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此知富弼以撤帘与韩琦生意见者
观此知富弼以撤帘与韩琦生意见者，其量褊矣，多方见绥靖四方，重言申明之义，观此知开国之初，人多觊觎，当以德服其心，不当用威服矣，立政见为官择人，尤当慎选左右之义，观此知命官当得其人，不当干预其事矣，顾命见王者所以正终，当命大臣立嗣子之义，观此知宦官宫妾擅废立之祸，由未发大命矣，康王之诰见王者所以正始，当命大臣保王室，观此知成康继治，几致刑措，有由来矣，甫刑见哀敬折狱，轻重得中之义，观此知罚即赎刑，不可轻用其慈祥悱恻，汉人缓刑书，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见命方伯安远迩之义，观此知襄王时王灵犹赫，惜不能振作矣，费誓见诸侯专征，严明纪律之义，观此知用兵不可扰民矣，秦誓见穆公悔过，卒伯西戎之义，观此知人君不可饰非，当改变以救败矣，知二十九篇之大义，则知论衡所引今文家说，独为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据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余左传国语，及诸子书，墨子引书不在百篇之内者，盖非孔子删定之本，大传史记所引逸文，虽非后世伪作，而全篇不可得见，则大义无由而明，至于逸十六篇以及后世太誓，真伪既莫能辨，尤不当以鱼目混珠，逸周书刘向以为孔子删书之余，其文不能闳深，亦不可以乱经，洪迈谓与尚书辞不相类，陈振孙谓文辞与古文不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近人去伪孔古文，而以逸周书入尚书非是，昔人谓读人间未见书，不如读人问常见书，二十九篇皆常见者，学者当宝爱而讲明之，勿从惜不见夫全经，而反而墙于大义也。
论书序有今古文之异史记所引书序皆今文可据信西汉马班皆云，孔子序书，东汉马郑皆云，书序，孔子所作，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谁也，孔子也，陈乔枞谓论衡以钦明文思以下，为孔子所言者，盖指尧黄序书序，实孔子所作也，据此则书序孔子作，今古文之说同，而今古文之序，实有不同，书正义曰，安国既以同序为卷，捡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同序而别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不序所由者，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锡瑞案伪孔古文尚书序，即马郑之书序，其稍异者见于释文，如金序武王有疾云，马本作有疾不豫，康王之诰序康王既尸天子云，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文侯之命序云，马本无平字，则其余皆同矣，史记不戴典谟之序，禹贡，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诰，女鸠，女房，汤誓，典宝，夏社，中[B216]，作诰，汤诰，咸有一德，明居，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咸艾，皆与马郑古文序说略同，惟典宝在夏社前，咸有一德在明居前，次序不同，伊陟让作原命，与古文序作伊陟原命异，仲丁云，书阙不具，河甲祖乙，亦必有书，史公不云作书，盖省文，盘庚三篇，以为小辛时作，高宗梦得说，序事与古文同，不言作说命，亦省文，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略同，惟父师作大师为异，大誓牧誓武成略同，惟三百作三千，归兽作归狩为异，洪范分器略同，金无周公作金明文，序事至周公薨后，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毋逸略同，君以为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则当在大诰前后，与古文序次异，蔡仲之命虽序事同，无作命明文，其次序亦无考，书正义云，郑以为在费誓前第九十六，则与孔本又异，成王政将蒲姑序事同，不言作书，蒲字作薄，多方立政周官贿肃慎之命同，肃之作息，毫姑序事同，不言作书，盖即毫姑之序，孙星衍据之，疑金秋大熟以下为毫姑文呈入，顾命康王之诰略同，康王之诰作康诰，毕命ぁ命吕刑文侯之命费秦誓略同，惟ぁ作Ａ７，吕作甫，费作兮为异，文侯之命，以为周襄王命晋文公，秦誓以为封ゾ尸之后追作，此史记引书序，与马郑伪孔书序不同之大致也，段玉裁曰，按书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汉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此盖今文二十八篇为二十八卷又逸书十六卷，并书序得此数也，伏生教于齐鲁之间，未知即用书序与否，而太史公胪举十取其八九，则汉时书序盛行，非俟孔安国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间绝无，则亦犹逸书十六卷，绝无师说耳，马班安能采录，马郑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张霸安能窃以成百两哉，孔丛子与连丛子皆伪书也，臧与安国书曰，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古文乃有百篇耶，学者因此语，疑百篇序至安国乃出，然则其所云弟素以为尧典杂有舜典，今果如所论者，岂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内外皆有之，是以史记字时有同异，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饥Ａ８，纣受，牧坶，行狩归兽，异母异亩，饣鬼禾归禾，鲁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无逸，息慎肃慎，伯Ａ９伯ぁ，誓誓粊誓，甫刑吕刑之类，皆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异也。
论马郑伪孔古文书序不尽可据信致为后人所疑当以史记今文序为断朱彝尊曰，说书序者不一，谓作自孔子者，刘歆班固马融郑康成王肃魏徵程颢董铢诸儒是也，谓历代史书转相授受者，林光朝马廷鸾也，谓齐鲁诸儒次第附会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论，谓决非夫子之书，孔门之旧，由是九峰蔡氏作书传，从而去之，按古者书序自为一篇，列于全书之后，故陆德明称马郑之徒，百篇之序，总为一卷，至孔安国之传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后人习而不察，遂谓伏生今文无序，序与孔传并出，不知汉孝武帝时即有之，此史迁据以作夏殷周本纪，而马氏于书小序有注，见于陆氏释文，又郑氏注周官引书序文以证保傅，故许谦云，郑氏不见古文而见百篇之序，考马郑传注本漆书古文，是孔传未上之时，百篇之序，先著于汉代，初不与安国之书，同时而出也，锡瑞案宋儒疑书序与伪孔传同出，孔传伪，则书序亦伪，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尚书今文古文考以序为伏书所无，王鸣盛尚书后案，以书序亦从屋壁中得，陈寿祺今文尚书有序说，列十有七证以明之，以欧阳经三十二卷，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证一，史记于书序胪举十之八九，说义文字，往往与古文异，显然兼取伏书，其证二，张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证三，书正义