古今亦无二致。继则品秩渐崇，入居宫省，出纳王言，乃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诸称，以别于掌书起草之史。然亦不过因诸史之长，而稍崇其体制，如汉晋之有中书监、令，唐宋之有翰林学士、知制诰，明清之有大学士 是也。凡官之以史名者，既掌文书，复典秘籍，渐以闻见笔之于书，遂以掌书起草之史，而当载笔修史之� ��。初本以史名官，继则以史名书，而史官之名，乃为载笔修史者所独擅，而向之掌书起草以史名官之辈，转逊谢以为无与，不得不以吏自号矣。史官至此，盖经三变，发展之序，不外是矣。 寻史字之义，本为记事。《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为之说云：“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 吴大澂则曰：“史，记事者也，象执简形，古文中作█，无作中者。推其意，盖以中当作█，即█之省形，册为简策本字，持中，即持册之象也。” 章太炎先生亦云：“用从卜中，字形作█，乃纯象█形，古文用作█，则中可作█，█二编，此三编也。”章氏即引《周礼》“治中受中”为证，又谓《礼记 礼器》之“因名山升中于天”，《论语》之“允执其中”，《国语》之“右执鬼中”，以及《汉官》之“治中”，皆当以此为义，此又视江、吴二氏加详者也 。王氏国维又有《释史》一文。其略云： 案《周礼 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大射仪，司射，命释获者，设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又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乡射礼》云，鹿中槃前足跪凿背，容八筭释获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于竟则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时中制，皆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筭，亦与中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当如中形，而于中之上横，凿空以立筭，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于他器者也。考古者简与筭为一物，古之简策，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为六寸，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与六寸二种，射时所释之筭，长尺二寸，投壶，筭长尺有二寸，计历数之算，则长六寸。《汉书 律历志》，筭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说文解字》，筭长六寸，计历数者，尺二寸与六寸，皆与简策同制。故古筭筴二字，往往互用。《既夕礼》，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筭，从柩东。注：古文筭皆作筴。《老子》，善计者不用筹策，意谓不用筹筭也。《史记 五帝本纪》，迎日推筴。《集解》引晋灼曰：筴，数也，迎数之也。案筴无数义，惟《说文解字》云：算，数也，则晋灼时本，当作迎日推筭，又假筭为算也。汉荡阴令张迁碑：八月筴民。案《后汉书 皇后纪》：汉法尝以八月算人，是八月筴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筴为算，是古筭筴同物之证也。射时舍算，既为史事，而他事用筭者，亦史之所掌，筭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逸周书 尝麦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筴执筴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将，其为盛筴之器无疑。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周礼 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又登中于天府；乡士、遂士、方士狱讼成，士师受中。《楚语》：左执鬼中，盖均谓此物也。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与尹之从又持者同意矣(《观堂集林》卷六)。 此其所释之大略也。考《说文》所释，以良史不隐为持中之道，而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引起后贤之不满，故不从许氏，而别求解释之方。江氏据“治中受中”诸文，以“中”为簿书，手持簿书为史，正与掌文书之义合，然簿书何以谓“中” 江氏亦未有解释也。吴氏意谓簿书亦为简册之一，故以中从册省为说，章氏更从而引申之，诚足以补江说之未备矣。王氏取《周礼》郑注，以“中”为盛算之器 ，谓其初制当如█形，是则中字象形，而无正字之义，又以盛算之中，亦用以承简册，簿书为简册之一，故簿书亦谓之中，此又自吴氏所说引申得之。夫盛算之器称中，诚与“治中受中”之中，同为物名，而非无形之物德，故以中正之说为不雠。惟王氏谓中作兽形，为周末弥文之制，必以凿空立算其形如中为释，是否合于古义 尚待商榷；且盛算之中，本为周制，制字之初，有无此器亦有疑问(朱希祖先生《史学概论》)。终以吴、章二氏，较为明白可据，准此以谈，史之本义，无论为手持簿书，或简册，胥与掌书起草之义相符。且史之一辞，本指人而言，非以指记事之书，故《说文》以记事者释之也。 愚考中字之释义，尚有不止如上文所说者，《周礼 春官》之属有“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又《地官》“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又《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者而登之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岁终则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及大比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按郑注云：“治中谓职簿书之要”，此即江、吴诸氏以簿书释中之所本也。