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之洞《书目答问》云：“包慎言《论语温故录》未见传本
按：张之洞《书目答问》云：“包慎言《论语温故录》未见传本。”兹据刘氏《正义》引。
《论语发微》：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有《孝经》。《孝经说》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则曾子以《孝经》专门名其家，故《鲁论》读“传”为“专”。所业既专，而习之又久，师资之法无绝，先王之道不湮。曾氏之言，卽孔子传习之旨也。郭翼《雪履斋笔记》：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尝躬试之事而误后学，其害尤甚于不忠不信也。
按：此“传”字当从《集解》作“传于人”解，《集注》失之。
【集解】马曰：“曾子，弟子曾参。”何曰：“传不习乎，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乎？”【唐以前古注】《释文》引郑注：：思察己之所行也。《周易蹇正义》引郑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凡有所传述，皆必先习，后乃可传，岂可不经先习而妄传乎？又引袁氏云：常恐传先师之言，不能习也。以古人言必称师也。
按：《皇疏》序称江熙集《论语》十三家，有晋江夏太守陈国袁宏，字叔度。考宏《晋书》有传，字彦伯，不言注《论语》。《晋书》有袁乔，字彦叔，陈国人。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阮孝绪《七录》有袁乔《论语释》十卷，《隋志注》云：“梁有益州刺史《袁乔注》十卷。”《唐志》同。陆德明《释文序录》亦云“《袁乔注》十卷”，称云“字彦叔，陈国人。东晋益州刺史，湘西简侯”，然则《袁注》为乔所作明矣。此注亡佚已久，录之以备一家。
【集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余论】《四书辨疑》：只以尽己为忠，义有未备。天下之事，亦有理所当隐不当尽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此亦尽己之谓，圣人未尝以忠直许之也。况尽己以实，只是一意，忠与信不可辨也。忠信理虽相近，要之自是两事。曾子分明说在两处，解者不可相混无别也。《语录》曰：“忠信只是一事。”又曰：“做一事说也得，做两事说也得。”此说意持两端，无真正可凭之理。盖忠当以心言，信当以言论。心无私隐之谓忠，言有准实之谓信。此乃忠信之别也。黄氏《后案》：《注》谢说：“曾子专用心于内”，东发先生曰：“专用心于内，近时禅学之说耳。后有象山因谓今传于世者皆外入之学，非孔子之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皆谢氏之说也。”陆稼书谓省兼内外。内不欺于心，外不谬于事，皆当省诸身。专用心于内，非经恉也。诸书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为庄周，子贡之徒有鬼谷子而流为苏秦、张仪，本无确据。卽信有之，将邢恕之过必咎程子乎？谢说过矣。
【发明】《反身录》：贤如曾子，犹日三省。若在吾人，资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万绽，其所当省者，岂止于此？故必每日不论有事无事，自省此中能空凈不染乎？安闲恬定乎？脱洒无滞乎？视听言动能复礼乎？喜怒哀乐能中节乎？纲常伦理能不亏乎？辞受取予能当可乎？富贵贫贱能一视乎？得失毁誉能不动乎？造次颠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惧乎？习气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审，务要无入而不自得，纔是学问实际，否则便是自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考异】《释文》：“道”本或作“导”。皇本作“导”。宋高宗《石经》“敬”作“钦”，避翼祖讳。
【考证】朱子《四书或问》：此义疑马氏为可据。盖如马说，则八百家出车一乘；如包说，则八十家出车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牛马兵甲粮糗刍茭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给。然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同，疑孟子未尝尽见班爵分土之藉，特以传闻言之，故不能无少误。若《王制》则故非三代古书，其亦无足据矣。崔述《三代经界通考》：先儒惑于《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后抵牾，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出军之赋以曲解之。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据也。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鞌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会，有甲车千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