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史藏 / 志存记录-824部 /

围广州，杀将吏张忠等数十人。最后，遣狄公青以蕃落五百骑败之邕州归仁铺，凡得首级五千三百四十一，筑为京观。初，谣言云：“农家种，籴家收。”至是为狄公所败。 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代孙孔宗愿为文宣公，寻改封孔宗愿为衍圣公。 （按，《宋史?仁宗本纪》至和二年三月丙子，封孔子后为衍圣公。不载初封为文宣公事。然《文苑传》称文宣公孔圣，则原封实为文宣公，《本纪》据其后改之名耳。） 嘉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昏时，二星相继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刘仲更曰：“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财。”未几，都城大水，居民庐室及军营漂流者不知几千万区。天变不虚发也如此。 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近臣天章阁下观书、阅瑞物。上亲作飞白书，令左右笏以观。又令禹玉跋尾，人赐一纸。既而置酒群玉殿，上谓群臣曰：“今天下无事，故与卿等乐饮。”中坐赐诗，群臣皆和。又赐太宗时斑竹管笔、李廷墨、陈远握墨、陈朗麝围墨，再就坐。终宴，更大盏，取鹿头酒视封，遣内侍满斟遍劝。韩魏公琦一举而尽，又劝一杯。卢公彦平生不饮，亦一巨杯。又分上前香药增诸饣丁中，各令持归。至二十六日，温州进柑子，复置会，自台谏、三馆臣僚悉预，因宣谕：“前日太草草，故再为此会。”其礼数一如前，但不赋诗矣。 嘉中，交趾贡麒麟二，予尝于殿庭中与观，状如水牛，身披肉甲，鼻端一角，食生刍果瓜。每饲之，必先以杖击其角，然后食之。是时，中外言非麟者众。 田元均况为枢密使，言非麟，又历引诸书所载形状，皆无此兽，恐为远人所欺。卒以为异兽诏答之。予尝见陈公弼言，荣州杨氏家水牛生子类此，盖牛入水而蛟龙感之以生也。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公诗：“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为之。 嘉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莫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覆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弥封官，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 仁皇朝，内侍张宗礼无为山烧香，得古柏围数丈，中空可以施卧榻坐墩。予目为自然庵。其上枝叶郁然，前有竹径，设童子如迎客之状，甚可爱赏。 仁宗朝，讲读官侍迩英者皆立，每问事则众人齐对，颇纷纭。乃诏皆坐，惟当读者以次立，而记注亦坐。石昌言、杨休奏：“记注官当立侍，密迩德音以详记录，不可坐。”遂令立侍。 崇政殿之西有延羲阁南向，迎阳门之北有迩英阁东向，皆讲读之所也。仁宗皇帝即位，多御延羲。每初讲读或讲读终篇，则宣两府大臣同听，赐御书或遂赐宴。其后，不复御延羲，专御迩英。凡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罢，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罢。讲读官讠移门上赐食，俟后殿公事退，系奚以入。宣坐赐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复以次起讲读。又宣坐赐汤，其礼数甚优渥，虽执政大臣亦莫得与也。（按，延羲阁原本“羲”作“义”。考《宋史?本纪》亦作“义”，而《地理志》 俱作“羲”。按“义”为太宗原名，不应阁名延义，今从《地理志》改正。） 仁宗当暑月不挥扇，镇侍迩英阁，尝见左右以拂子祛蚊蝇而已。冬不御炉，每御殿，则于朵殿设炉以御寒气，寒甚，则于殿之两隅设之。医者云：体被中和之气则然矣。 仁宗皇帝好雅乐，又严天地宗庙祭祀之事及崇奉神御，故中外言乐者不可胜计，置局而修制亦屡焉，其费不赀。宦侍建言修饰神御，岁月不绝，然为之终身不衰。庆历中，陕西用兵后，有建请出田猎以耀武功，四方以鹰犬来献，惟恐居后。然出猎者一再而止。帝王之好岂可以不慎哉！好雅乐祭祀之事，人争以雅乐祭祀之事奉之，未必皆得其当，然好之终身不衰不害也。方下令校猎，而人争以田猎鹰犬来奉，乃一再而遂止。仁皇帝诚知所好矣，不然者，何以庙号曰“仁”哉！ 仁皇末年，有鹊巢于宣德门山棚上，毁而复累者再。识者咸以为异。 正月十四日，上御楼，遣中使传宣从官曰：“朕非好游观，盖与万民同乐。” 翌日，蔡君谟献诗纪其事。 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营室，历于虚、危。术者占曰：“营室卫分，濮水出， 主宗庙祭祠事；虚、危齐分，上受命之国，主坟墓哭泣。”逾年，而熙宁改元矣。 天之告人，岂不昭昭然哉！ 故事，郊庙读祝册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宫更衣，诣坛下，百官皆回班迎向。 英宗皇帝初告庙，诏读册官无起，及诣坛下，诏百官勿回班。所以见事宗庙之精意也。 予尝修《玉牒》，知国家庆绪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千余人，男女相半，存亡亦相半。亲王置翊善、侍讲、记室，余则逐宫院置都讲教授。岁时有喜庆，则燕崇政殿或太清楼。命之射，课其书札，或试以歌诗，择其能者而推赐器币，以旌劝之。景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守节领其事。 有所奏请，不得专达，必经宗正司详酌而后以闻。所以勉进其敦睦，而纠正其愆违也。其后增置讲书官四员，别置小学教授一十二员，又增同知大宗正一员，而置官益多，其疏属又听其出外官，则自励而向学者弥众矣。 ●卷二 汉斛之法，方尺而圆其外，旁九厘五毫、其实十斗，积百六十二万分，二千龠之实也。不言深而言方者，无分寸之别也；圆其外者，亦相生之数也。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云耳者，谓升合如耳形，附于斛之左右也。今胡瑗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龠其状似爵者，谓圆如爵也。今之龠方一寸，深八分一厘，亦以方分置算也。 上三下二者，谓斛在上并升合为三也，斗在下并龠为二也。圆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圆函方，下为方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 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俯。自聂崇义失之于前，而胡瑗、阮逸踵之于后也。夫斛非是，而欲考正黄钟，安可得也！ 燕龙图肃判太常寺，建言：今之乐太高。始下诏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乐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继出矣。