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见石经尚书有百篇之序，其证四，书传云，遂践奄三字，明出于成王政之序，其证五，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毫姑序，其证六，传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ず，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证七，大传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诰之序，其证八，大传曰，夏刑三千条，此本甫刑之序，其证九，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Ａ７命序，又有嘉禾掩诰，在二十九篇外，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证十，白虎通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证十一，汉书孙宝传曰，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此引君之序，其证十二，后汉书杨震传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证十三，法言问神篇曰，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书不备过半，唯今文为然，其证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诰唯今文有脱简，其证十五，论衡正说篇曰，按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去阙遗者七十一篇，其证十六，杜予春秋左传后序曰，纪年与尚书说太甲事乖异，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详预此言，直以书序为出自伏生，其证十七，十七证深切著明，无可再翻之案，惟陈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胜于古文者，尚未道及，史记引书序是今文，马郑伪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尽可信，崔应榴谓书序可疑者有数端，舜典备载一代政事始终，序只言其历试诸难，则义有不尽，伊训称成汤既殁，太甲无年，则与孟子及竹书纪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不与今文合，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则句意为难通，又左传祝它称鲁曰，命以伯禽，称晋曰，命以唐诰，此二篇何以序反无之，案百篇序无伯禽康诰，孙宝侗顾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无庸深辨，作册毕下脱一公字，故难通，据史记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与伪泰誓不同，伪泰誓从刘歆古文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克殷，泰誓序从史记今文说，九年观兵，十一年克殷，故年岁两歧，序不误，若舜典序只言历试诸杂，遂开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妄说，伊训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两朝，遂启宋人以孟子所云二年四年为生年之谬论，又如周公东征摄王，成王不亲行，古文序于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后人遂误执为周公未摄王之证，周公作君，史记引序在践阼当国时，古文序列于复政后，遂有召公疑周公贪宠之言，此皆古文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记引今文序为断，则得之矣。
论二十九篇皆完书后人割裂补亡殊为多事尚书以今文为断，经义本自了解，即云不见全经，二十九篇皆完书，无缺失也，而后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离其篇次，或搀入伪文，使二十九篇亦无完肤，诚不可解，且其说不仅出于宋以后，并出于汉以前，今举尧典一篇言之，尧典本属完书，舜事即在尧典之中，故大学引作帝典，而汉传逸书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别有一篇，非尧典杂有舜典也，舜典不传，仅得其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即尧典之明明扬侧陋，至帝曰予闻云云也，历试诸难，即我其试哉，至纳于大麓云云也，郑君亲见逸书者也，其注书序云，入麓伐木，尤即纳于大麓之明证，然证逸书所谓舜典，亦即分裂尧典之文，并非别有一篇，或即从明明扬侧陋分篇，亦未可知，伪孔古文从慎徽五典分篇，盖因马郑之本小变之耳，其后伪中又伪，增入十二字，复增入二十八字，释文王氏注相承云，梅颐上孔氏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阮孝绪亦云然，方兴本或此下更有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闻，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异聊出之于王注无施也，夫尧典为二千年之古籍，开宗明义之第一篇，学者当如何宝爱信从，岂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则舜事已备载，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既名曰典，必有大典礼，大政事，不可专说逊位，而逊位历试已见尧典，不可重复再见，乃自伪孔分裂于前，方兴加增于后，当时梁武帝为博士已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购求遗典，刘炫复以姚书上之，又撰哲文明十六字，与尧典钦明文思四句相配，伪中又伪，实自东汉古文逸书启之，此刘逢禄宋翔凤所以不信逸书也，赵岐未见逸书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当作舜典，及逸书所载，自有此说，又开舜典补亡一派，阎若璩谓舜往于田，只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语，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亦载其事，其为舜典之文无疑，毛奇龄作舜典补亡，遂断自月正元日以下为舜典，采史记本纪之文，列于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议，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冠于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经义考所说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侯考河命文，见太平御览皇天部引，史记本纪载使舜完廪一段，或即取之孟子，何以见其为舜典文，圣经既亡，岂末学所能臆补，如以为可臆补，则伪孔古文，固应颁之学官，唐白居易补汤征，亦可用以教士子矣，四库提要曰，司马迁书岂可以补经，即用迁书为补，亦何可前半迁书，后半忽接以古经，混合为一，其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书疑于舜让于德弗嗣下，补论语尧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教在宽下，补孟子劳之来之以下二十二字，皋陶谟，益稷，武成，洪范，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苏轼黄震皆移易洪范，苏轼又改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金履祥亦移易洪范，疑洛诰有缺文，武成伪书不在内，不知诸儒何仇于圣经，并二十九篇之完书，而必欲颠倒错乱，使无完肤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诸儒为此纷纷，是亦不可以已乎。
