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医藏 /

　　经云：肝虚则目 无所见是也。肾虚者，房欲过度，则肾气不归元而逆奔于上。经云： 蒙招尤目瞑，上实下虚，过在足少阴、巨阳。又云：髓海不足，目为之眩是也。风火之眩晕属外感，三虚之眩晕本内伤。其云痰而作眩者，必内外合邪而后痰聚而为害，非竟主乎痰而可以为眩也。若一纯攻痰，而不大补气血、壮水滋阴，以救其本，病未有不毙者也。 　　论无痰不作疟 　　疟者，风、寒、暑、湿之邪，为外感三阳经病。故经云：夏伤于暑，秋成风疟。或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则先寒后热；或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则先热后寒。病属三阳，而寒热往来，则以少阳一经为主。 　　初非有痰，以为疟邪之根也。疟邪随人身之卫气为出入，故有迟早、一日间日之发，而非痰之可以为疟也。何也？人身无痰，痰者，人身之津液也。随其邪之所在，而血凝、气滞、停饮、宿食，则津液即化为痰，是痰从邪气而成病者也。乃严用和论疟，谓“无痰不作疟”，若指痰为疟邪之主，反以疟邪为痰病之客矣。岂有人身津液变痰，而为寒为热以成疟者乎？痰本因疟邪以生，而非因痰以有疟邪者。如痰生于脾，脾恶湿则痰动；痰本于肾，肾阴虚则水泛。疟病之痰，痰因风寒之邪而生者也。岂有无痰而便不作疟者乎？至杨仁斋、许叔微，更有以瘀血、停涎、黄水主为疟病之根，而后之治疟者，均以常山、草果、槟榔、砒信，为吐痰、消瘀、截疟之法，徒戕人元气，而败脾伤胃，以致夭枉也。 　　论诸痛不宜补气 　　《灵枢》云：病痛者，阴也。又云：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其阳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阳，无攻其阴。夫阳者，气也，是痛病当先治气。顾气有虚有实。实者，邪气实。虚者，正气虚。邪实者，以手按之而痛，痛则宜通。正虚者，以手按之则止，止则宜补。丹溪猥云：诸痛不宜补气。夫实者，固不宜补，岂有虚者而亦不宜补乎？故凡痛而胀闭者多实，不胀不闭者多虚；痛而喜寒者多实热，喜热者多虚寒；饱而甚者多实，饥则甚者多虚；脉实气粗者多实，脉虚气少者多虚；新病壮年者多实，愈攻愈剧者多虚。痛在经者脉弦大，痛在脏者脉沉微，兼脉症以参之，而虚实自辨。是以治表虚痛者，阳不足也，非温经不可；里虚痛者，阴不足也，非养荣不可；上虚而痛者，心脾受伤也，非补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脱泄亡阴也，非速救脾肾温补命门不可。凡属诸痛之虚者，不可以不补也。有曰“通则不痛”，又曰“痛随利减”。人皆以为不易之法，不知此为治实痛者言也。故王海藏解“痛利”二字，不可以“利”为“下”，宜作“通”字训。此说甚善。明哲如丹溪徒曰：“诸痛不可补气”，则失矣。 　　论关格是脉而非症 　　《素问》云：人迎与气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灵枢》云：邪在六腑则阳脉不和，不和则阳脉盛；邪在五脏则阴脉不和，不和则阴脉盛。阳气太盛则阴气不得相营，故曰关；阴气太盛，则阳气不得相营，故曰格。关格者，不得尽命而死。此《灵》、《素》之论关格，以脉言，而非症也。自仲景宗之，而谓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夫人迎四倍，寸口四倍。 　　则非尺寸之谓，而曰吐逆者，此隔食症也。曰不得小便者，此癃闭症也。自此叔和以后，俱莫能辨，悉以尺寸言关格。而洁古则曰：寒在上，热在下。夫脉两寸俱盛四倍以上，而可谓之寒在上、热在下乎？东垣则以清气反行浊道曰格，浊气反行清道曰关。丹溪但言膈中觉有所碍，不能升降，是有格而无关。元方以大小便不通为关格，其说尤为舛错。后丹溪竟以关格立症分门，致后学茫然莫辨。独马元台力辨诸子之非，谓关格非隔食、癃闭之症。夫巢、张、李、朱为医之宗，尚与《内经》相乖，况下工？岂知关格为脉体，而非病名者哉！ 　　论疝不当专属肝经病 　　巢氏序疝症，有厥疝、寒疝、气疝、盘疝、 疝、狐疝、瘕疝之名。子和非其谬立名色，以环阴器、抵少腹者，属足厥阴肝经部，是受疝处也。故凡疝，非肝木受邪，则肝木自甚，皆属肝经，因立七疝之名，曰：寒、水、气、狐、筋、血、 ，治多用下法。丹溪以来，皆宗其说，而亦未得也。夫前阴小腹间，乃足三阴、阳明，冲、任、督三脉所聚，岂得独以厥阴经为言？但如本篇六疝，皆兼言风者，本非外入之风，风属肝，肝主筋，故凡病各经之疝，谓其病多在筋，皆挟肝邪则可，若谓必在厥阴一经，则不可也。 　　论疝与肾经绝无相干 　　以肺在上属阳，肾、肝在下属阴。肾者，肝之母；肝者，肾之子。肾肝同病，乙癸同源之义也。故凡肝经有病，必推化源与肾。如疝为足厥阴肝经病，以其环阴器、抵少腹、控睾丸，而为痛者，皆肝之所属也。而《素问》又云：肾脉主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则疝未尝不本于肾经为病者，何丹溪乃曰疝主肝经，与肾经绝无相干？