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史藏 / 志存记录-824部 /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曹寓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迁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为都省令厅，在中，仆射厅分左右，凡为屋一千五百八十间有奇。六曹列于后，东西向，为屋四百二十间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间有奇，合四千一百间有奇。时首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至元、绍圣间二人皆贬，其后追治元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皆贬，免者惟苏公一人而已。故言阴阳者，皆谓凡居室以后为重，今仆射厅不当在六曹前。持正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地步，欲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灭裂，余为祠曹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逮前也。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契丹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礼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郑氏以逮为及识，当是有知之称。旧法：祖父母私忌不为假。元丰编敕修《假宁令》，于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谓生时祖父母尚存云尔。然不当言逮事，盖误用礼之文也。原为此法者，谓生而祖父母死，则为不假，存则为假，所以别于父母也。若谓逮事为及见之辞，则礼云不逮父母者，今遗腹子固有不及见父者矣，而母则安有不及见者乎？法初行，安厚卿为枢密，适祖母忌。祖母没时，厚卿才二岁，疑而以问礼部郎官何洵直。洵直虽知法官之误，因欲迁就其说，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为天时一变为有识，欲以三月为限断。过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从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为周之外朝，而萧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则宜有后殿。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殿，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远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阁，宰相押之，由阁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阁”。紫宸殿言“阁”，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乱离，宣政不复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废；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亦谓之“入阁”，误矣。 唐正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唤仗入阁，百官亦随以入，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敬宗再举入阁礼之后，百官复存朔望两朝，至五代又废。故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时李淇为中丞，以为非礼，请复朔望入阁之礼。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见群臣，不可罢，朔望入阁可复。”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见中兴便殿，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阁，讫本朝不改。元丰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遂为定制。 古者天子之居，总言宫而不名，其别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诗》言“自堂徂基”，而《礼》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称殿者。《秦始皇纪》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见。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宫，疑皆起于秦时。然秦制独天子称陛下。汉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曹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则诸侯王汉以来，皆通称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称殿下，至今循用之，盖自唐始也。其制设吻者为殿，无吻不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参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门外，亢声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毕，即复出，押百官虚拜于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复押，亦百官以序自拜于陛下而出。韩魏公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乐道为中丞，力击之以为不臣，其言难过，然当时议者犹以无故不押班为非礼。故司马君实代乐道，以辰时二刻前朝，退则押班，过则免，遂以为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隶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苏子容元丰中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议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崇宁中，蔡鲁公始行之，人不以为善也。 集贤院学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为名而品秩自从其官。故吴正肃公以前执政，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从官翰林侍读学士，皆以疾换授，盖不为要职也。然在学士之列，视待制则为优，故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换授，是岁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苏子容罢知制诰，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尝请别其品秩，不报，故其谢表云：“惟丽正图书之府，盛开元礼乐之司。在外馆之地则为闲，正学士之名则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践更；近例迁官，皆由两省丞郎而兼领。”又云：“惟其恩数之优，当有官仪之别，亦尝自言于公府，岂敢取必于佥谐？”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皆自前执政除，非独吴正肃也。吕之、吕文仲、李维、盛度皆自翰林学士，晁迥自翰林学士承旨除，非独刘原甫也。李行简自龙图阁待制除，非独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贤院学士除待制者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皆是。其除龙图直学士者，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皆是，亦非独元厚之也。邓绾自御史中丞得罪，元丰元年正月复除待制，则是时集贤院学士次于待制矣。苏子容罢知制诰，岁余会恩知婺州、亳州，入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此云罢知制诰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非也。 