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史藏 / 政书-60部 /

　　魏文侯使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理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谓促遽之甚，恐为风雨损之。还庐树桑，还，遶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木实曰果，草实曰蓏。茹，所食之菜。畦，区也。殖于疆埸。至曾孙襄王，以史起为邺令，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赋田之法，一夫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为邺令不知用，是不知也。」于是，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粱。」泻卤，即斥卤也，卤，咸苦也，谓咸卤之地。史记云西门豹引漳水溉邺，误。 　　其后，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疲之，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闲说秦，令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蒲浪反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国，国曰：「始臣为闲，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锺。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命曰郑国渠。阏读与淤同。 　　秦平天下，以李冰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用反。穿二江成都中，双过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诸郡，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汉文帝以文翁为蜀郡太守，穿煎羊朱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人获其饶。 　　武帝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记之。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渠下民颇得以溉田矣。 　　其后，河东守番系请「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皮氏，今龙门县地，属绛郡。汾阴，今宝鼎县地。蒲阪，今河东县地。并属河东郡。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时越人有徙者，以田与之，其租税入少府也。稍，渐也。其入未多，故谓之稍。 　　其后庄熊罴言：「临晋民即今冯翊县也。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重泉在今冯翊郡界，今有干坑，即熊罴之所穿渠。故恶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音惩引洛水至商颜下。征在冯翊，即今郡之澄城县。商颜，今冯翊县界。岸善崩，洛水岸。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下流曰颓。东至山岭十余里闲。井渠之开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是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诸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泽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胜言。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郑国之溉灌者。仰谓上向。帝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约令。郡谓四方诸郡。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平徭者，均齐渠堰之力役，谓俱得水之利。 　　后十六岁，赵中大夫白公此时无公爵，盖相呼尊老之称也。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音药阳，谷口，今云阳县冶谷是。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郑国兴于秦时，故云前也。举锸为云，决渠为雨。锸，锹。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水停淤泥，可以当粪。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元帝建昭中，邵信臣为南阳太守，于穰县理南六十里造钳卢陂，累石为堤，傍开六石门以节水势。泽中有钳卢王池，因以为名。用广溉灌，岁岁增多，至三万顷，人得其利。及后汉杜诗为太守，复修其业。时歌之曰：「前有邵父，后有杜母。」 　　后汉章帝建初中，王景为庐江太守。郡部安丰县有楚孙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废，景重修之，境内丰给。其陂径百里，灌田万顷。芍音鹊。今寿春郡安丰县界。 　　顺帝永和五年，马臻为会稽太守，始立镜湖，筑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千余顷，至今人获其利。 　　晋武帝咸宁元年，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当阳侯杜元凯上疏曰：「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谷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渟污，高地皆多硗塉，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为思虑。臣愚谓既以水为田，当恃鱼菜螺蚌，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及荆河州东界兖州东界，今济阳、济阴、东平、鲁郡之闲。荆河州东界，今汝南、汝阴、谯郡之闲也。诸陂，随其所归而倡导之。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之益也。」杜君又言：「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顷来户口日增，而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堰，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也。臣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又见宋汉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按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宜发明诏，饬刺史二千石，汉氏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先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堰沟渠当有所补塞者，比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早为部分列上，须冬闲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泻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尝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朝廷从之。 　　东晋张闿音开为晋陵内史，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丰塘，今丹阳郡丹阳县界。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葛洪为其颂，乃征入拜大司农。 　　宋文帝元嘉七年，刘义欣为荆河刺史，镇寿阳。今寿春郡也于时土境荒毁，百姓离散。义欣纲维补缉，随宜经理。芍陂良田万顷，堤堰久坏，秋夏常苦旱。义欣遣咨议参军殷肃循行修理，有旧沟引匹诣反水入陂，，水名，在汝南。伐木开榛，水得通泾，由是遂丰稔。 　　后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至镇，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镇，今灵武郡。富平，今回乐县。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时高于河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崩颓。渠既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小狭，水广百四十步。臣今请入来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绝断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旬日之闲，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从之，公私获其利。 　　裴延俊为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水旱不调，人多饥馁。延俊自度水形营造，未几而就，溉田万余顷，为利十倍。 　　大唐贞观十八年，李袭称为扬州大都府长史，乃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以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征拜太府卿，人至今赖之。 　　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硙，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许顷。请修营此渠，以便百姓。至于咸卤，亦堪为水田。」高宗曰：「疏导渠流，使通溉灌，济沷炎旱，应大利益。」太尉无忌对曰：「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发源本高，向下枝分极众。若使流至同州，则水饶足。比为碾硙用水，泄渠水随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于是遣祥等分检渠上碾硙，皆毁之。至大历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余顷。 　　　　屯田汉　魏　晋　东晋　齐　后魏　北齐　隋　大唐 　　汉昭帝始元二年，诏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徒钓反故吏将子亮反屯田张掖郡。调，发选之也。故吏，前为官职者。令其部率习战射士于张掖为屯田。 　　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以击虏殄灭为期，乃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音告亹，音门。即金城郡广武县地。临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漕下，以水运木而下也。缮，补也理湟音皇音陜。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田事出，谓至春人出营田也。赋谓班与之。