论伪孔经传前人辨之已明阎若璩毛奇龄两家之书互有得失当分别观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后郑孔并行，至隋郑氏渐微，唐作正义，专用孔传，至宋吴或始发其覆，朱子继之曰，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锡瑞案朱子于孔传直斥其伪，可谓卓识，而于古文经虽疑之，未敢明斥之，犹为调停之说曰，书有二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据，此是朱子以传为伪，于经犹有疑辞，故蔡沈作传，仍存古文，然犹赖有朱子之疑，故蔡传能分别今古文之有无，其后吴澄归有光梅愈推愈密，尝谓伪孔古文，上于东晋之梅颐，而攻古文渐有实据者，出于晚明之梅，同一梅氏，而关伪古文之兴废，倘亦天道之循不欤，至阎若璩惠栋考证更精，至丁晏沿书余论据家语后序定为王肃伪作，隋书经籍志孔氏正义，皆有微辞，唐初人已疑之，不始于吴才老，朱子可谓搜得真赃实证矣，毛奇龄好与朱子立异，乃作古文尚书冤词，其所执为左证以鸣冤者，隋书经籍志也，隋志作于唐初，其时方尊伪孔，作义赞，颁学官，作志者即稍有微辞，何敢显然直斥其伪，志所云，虽历历可据，要皆传为伪书者臆造不经之说，孔书经传一手所作，伪则俱伪，阎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为饰辞，以为东晋所上之书是经非传，专以隋志为证，使斯言出汉艺文志，乃为可信，若后汉儒林传，则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书之时，伪书已出，不免为所惑也，况隋志修于唐初，在古文立学之后哉，冤词一书，相传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而作，案阎毛二家互有得失，阎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阎引金履祥说，以高宗肜日典祀无丰于昵，为祖庚绎于高宗之庙，其误一也，引邵子书，以定或十年等年数，其误二也，引程子说，谓武王无观兵事，其误三也，武成篇，并以文王受命改元为妄，其误四也，孔传以居东为避居，不为东征，其误五也，信金履祥以为武王封康叔，其误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为在多士前，其误七也，知九江在寻阳，又引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未免骑墙之见，其误八也，解三江亦以为有二，与九江同，其误九也，信蔡氏说，以康诰属武王，其误十也，移易康诰大诰洛诰以就其说，其误十一也，谓伏生时未得小序，其误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范，为文从字顺章妥句，其误十三也，阎氏此等处，皆据宋人以古义，有伪孔本不误而阎误者，盖孔书虽伪，而去汉未远，臆说未兴，信宋人不如信伪孔，毛不信宋人，笃守孔书之义，以为尚书可焚，尚书之事实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后治洛黄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勿专主一家之说，但以今文之说为断，则两家之得失明矣。
论焦循称孔传之善亦当分别观之国朝诸儒，自毛奇龄外，鲜有袒孔传者，惟焦循颇右之，其尚书补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皋陶传皆以顺考古道解之，郑以稽古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诸帝尧，不可施于皋陶，若亦以皋陶为同天，则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称颂，若以帝尧之稽古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为顺考古道，则文同义异，歧出无理，此传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传以舜徵用之初，即诛四凶，是先殛鲧而后举禹，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为禹之勤劳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传之善二也，尧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虽不肖，不宜自历数其不善，史记以无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传则以为禹之言，自禹言之则可，自舜言之则不可，此传之善三也，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而乃以之诬盘庚，大可怪矣，传皆以为盘庚为王时所作，此传之善四也，微子问父师少师，父师答之，不云少师，郑以为少师志在必死，盖以少师指比干，顾大臣徒志于死，遂不谋国以出一言，非可为忠，传虽亦以少师指比干，而于此则云，比干不见明心同省文，此传之善也，金我之不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殊属谬悠，说者多不以为然，传则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指禄父管蔡，此传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辨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而传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以诰，胜郑氏远甚，此传之善七也，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龄，又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屏僭越抗害之谭，以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锡瑞案近儒江段孙王，皆尊郑而黜孔，焦氏独称孔传之善，可谓特见，惟未知孔传实王肃伪作，故所说有得有失，肃之学得之父朗，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亦今文家之支流，肃又好贾马之学，则兼退古文者，杂糅今古与郑君同，而立意与郑君为难，郑注书从今文，则以古文之，郑从古文，则又以今文之，肃以今文古文，实有胜郑注者，焦氏所举以稽古为考古，以四罪为禹治水之前，以居东为东征，以罪人为禄父管蔡，是其明证，至信伪孔疑史记明堂位，则其说非是，史记引书最古，明有帝曰，岂可妄去，舜禹同为尧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独不可，周公称王，非独见于明堂位，荀子亲见百篇尚书，其书中屡言之，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摄，岂可改易古事，强为回护，焦氏乃以作传者以触时忌，自隐姓名，则尤求之过深，肃与司马云昏姻，助晋篡魏，岂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伪作竹书者，言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乱臣，又何必作伪古文，以与竹书相龄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书申孔篇，与其父所见同，中有数条，即补疏序所说，余琐细不足辨，兹不具论。