国朝讲读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吕文仲为侍读，继而加翰林侍读，寓直于御书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密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为翰林侍读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 讲读官自杨文庄等，后冯元、鲁宗道皆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高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皆不加翰林及学士之名。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 《考异》：冯元、鲁宗道皆兼侍讲，此云侍读，非也。 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祖平蜀，王著，蜀人，善书，为赵州隆平县主簿。或荐其能书，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自著后，不复除人。著后官亦不显。有翰林学士王著者，自别一人，非此人也。王君玉琪为馆阁校勘，晏元献以前执政留守南京，辟为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特令带旧职，从之。馆职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为《韩魏公神道碑》。王禹玉为学士，密诏禹玉具故事有无。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碑》，明皇作《张说碑》，德宗作《段秀实碑》，及本朝太宗作《赵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闻，于是御制碑赐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辞也。 唐制：门下省有弘文馆，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皆以为藏图书。弘文馆即修文馆也。武德初置，设生徒，使习书，选京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及使他官领直馆。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中置大学士，至开元初，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后改丽政修书院，又改集贤，直学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带弘文、集贤大学士，遂为故事。 梁迁都汴，贞明中始于右长庆门东北，设屋十余间，谓之“三馆”，盖昭文、集贤、史馆也。初极卑隘。太宗太平兴国中，更命于左升龙门里，旧车辂院地改作，置集贤书于东庑，昭文书于西庑，史馆书于南庑，赐名崇文院，犹未有秘书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唐贞观初，始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秩卑者以为直馆，宰相莅修撰。开元中，李林甫为监修国史，始迁于中书省。复置史馆修撰，迄五代，遂为故事。本朝乾德初，首以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复有编修、校勘、勘书。校勘，编修随时创制不一，旧但以书库吏钞录报状论次，其后遂命进奏院及诸司，凡诏令等皆关送。开宝后，命中书枢密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淳化中，张秘请别置起居院，为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李宗谔为之。凡长春崇德殿宣谕陈列事，中书以《时政记》记之，枢密院则本院记之，其余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记录，月终送史馆；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别记言动为起居注。元丰官制行，左右史所书如旧，各为厅于两后省，史馆归之。著作局、国史院有故，则置假左散骑常侍厅为之，而后始以宰相监修。 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庄宗复旧名，遂改为枢密院直学士。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以冯道、赵凤为之，班翰林学士上，盖枢密院职事官也。本朝枢密院官既备，学士之职浸废，然犹会食枢密使厅。每文德殿视朝，则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与学士皆为职名，为直学士之冠，不隶枢密院。升殿侍立，为枢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书补外，除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则除枢密直学士，相呼谓之“密学”。 元昊请和，欧公具当时议论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三说皆力破之，以为不和害少，和则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类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谓数年以来，庙堂劳于斡运，边鄙劳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劳，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也。无识之人欲急和，谓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谓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事；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也。疲兵懦将欲急和，谓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惧贼来常败也。陕西之民欲急和，谓其困于调发诛求也。五者，惟陕西之民可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其余可一切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驳，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官制行，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外尚书省诸厅照壁，自令仆而下，皆待诏书《周官》。苏子容时为吏部侍郎，《谢幸省进官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 元丰间，三佛齐、注辇国入贡，请以所贡金莲花、真珠、龙脑，依其国中法，亲撒于御座，谓之“撒殿”。诏特许之。御延和殿引见，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辇在广州南，水行约四千里至广州；三佛齐，南蛮别种，与占城国为邻。 国朝三公官，未始兼备，惟元丰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郑公、曹济阳守司徒，皆同一时。其后宣和间，蔡鲁公为太师，王将明为太传，郑达夫为太保，方相继两见。 元丰三年，高丽入贡，有日本国车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馆伴官云：“诸侯不贡车服，诚知非礼，但本国与中朝，略见日本工拙尔。”诏特许进。 内香药库在讠移门外，凡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为库额曰：“每岁沈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刃尤宜史笔书。”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开成中，诏入阁赐封，官班退立东阶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元微之诗云：“松间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自晋魏以来，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门外搜索，而后许入，谓之“监搜”。御史立药树下。至唐犹然，大和中始罢之。 《考异》：宣政殿庭东西有四松，非皆植松也。诏书乃开成元年正月，赐封当作次对。