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骑则与副马二百匹也。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之。」上报曰：「如将军之计。」充国又奏曰：「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大获地利。明年遂破先零。 　　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今颍川郡许昌县也。得谷百万斛。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废帝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宣王督诸军伐吴，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自今淮阳郡项城县以东至寿春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乃着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闲，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闲，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旁脂反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田且守。兼循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于颍南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镇襄阳。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当阳侯杜元凯在荆州，今襄阳郡。修邵信臣遗迹，邵信臣所作钳卢陂、六门堰，并今南阳郡穰县界，时为荆州所统。激用滍音蚩淯音育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寔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夏水、杨口在今江陵县界。巴陵即今郡。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阳并郡。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东晋元帝督课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令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大兴中，三吴大饥，后军将军应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大功克举。闲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返。江西良田，旷废来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庾盈亿，可计日而待之。」 　　穆帝升平初，荀羡为北部都尉，镇下邳，今临淮郡县。屯田于东阳之石鳖，亦在今临淮郡界。公私利之。 　　齐高帝敕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虏寇。昔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河汴委储。卿宜勉之。　」 　　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也。 　　北齐废帝干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又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今范阳郡范阳县界。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 　　武成帝河清三年诏：「缘边城守堪垦食者营屯田，置都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课其所入，以论褒贬。」 　　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转输劳弊，乃令朔方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其旧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为定。新置者，并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其屯虽料五十顷，易田之处各依乡原量事加数。其屯官取勋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据所收斛斗等级为功优。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于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硬有软，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顷亩折除。其大麦、荞麦、干萝卜等，准粟计折斛斗，以定等级。 　　天宝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后上元中于楚州古谢阳湖置洪泽屯，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通典卷第三　食货三 　　乡党 土断　版籍并附○上古　周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隋　大唐 　　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诤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于井则地着，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郑玄曰：「此所以劝民者也。使之者，皆谓立其长而教令使之。保，犹任也。救，救凶灾也。宾，宾客其贤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托也。赒者，谓礼物不备相给足也。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此总谓郊内者也。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人数及其财物也。受邦国之比要，则亦受乡遂矣。郑司农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按比是也。要谓其簿。」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谓甸稍县都。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作管反。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经、形体，皆谓制分界也。邻、里、酇、鄙、县、遂犹郊内比、闾、族、党、州、乡也。郑司农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与国中异制，故五家为邻。」郑玄谓异其名者，示相变耳。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夫均其厚薄则生产平，统之于鄙则其数举，家于乡遂则其户可详，五人为伍则人之众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国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后，王室中衰，井田废坏，不足以纪人之众寡。宣王是以料人于太原，由兹道失之。 　　齐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里，什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来，故人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行于人，人心可系于主。」是以制国，郊内则以五家为轨，轨十为里，里四为连，连十为乡，乡五为帅，国内十五乡，自五至帅。郊外则三十家为邑，邑十为卒，卒十为乡，乡三为县，县十为属。属有五，自五至属各有官长，以司其事，以寓军政焉。而齐遂霸。 　　徐伟长中论曰：「夫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审本而已矣。故周礼，孟冬，司寇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已也。譬犹无田而欲树艺，虽有农夫，安能措其强力乎！是以先王制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爱，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弃损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而伪端并作，小则滥窃，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审人数乎？」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孝武时，范宁陈时政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以成行，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之所执，而非通理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宦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代移迁，何至于今而独不可。」帝善之。 　　安帝义熙九年，宋公刘裕缘人居土，上表曰：「臣闻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画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九服不扰，所托成旧。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运匡复之算，人怀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人绥理，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人无定本，伤理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纯，人瘼所以犹在。自非改调，无以济理。夫人情滞常，难与虑始。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敬爱所托。请依庚戌土断之科，庶存其本，稍与事着。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声，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岛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申于当年，在始暂勤，要终必易。」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人居晋陵者，不在断限。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谟请土断雍州诸侨郡县。今襄阳、汉东等郡也。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却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诸贤并深明理体，各献嘉谋，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