论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为训孔传立学，行数百年，至宋而渐见疑，蔡传立学，行数百年，至今又渐见废，陈澧曰，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大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伪孔传云，以子恶故，孔疏云，民皆养其劝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传云，苏氏曰，养，厮养也，谓人之臣仆，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为之臣仆者，其可劝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长民者其相劝止不救乎，召诰王敬德，伪孔云，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处所也，犹所其无逸之所，王能以敬为所，则无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为之所哉，而处置之得所也，召诰我不敢知曰，伪孔云，我不敢独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历年长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坠其命也，江云，夏殷历年长短，我皆不敢知，惟如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坠其命，君襄我二人，伪孔云，当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业之成，在我与汝而已，江云，二人，与召公也，多方，我惟时其战要囚之，伪孔云，谓讨其倡乱，执其朋党，蔡云，我惟是戒惧而要囚之，江云，战，惧也，康王之诰，惟新陡王，伪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陡，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谥，故曰新陡王，江云，登假也，谓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谥，故称新陡王，秦誓昧昧我思之，伪孔云，惟察察便巧善为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辞，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潜而静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属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谓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当为下文缘起，此皆蔡传精当，而江氏与之同者，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矣，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也，锡瑞案陈氏取蔡传，与焦氏取孔传，同一特见，宋儒解经，善于体会语气，有胜于前人处，而其失在变易事实以就其说，尚书载唐虞三代之事，汉初诸儒，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见之义理，悬断千载以前之故事，甚至凭特臆见，将古事做过一番，虽其意在维持名教，未为不善，然维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发论，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传谓周公不称王，伊尹将告归，已与古说不符，而蔡传引宋人之说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传史记皆云文王代耆，黎即耆，西伯即文王，蔡传独为文王回护，以西伯为武王，其失一也，大诰王若曰，郑注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位践阼，则郑说有据，蔡传从孔传，以为周公称成王以诰，其失二也，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汉书王莽传引书解之曰，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蔡传不信周公称王之事，从苏氏说，移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又无以解朕其弟之语，遂以为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记明言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是武王无封康叔事，左氏传视它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它以卫人言事，岂犹有误，而横造事实，擅移经文，其失三也，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当归国，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国为公后，蔡传乃以为王命周公留后治洛，不知唐置节度使乃有留后，周无此官，周公老于丰，薨于于丰，并无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习见莽操，妄古人，故极力回护，欲使后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后儒回护，王莽周公，无伤于周公，曹操文王，无伤于文王，天位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圣人无ウ干非分之心，而天与人归，则亦不得不受禅让，易而传子，又复易为征诛，事虽不同，其义则一，稷契同受封于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失官，公刘太王迁豳岐，商王未尝过问，文王始率诸侯事纣，后入朝而被囚，释归而诸侯皆从之，受命称王，何损至德，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言受命六年称王，史记言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