李照之乐，以纵黍累尺，黍细而尺长，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横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径乃三分四厘六毫。空径三分四厘六毫，与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于以尺而生律也。 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后有成都房庶者，亦言今之乐高五律，盖用唐乐而知之。自收方响一、笛一，皆唐乐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二米。是时，无二米黍，据见黍为律。虽无千七百三十黍之谬，与三分四厘六毫之差，然其声才下三律，盖黍细尔，其法则是矣。王原叔洙、胡瑗大不喜其说。朝廷但授庶试秘书省校书郎，不究其说而止。庶，玄龄之后，其为人简脱，尝与乡荐，然好音，宋子京祁、田元均况皆荐而召之。是时，丁正臣亦收牙笛二，与庶笛同。予尝于雄州王临处得北界笛一，比太常乐下四律、教坊乐下二律，犹高于唐乐一律。又尝于才元处得并州铜尺一，比太府尺长三分，以之定律，与唐乐声同。太府尺定律与北界笛同，二者必有一得也。若得真黍，用房庶法为律以考之，其为至当不疑矣。真黍，一稃二米者。世尝言王朴为知乐，而不知乐之坏自朴始也。 初，太常钟磬皆无款志，朴用横黍尺制律，命其钟磬而志刻之。太祖患乐太高，和岘用影表尺八寸尺也，故乐比唐为高五律矣。今太常钟最大者，声中唐之黄钟，志刻乃云林钟，余钟率皆如此。李照则多凿旧钟以合其律，而钟磬又不如朴时，虽非本声，而其器尚完也。惜哉！司马君实内翰光于予莫逆之交也，惟议乐为不相合。君实以胡瑷一黍广为尺，而后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为律，而后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围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不合，又变而为方分，其差谬处不可一二数也。以律生尺，九十分黄钟之长，加十分以为尺。凡律皆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长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积实相通矣。往在馆阁时，决于同舍，同舍莫能决，遂奕棋以决之，君实不胜，乃定。其后二十年，君实为西京留台，予往候之，不持他书，唯持所撰《乐语》八篇示之。争论者数夕，莫能决，又投壶以决之，予不胜。君实欢曰：“大乐还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领而归。岂所见然耶，将戏谑邪，抑遂其所执不欲改之耶，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戏谑矣。（按：《宋史》称镇于乐尤注意， 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与司马光辨难，凡数万言。神宗时，尝诏镇与刘几定乐。 镇曰：“定乐必先正律。”帝虽然之，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并赐镇。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哲宗朝，乃请太府铜尺为之，逾年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下之太常。乐奏三日而镇逝。）皇中，再定雅乐。胡瑗铸十二钟，大小轻重如一，其状类铎，为大环，铸盘龙、蹲熊、辟邪其上，谓之旋蠡，而平击之，故其声郁而不发。又陕西铸大钱，民以为患。是冬，日食心宿，刘羲叟谓予曰：“上将感心腹之疾，是与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寻使契丹，还至雄州闻上得心腹之疾矣。归问其故，羲叟曰：“景王铸大钱，又铸无射，而为大林，所谓‘害金再兴’者也。是时，日亦食于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与景王同占。”噫！羲叟而不言，则左丘明所载伶州鸠之语为诬矣。是羲叟不独为知术数，其发扬丘明功亦为不细。羲叟字仲更，泽州人，以修《唐书》授崇文院检讨，未及谢，疮发背而卒。 《周礼》：“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也。几面鼓，犹言几两车、几区宅、几廛田也。而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鼓而为八面、 六面、四面，既不可考击，乃于县内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社宗庙设而不用。景中，冯章靖公言雷鼓、灵鼓、路鼓并当考击，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 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 自唐开元时，父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以其不袭封也。然不知至于服纪则有所不齐。国朝亦著于礼令。景中，石资政中立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未几，而众子卒，其家奏：“嫡孙合与不合传重。”下礼院议。于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与予为礼官，景文公遂令三人各为议状。不疑曰：“初当传重，不传重误也。宜改正之，使追为服。”次道则用江都《集礼》以为当接服，若曰： “父死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众孙接服，是一尊亲为两等服也。”予谓：“石氏之孙宜依礼令不传重，且为本服。自今而后别著令， 父死众子在，嫡孙传重，然后得礼之正。”又为不疑难曰：“石氏子当传重，就令石氏子于服中犯刑，如何处之？必以见行法、见行礼处之也，岂可旋更礼法，使变期服而传重，加以重刑也。”又为次道难曰：“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 众孙接服，是何异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尊长方决而死，乃令次家长接续，足其杖数邪，是无此理也。”然景文从次道议，仍请著为令。其后，众子在，嫡孙请传重者，听传重；其不请者，则不传重。岂礼之意哉！ 故事，武臣不持丧。韩玉汝奏请持丧，下两制、台谏官议，唐子方介为御史中丞，其属皆不欲令持丧。是时，会议于玉堂后廊，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论也。”欧阳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为高！”孙梦得坐予旁，不觉叹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