至其所谓贰，即簿书之副本，亦犹今世称分类存贮之簿书为档案；所谓天府，即储藏档案之库，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周制以档案正本之中，藏之天府，而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诸司受其贰而分藏之，此即保存档案之法也 。愚谓中之得名，盖对贰而言也。登于天府，等于中秘，外人无故不得而窥，故以中名之，此档案之正本也。副本对中而言，故曰贰。凡中与贰，皆为档案之专名，或以册释中，或以盛算之器释中，固各有其胜义。然《说文》何以释中为内，以别于外，置此而不数，未善解。窃谓中有内义，或由秘藏簿书引申得之，如此则两义为一贯矣。老子为周室守藏史，所守之藏，必为天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是其证也。现代档案，即为他日之史料，古人于档案外无史，古史即天府所藏之中也。保藏之档案谓之中，持中之人谓之史，一指书言，一指人言，分际至明，后世乃以史为书，而别以吏名史，遂不知中字含有簿书档案之义，此可于诸氏所说之外，又进一解者也(文始所释中字可供参考)。 周代之五史：一曰大史、二曰小史、三曰内史、四曰外史、五曰御史，前已略论之矣。五史之秩以内史为尊(中大夫)，大史次之(下大夫)，外史又次之(上士)，小史、御史为下(中士)，此皆诸史之长属于春官者也。《礼记 玉藻》、《汉书 艺文志》皆谓古有左史、右史之官：一则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则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两书所记，既有歧异，而左史、右史之名，何以不见于《周礼》 宜一为考释之。按《大戴礼 盛德篇》云：“内史大史，左右手也。”卢辨注云：“大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熊安生申之云；“周礼大史之职云，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左氏襄二十五年传曰：大史书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柄，其职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曰：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皆言诰之事。是内史在君之右，故为右史。《酒诰》郑注亦云：大史内史，掌记言记动，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熊说见《周礼》孔疏)。清贤黄以周本其说论之云： 《盛德篇》：内史大史，左右手也。谓内史居左，大史居右。《覲礼》曰：大史是右，是其证也。古官尊左，内史申大夫，尊，故内史左，大史右。《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右字今互讹。《汉 艺文志》、郑《六艺论》并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证。熊氏谓大史左史，内史右史，非也。其申《酒诰》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谓大史记行，内史记言，是已。郑注《玉藻》云：其书《春秋》、《尚书》具在，谓右史书动为《春秋》，左史书言为《尚书》也。荀悦《申鉴》云：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与郑注合 (《礼书通故》三十四) 。 依此所论，则古之左史即《周礼》之内史，右史即《周礼》之大史。《玉藻》之左右字，以互讹而异，宜从《汉志》作左史记言，或言则左史书之；右史记事，或动则右史书之，其论辨至为明晰矣。熊氏所说，虽于大史何以为左史，内史何以为右史之故，未能质言。而内史记言、大史记事之旨，则由其说而证明，盖其所释，亦仅一间之未达耳。 至章学诚则不信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之说。其论有云：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动，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也(《文史通义 书教上》)。 章氏所论，诚当于理，然考之《周礼》，内史掌书王命，同于唐宋之知制诰，即左史记言之谓也。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同于魏晋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记事之谓也。《尚书》之《酒诰》、《顾命》，即內史所撰之王命，《春秋》为事典，《周礼》为政典，《仪礼》为礼典，即大史所掌之六典，所记之言，不必限于《尚书》，而其体必近于《尚书》，所记之事，不必限于《春秋》，而其体必近于《春秋》。如黄氏所释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之说为不误，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渊源甚古之记载也。章氏虽未释左右二史当于《周礼》之何史，而于《周礼》之书则深信不疑，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不得谓为无据矣。然记言者未尝不载事，如内史所撰之王命，必以事为依据是也。记事者未尝不载言，如大史所掌之六典，其中亦言事兼载是也。不过一重在言，一重在事，非谓言中无事，事中无言，《汉志》举《尚书》、《春秋》为喻，亦举其大者言之耳。 古代史官表 氏名 时代 职名 出处 附考 仓颉 黄帝 史 《说文叙》、卫恒 《四体书势》 沮诵 黄帝 史 《风俗通》、卫恒 《四体书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