此汉初古说可信者，必以文王称王为非，则汤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禅亦非，必若巢许而后可也，至周公居摄，尤是常是，古有摄主，见礼记问君薨而世子未生，则有上卿摄国事，称摄主，此上卿盖同姓子弟，世子生则避位，或生非世子，则摄主即真，观左氏传季孙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贾谊上疏有植遗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证，或世子生而幼，国有大事，亦必有人摄行，郑注命大事权代王，并无语弊，武王薨而东诸侯皆叛，周之势且岌岌，成王幼，不能亲出，公不权代王以镇服天下，大局将不可问，事定而稽首归政，可告无罪于天下万世矣，后世古义不明，即有亲贤处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萧齐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误，并以误国，盖自马郑训我之弗辟为避位，已非古义，宋儒以力辨公不称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设留后之事，以为左证，使后世亲贤当国者误信其说，避嫌而不肯犯难，必误国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实不可改易，如编小说演杂剧者，借引古事做过一番以就其说，此在弹词演剧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经，则断乎不可。
论伪孔书相承不废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学者不可不知伪孔古文尚书，自宋至今，已灼知其伪矣，而犹相承不废，是亦有故，宋之不废者，人心惟危四句，宋儒以为道统相传，其进尚书注表，首以三圣传心为说，而四语出伪大禹谟，故宋儒虽于伪传献疑，而于伪经疑信参半，王鸣盛蛾术编戏以虞廷十六字为风俗通所言鲍君神之类，此在今日汉学家吐弃宋学，乃敢为此语，而在当日固无不尸祝俎豆者也，此其远因一，且古文虽伪，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危四句，真德秀曰，开万世性学之源，自成汤始，敬仁诚并言始见于此，三者尧舜禹之正传也，此皆出伪古文，为宋儒言道学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远因二，近儒不尊宋学，斥伪经亦甚于宋儒，而至今仍不废者，阮元曰，古文尚书孔传出东晋，渐为世所诵习，其中名言法语，以为出自古圣贤，则闻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视太学，太傅于谨为三老，帝北面访道，谨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见太子息于木下，诲之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唐太宗自谓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上甚善之，唐总章元年太子上表曰，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役，从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间，皆得陈善纳言之益，是知其伪，而欲留为纳言之益，此近因一，龚自珍述庄存与之言曰，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ぁ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公乃计其委曲，退直上书房日，著书曰，尚书既见如干卷，数，数称禹谟虺诰伊训，是书颇为承学者诟病，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是知其伪，而恐废之无以垂诫，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废，然而过书举烛，国赖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齐求岑鼎，鲁应以赝，非柳下所许也，古文虽多格言，而伪帝王则可恶，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为宋人重文轻武，口不言兵所藉口，允征威克厥爱，允济，为杨素等用兵好杀之作俑，仲虺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则汤之伐桀为自全计，非为吊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则伊尹不曾相太甲，与君所言及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义违，泰誓三篇数殷纣罪，有刳剔孕妇，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语，宋人遂疑汤数桀之罪简，武数纣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以前所有，时哉不可失，亦非吊民伐罪之言，旅獒太保训王云，功亏一篑，宋人遂疑汤伐桀后，犹有惭德，武伐纣后，一事不做，君陈以尔有嘉谋嘉猷，为康王语，宋人遂谓康王失言，此皆伪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书缀辑成文，词意亦多牵强不相贯串，如孟子引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夹议夹叙，词意极明，伪孔乃更之曰，勖哉夫子，罔或无胃，宁执非故，百姓懔懔，若崩厥角，无论如何解说，必不可通，似全不识文义者所为，此等书岂可以教国胄，毛奇龄以袒伪古文之故，至谓论语引书有四，无不改其词，篡其句，易其读者，伪孔擅改古经，显违孔训，僭妄已极，奇龄不罪伪孔，反归罪于孔子改经，可谓悍然无忌惮矣。
论伪古文多重复且敷衍不切尚书与春秋，皆记事之书，所记之事必有义，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所以省繁复也，故孔子之删书，亦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亦所以省繁复也，古书详略互见，变化不拘，非同后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尧典兼言二帝合为一篇，圣德则尧详于舜，政事则舜详于尧，是详略互见之法，而作伪者不达此义，别出舜典一篇，以为不应略于舜之圣德，乃于舜典篇首，伪撰二十八字以配尧典，不顾文义，首尾横决，由不晓古书之法也，盘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亲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迁之后申告有众，未尝有重复之义，康诰酒诰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诰洛诰皆言营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尝有重复之义，而伪孔书太甲三篇说命三篇皆上中下文义略同，且辞多肤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辞，可移为傅说，傅说之辞，可移为伊尹，伊尹傅说之辞，又可移为大禹谟之禹皋，以皆臣勉其君，而无甚区