夫肾，水脏也，膀胱为之腑。膀胱为寒水所化，疝本寒湿之气所感，以寒召寒，其邪最速，而肾与膀胱为表里。经云：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故疝之挛急而上冲心胃者，正肾邪之为病也。见今人病疝，一有房劳，则其病便发而不止。故《圣济总录》云：嗜欲劳伤，肾水涸竭，无以滋荣肝气，则留滞内结，发为阴疝，是疝之发于肾虚者多。若治疝不从化源，而日以伐肝疏导从事，则病益剧而难疗。临是症者，当以丹溪之言，专主肝经与肾虚而致者甚多，以参、术为君，疏导药佐之为得，而不可执肾经无干之言为据也。 　　论三消有寒不专主火 　　观刘河间三消论，一皆以燥热太甚。张子和三消，俱从火断。二公之言详矣。然《内经》又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此元阳既亏，金寒水冷，则阴邪乘之；阳衰则气虚，阳不帅阴，则水不化气。故饮水少而便溺多，为肺肾之消，必以温剂散去寒邪，阳气渐回，则阴寒自退。此正所谓心移寒于肺，饮一溲二之证也。可见消有阴阳，不得尽称为火。 　　论阳常有余 　　二者，阴也，后天之形；一者，阳也，先天之气。神由气化，气本乎天，故生发吾身者，即真阳之气也；形以精成，精生于气，成立吾身者，即真阴之精也。经云：女子二七天癸至，男子二八天癸至。又云：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所谓阴者，即吾之精，造吾之形也。人生全盛之数，惟二八后至四旬外，前后止二十余年，则形体渐衰。故丹溪引日月之盈亏，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补阴丸为神丹。不知天癸未至，本由乎气，而阴气自半，亦由乎气，是形虽属阴，而气则从阳也。故人身通体之温者，阳气也。及既死，则形存气去，此阳脱在前，阴留在后。可见生由乎阳，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故经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可见人之生，只此一息真阳为营运。孰谓阳常有余，而以苦寒之味伐此阳气乎？ 　　论气有余即是火 　　人身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变动妄行之谓火。火与气，二而一，一而二者也。顾人身之气，有正气，亦有邪气；人身之火，有少火，亦有壮火。少火生人之元气，是火即为气。此气为正气。壮火食人之元气，是气即为火。此气是邪气。邪气有余即为火，若正气有余，便是人身之元气。人身元气生于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而为阳气之根也。故命门之火旺，则蒸糟粕而化精微，所谓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者是也。是火即是气，不可误认有余之邪。气为生人少火，立命之本也。若正气有余，不可便指为火。丹溪之言殊欠明白。 　　论《原病式》病机十九条 　　《内经》一十九条，实察病机之要旨，末言“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以答篇首“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之旨，总结一篇十九条之要法，此正先圣心传妙旨。刘河间略其颠末，遗此一十六字，独取其中十九条病机，着为《原病式》，偏言盛气实邪，俱归重于火者十之七八，至于不及虚邪，全不相顾。又云：其为治，但当泻其过甚之气，不可反误其兼化。立言若此，虚者何堪？如病机大要，各司其属。其在太过所化之病为盛。盛者，真气也。其在受邪所化之病为虚。虚者，假气也。故有其病化者，恐其气之假，故有者亦必求之。无其病化者，恐其邪隐于中，凡寒胜化火，燥胜化风，及寒伏反躁，热伏反厥之类，故无者亦必求之。其病之化似盛者，恐其盛之未的，故盛者亦必责之。其病之化似虚者，恐其虚之未真，故虚者亦必责之。此一十六字，为病机之要，今全去之，犹有舟无操舟之工，有兵无将兵之帅矣。实智士之一失也！ 　　论怪病多属痰 　　孙真人言人身之病，四百有四。其载之《素问》、《灵枢》者，病能已详八九。而病邪之来，外不过风、寒、暑、湿、火、燥六淫之气，内不过喜、怒、忧、思、惊、恐、悲七情之伤，变现于十二脏腑、经络、皮毛之间而为病。病亦安有所谓怪也？即有云怪病者，如人入庙登冢，飞尸、鬼击、容忤，亦由本人气血虚弱，邪乘虚入，见为谵妄邪祟，若有神灵所凭，而为怪耳！故《灵枢》亦有黄尸鬼、青尸鬼、白尸鬼、赤尸鬼、黑尸鬼之症，何一非五脏素虚，而为之见形也。庸工不晓病机，一遇不识之症，辄谓怪病，即以痰为推测，而曰：“怪病多属痰”。夫痰，非病也。人身无痰，痰本身之津液，岂得指痰为怪以藉口？虽王隐君着痰病，见症种种，亦不过推原痰之变化不测，而未尝以为怪也。其以怪病而多属之痰者，实庸工不识病能，以藏拙也。悲夫！ 　　论右肾为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