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搜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太和元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谓宰臣勿搜，非皆罢也。 高丽自端拱后不复入贡。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会神宗遣海商喻旨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余馆伴时，见初朝张诚一《馆伴语录》所载云尔。 ●卷三 唐旧事，门状，清要官见宰相，及交友同列往来，皆不书前衔，止曰“某谨祗候”，“某官谨状”。其人亲在，即曰“谨祗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祗候、起居不并称，各有所施也。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元丰以前，门状尚带“牒件状如前”等语，盖沿习之久，后虽去，而祗候、起居并称，犹不改。今从官而上，于某官下称“谨状”，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衔，谓之“小状”。他官则前衔与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谨状”，不知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七字，则“谨状”字自不应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则当称“谨状”。以为恭而反简，自元丰以来失之也。 太平兴国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贵神。而五福所临无兵疫，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岁，入黄室巽宫，当吴分，请即苏州建宫祠之。已而复有言今京城东南有苏村，可应姑苏之名，乃改筑于苏村，京师建太一宫自此始。 枢密使拜罢，旧皆用麻。皇中，狄武襄岭南成功回，高文庄若讷为使，罢为群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补其阙，止令舍人院草辞，自是遂为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随宰相入殿。预闻奏事，仗在紫宸，则立殿下，直第二螭头，即其幻处，和墨以记事，故号“螭头”，或曰“螭幻”。自高宗后，前殿不奏事，则二史固无所书矣。本朝记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后殿为次，使候上殿臣僚退，面问所尝言书之，然未尝有敢告之也。后始诏后殿轮日入侍。崇宁初，郑丞相达夫为史官，复建言：并前殿皆入，并立于垛殿，虽存故事，而奏对语略不相闻，亦不敢自书。惟经筵与讲读官并列，嘉间，贾直孺所请也。 太祖初削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岁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尝谕近臣，欲候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之费，盖不欲常赋横敛于民。故不隶于三司，今内藏库是也。 狨坐不知始何时，唐以前犹未施用。太平兴国中，诏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则当时盖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遂为定制。今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而宗室将军之制，亦不行矣。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等奏：商贾庶人有僭乘银装鞍勒、狨毛暖坐等，请禁断。从之。当时以为僭，则非通上下用之矣。今著令谏议大夫以上，及节度使、曾任执政官者，许乘狨坐。此云文臣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非也。 参知政事班，旧不与宰相同行。至道中，吕正惠公与寇莱公同为参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莱公意不平，乃请进与宰相同行。莱公罢，复如旧。 服色，凡言赐者，谓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赐也。故执事官服紫，虽侍从以上官，未当其品，亦皆言赐；若官当其品，虽非侍从，如磨勘告便不带赐矣。告不带赐，则亦不当入衔。近见士大夫有误以赐为正服之名，虽官及品，而衔犹沿习言赐，此不惟不知所应服，亦自读其告不审也。 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同瓦>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忧西北，岂不可比我儿女？”卒用之宅成以赐。进屡辞，乃敢受。太平兴国中，始别赐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也。 祖宗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曹沂王宅，许怀德旧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贻永旧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丽甲诸主第，园池尤胜，号“东庄”。和文好贤乐士，以杨文公为师友，其子孙多守家法，一时名公卿率从之游。宣和间，复取为撷芳园，后改崇德宫，以居宁德皇后云。 哲宗元初，春秋尚少，渊嘿未尝语。一日经筵，司马康讲《洪范》，至“用三德”。忽问：“只此三德，为更有德？”群臣耸然。康言：“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上曰：“然。” 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中间晋、宋贴多出王贻永家。贻永，祁公之子，国初藏名书画最多，真迹今犹有为李驸马公照家所得者，实为奇迹。而当时摹勒出待诏手，笔多凝滞；间亦有伪本，如李斯书，乃李阳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后入禁中，被火焚，绛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绛本。庆历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绛本杂以五代近世人书，微出锋。希白自善书，潭本差能得其行笔意。元间，徐王府又取阁本刻于木板，无甚精彩。建中、靖国初，曾丞相布当国，命刘焘为馆职，取淳化所遗与近出者，别为《续法帖》十卷，字多作焘体，又每下矣。 《考异》：淳化官帖，黄鲁直、秦少游所记，皆云“刻板”，此乃云“刻石”，非也。鲁直云：“元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宫僚”，此云“徐王府取阁本刻于木板”，岂各自一事耶？《续法帖跋》云：“元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藏墨迹，未经太宗朝摹刻者，刊于石，有旨从之。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内藏缗钱十五万趣其工，以八月旦日毕，厘为十卷，上之。”此云：曾丞相当国，命刘焘别为《续法帖》十卷，非也。 杨文公以工部侍郎卒。旧制，四品不应得谥。王文康公为枢密使，明其尝与寇莱公共议请皇太子决事，以其家奏草上闻，遂特赐谥。李献臣当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渐宫闱，能叶元臣，议尊储极。”文康，莱公婿也。 张仆射齐贤为相时，其母晋国夫人，年八十余，尚康强。太宗方眷张，时召其母入内，亲款如家人。余尝于张氏家见赐其母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祖宗诚意待大臣，简质不为饰，盖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旧官也。置院在枢密院之北，总内诸司及三班内侍等事。国初，与枢密先后入叙班，盖视二府一等也。每除枢密先为使者，必辞请居其下，而后从之。熙宁间，始诏定班枢密副使下。元丰官制行，犹存不废；自王拱辰改除节度使，遂罢不除。元间复置，以命张安道，后亦废。 燕乐教坊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太祖平岭表，得刘氏阉官聪慧者八十人，使学于教坊，赐名“箫韶部”，后改今名。钧容直，军乐也。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初曰“引龙直”，以备行幸骑导；淳化中改今名，皆与教坊参用。元丰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