别也，泰誓三篇，皆数纣罪而无甚区别，使真如此文繁义复，古人何必分作三篇，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初不犯复，其辞亦无复见，若伪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辞亦多雷同，太甲下与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云，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其文义不谓之雷同得乎，太甲下云，慎终于始，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终，亦雷同语，盖其书本凭空结撰，其胸中义理又有限，止此敷衍不切之语，说来说去，层见叠出，又文多骈偶，似平正而实浅近，以比尚书之浑浑灏灏者，迥乎不同，而杂凑成篇，尤多文不合题之失，姚鼐谓古文尚书多不切，文之切者，皆不中于理，可谓知言，汉古文学创通于刘歆，伪古文书撰成于王肃，乱经之人，递相祖述，古天子诸侯皆五庙，至周始有七庙，刘歆以为周以上皆七庙，吕览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伪古文咸有一德改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后世遂引为商时七庙之证，此肃本之于歆者也，异义，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制，周三公在六卿中，见顾命而无三孤，伪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汉书百官公卿表，表又出于莽歆之制，又肃本之于歆者也，古云相某君是虚字，不以为官名，伪古文说命爰立作相，又误沿汉制而不觉者，左氏传，仲虺为汤左相，亦可疑。
论孔传尽释经文之可疑及马郑古文与今文异之可疑朱子语录云，某尝疑孔安国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省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日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现会不得如此，可疑也，锡瑞案朱子之说，具有特见，汉初说易者，举大谊如丁将军者，是说诗者无传疑，如鲁申公者，是，毛公之传，未知真出汉初与否，而其文亦简略，未尝字字解经，惟伪孔于经尽释之，此伪孔传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吴澄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颐所增，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吴氏之说，亦有特见，伏孔之书难易不同，伏生不应独记其难，安国不应专得其易，此伪孔经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说推之，尚书之可疑者非直此也，伪孔书无论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欧阳之今文，与马郑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熹平石经及两汉人引用尚书之文考之，其异于马郑古文者亦多，今文艰涩而古文平易，试举数条以证，盘庚器非求旧，石经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难也，洪范鲧堙洪水，石经堙作伊，堙伊音近借，堙字易而伊字难也，保后胥戚，石经戚作高，戚高音近借，戚字易而高字难也，无弱孤有幼，石经弱作流，弱流音近借，弱字易而流字难也，无逸乃谚，石经作乃宪，既诞，石经作既延谚宪诞延音近得通，谚诞易而宪延难也，无皇，石经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难也，此厥不听，石经听作圣，听圣音近得通，听字易而圣字难也，立政相时忄佥作散，忄佥散音近借，忄佥字易而散字难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传今文多艰涩，而伪孔古文反平易，即汉所传今文亦多艰涩，而马郑古文反平易，不但伪孔古文可疑，即马郑古文亦不尽可信矣，惜经典释文，不列三家尚书之异同，使学者无由见，今文真本，所赖以略可考见者，惟石经残字十数处及孔，疏引优贤扬历膑宫劓割头庶黥数处而已，岂不惜哉，窃意东汉诸儒之传古文，盖亦多以训故改经，与太史公史记相似，有字异而义相同者，如般庚器非求旧之类是也，有字异而义违失者，如般庚优贤扬历之类是也，然则今之伪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国之真，即伪孔同于马郑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改，窜而非伏生之旧者，伪孔所造古文固当删弃，即伪孔同于马郑之古文，后人以为真，是伏生之所亲传，孔子之所手定，亦岂可尽信哉，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观于世所传之尚书，益欢孟子之言为不妄也。
论尚书有不能解者当阙疑不必强为傅会汉儒疑辞不必引为确据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然则圣人生于今日，其解经必不向壁虚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尚书最古，文义艰深，伏生易为今文，而史公著书，多以训故改经，马郑名传古文，而与今文异者，亦疑多以训故改经，其必改艰深为平易者，欲以便学者诵习也，而二十九篇传于今者，犹未能尽索解人，周诰殷盘，诘屈聱牙，韩文公已言之，尚书之难解，以诸篇为尤甚，如大诰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勿救，盘庚之吊由灵，用宏兹贲等语，或由方言之莫识，或由简策之传讹，无论如何曲说，终难据为确解，而孔传强为解之，近儒江王孙又强为解之，此皆未敢信为必然，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经，史，称其穿凿，所据本八寸策误作八十宗，遂强以八十宗解之，然则强不知以为知，非皆八十宗之类乎，汉儒解经，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即有决辞，其无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即为疑辞，如尧典之羲和疏引郑云，高辛氏之世，命重为南正司天，黎为火正司地，尧育重黎之后，羲氏和氏子之子贤者，使掌旧职天地之官，亦纪于近命，以民事，其时官名盖曰稷司徒，锡瑞案郑以四子分属四时，羲和实司天地，地官司徒犹可强附，天官为稷，并无明文，国语云，稷为大官，有误作天官者，纬云，稷为司马，又云，司马主天，故郑君以此傅会之云，初尧天官为稷，禹登用之年，举弃为之，时天下赖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称，笺诗又云，尧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赖其劳，后虽作司马，天下犹以后稷称焉，郑之弥缝，亦云至矣，然如其说，则弃于尧时已为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尧舜祥让，皆不及弃，且稷为天官，司马为夏官，天官尊于夏官，后稷有功于民，何以反由天官降为司马，舜命九官，并无司马之名，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盖曰稷司徒，凡言盖者，皆疑辞也，周礼疏序又引郑云，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掌四时者，曰仲叔，则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郑以四子即四岳，又别有掌天地之官，与两汉今文说不同，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辞也，其不敢为决辞，犹见先儒矜慎之意，后之主郑义者，必强傅会以为确据，非但不知圣人阙疑之旨，并先儒矜慎之意，亦失之矣。
论伪古文言仁言性言诚乃伪孔学非孔学出伪书王应麟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锡瑞案商书四篇，皆出伪孔古文，惟礼记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郑注兑当为说，说命书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说之所作，是王氏所举商书四篇之语，惟学之一字，实出说命，其余皆未可据，宋儒讲性理，故于古文虽知其伪，而不能不引以为证，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传，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语，出荀子引道经，荀子亲见全书，若出尚书，不当引为道经，既称道经，不出尚书可知，伪孔以羼人大禹谟，宋儒乃以四语为传心秘诀，四语惟允执厥中，出论语尧曰篇允执其中，实有可据，二帝相传即此已足，中庸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正是推阐允执其中之义，论语云，舜亦以命禹，足见二帝相传无异，朱注云，今见于虞书大禹谟，比此加详，如其说，则尧命舜为寥寥短章，舜命禹为洋洋大篇，由误伪古文与论语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辞愈衍而愈详，性理自尧舜至孔孟而后，推衍精详，前此或有其义而无其文，要其义亦足以盾之，如尧典云，钦明文思安安等语，史记尧本纪，译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语，是当时已有仁之义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是当时已有性之义也，今文尚书文思作文塞，塞有诚实之义，是当时已有诚之义也，古文字简略，而义已包括于其中，何必谓虺诰言仁，汤诰言性，太甲言诚，至商书始发其义乎，典以钦始，谟以钦终，二帝相传心法，钦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伪孔古文，出于魏晋孔孟之学大明之时，掇拾阙里绪言，撰成伪书文字，此乃伪孔书袭孔学，非孔学本于伪孔书，王氏不知，乃以此等书为圣学所自由，岂非颠倒之甚哉，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为孔子之传有自来，其说尚不误耳，然亦本于近视有正考父，而非本于远祖商王也。
论王柏书疑疑古文有见解特不应并疑今文王柏书疑与诗疑，皆为人诟病，王氏失在并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谓其失也，其疑伪孔尚书序曰，其一曰，三坟之书言大道，五典之书言常道，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书，历代相传，至夫子时已删而去之，则其不足取以为后世法可知矣，序者欲夸人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断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圣人经世治民之道，登载于简籍之中，正夫子之所愿幸，必为之发挥纪述，传之方来，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没于后世，夫天下之论，至孔子而定，帝王之书，至尧典而始，上古风气质朴，随时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纪之要，故夫子定书，所以断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纲，制事有法，可以为万世帝王之轨范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脱有误，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传之，孰得其要而详之，予尝为之说曰，凡帝王之事，不出于圣人之经者，皆妄也，学者不当信其说，反引以证圣人之经也，其二曰，孔壁之书，皆科斗文字，予尝求科斗之书体，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后世所传夏商鬲盘之类，举无所谓科斗之形，或谓科斗者，颛顼之时书也，序者之言，不过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谓科斗始于颛帝者，亦不过因序者之言，实以世代之远而傅会之，且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参伍点画，考验偏傍，而更为隶古哉，于是遂遁其词曰，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则是古文之书，初无补于今文，反赖今文而成书，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实陋古文也，锡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条，皆有见解知尚书以孔子所定为断，则郑樵信三坟，王应麟辑三皇五帝书爱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书科斗之无据，则非惟伪孔序不足信，即郑君书赞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今所谓科斗书，以形言之为科斗，指体即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晋王隐谓科斗文者，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故俗名之为，段玉裁据此，以科斗文，乃晋人里语，孔叙尚书乃有科斗文字之称，其伪显然，考郑君书赞，已云科斗书，则段说未确。案钟鼎文无头粗尾细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说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则古文科斗之说，乃东汉古文家自相矜炫，郑君信其说而著之书赞，伪孔又信郑说而著之书序也，王氏知古文之伪，不知今文之真，其并疑今文，在误以宋儒之义理，准古人之义理，以后世之文字，绳古人之文字，苏轼疑顾命不当陈设吉礼，赵汝谈疑洪范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尧典禹贡洪范吕刑甘誓盘庚酒诰费诸篇。见容齐三等。书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独创，特王氏于尚书篇篇献疑，金履祥等从而和之，故其书在当时盛行，而受后世之掊击最甚，平心而论，疑经改经，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经为圣人手定，王氏诗疑，删郑卫诗，窜改雅颂，僭妄太甚，书疑犹可节取。
论刘逢禄魏源之解尚书多臆说不可据今古文之兴废，皆由公羊左氏为之转关，前汉通行今文，刘歆议立左氏春秋，于是牵引古文尚书毛诗逸礼诸书，以为之佐，后汉虽不立学，而古文由此兴，今文由此废，以后直至国朝诸儒，昌明汉学，亦止许郑古文，及孔广森专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学，阳湖庄氏，乃推今春秋公羊义并及诸经，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继之，而三家尚书三家诗，皆能绍承绝学，凌曙陈立师弟陈寿祺乔枞父子，各以心得，著为专书，二千余年之坠绪，得以复明，十四博士之师传，不至中绝，其有功于圣经甚大，实亦由治公羊春秋，渐通诗书易礼之今文义也，常州学派蔚为大宗，龚自珍诗所谓秘纬户户知何休者，盖公羊之学为最精，而其说尚书则有不可据者，刘逢禄书序述闻多述庄先生说，不补舜典，不信逸书，所见甚卓，在江孙王诸家之上，而引论语国语墨子以补汤誓，以多士多方为有错简而互易之，自谓非取蹈宋人改经故辙，而明明蹈其故辙矣，盘庚以咸造勿为古文Ａ１０，微子以刻子读为亥子，洪范序以立武庚目为句，谓已当作祀，洛诰以王宾杀为句，咸格王为句，入太室为句，谓杀当为秉，秉即奉璋也，顾命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为句，爰者扶掖之名，毕命序以康王命作册为句，毕分居里成周郊为句，谓毕终也，周公成王未竟之业至康王始毕之，皆求新而近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数之，与今文古文皆不合，至于不信周公居摄之说，以孙卿为诬圣乱经，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传为街谈巷议，不用孟津观兵之义，以马迁为齐东野人，横暴先儒，任意武断，乃云，汉儒诬之于前，宋儒乱之于后，其实庄氏所自矜创获，皆阴袭宋儒之余唾，而显背汉儒之古训者也，孙卿在焚书之前，伏生为传经之祖，太史公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乃以理断之，谓皆不可信，宋儒之说，独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庄氏之说，又可信乎，刘逢禄虽尊信之，宋翔凤龚自珍皆不守其说，魏源尊信刘逢禄，其作书古微痛斥马郑，以扶今文，实本庄刘，更参臆说，补汤誓，本庄氏，补舜典汤诰牧誓武成，则庄氏所无，周诰分年集证，将大诰至洛诰之文，尽窜易其次序，与王柏书疑无以异，以管叔为嗜酒亡国，则虽宋儒亦未敢为此无据之言，而于金未敢训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后半篇不如从马郑说，西汉今文，千得岂无一失，东汉古文，千失岂无一得，则其解经并无把握，何怪其是未师而非往古乎，解经但宜依经为训，庄刘魏皆议论太畅，此宋儒说经之文，非汉儒说经之文，解经于经无明文者，必当阙疑，庄刘魏皆立论太果，此宋儒武断之习，非汉儒矜慎之意也。
论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皇极经世竹书纪年所载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据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共和，为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曰，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孔子，锡瑞案太史公于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黄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后，始表其年，自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盖史公所据载籍，于共和以前之年岁，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纪，但书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后，始纪崩年，正所谓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郑君诗谱曰，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是郑君亦不能知共和以前也，汉书律历志，据刘歆三统术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于六府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岁，少百七十一岁，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时乙丑为甲子，计其年，乃孟统后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案刘歆所推据殷鲁历，于周仅能举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则不能知，鲁则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盖据历推之，不能备，而亦不尽可信者也，今即尚书而论，尧在位七十载，虽有明文，然不知从何年数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从何年数起，郑本作徵庸二十，其年又异，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飨国百年，其年又异，文王享国五十年，穆王享国百年，有明文，亦不知从何年数起，故孔子序书，略无年月，疑在孔子时，已不尽可考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帝王在位之年，不知从何得之，竹书纪年据束所引云，夏年多殷，与左氏传汉志不同，今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与左氏传汉志亦异，疑皆以意为说，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刘恕作通鉴外纪，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又作疑年谱年略谱，谓先儒叙包羲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略谱，刘氏原本史记，犹不失为矜慎，自邵子作皇极经世书，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为编年谱，胡宏皇王大纪，张┉经世纪年，皆本其说，张氏云，外丙仲壬之纪，康节以数知之，乃合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成汤之后，盖实传孙，孟子所说，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时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盖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书序称十有一年，而复称十三年者，字之误也，是类皆自史迁以来传习之谬，一旦使学者晓然得其真，万世不可改者也，锡瑞案宋儒好武断，而自相标榜，至此而极，二帝三代相传之年，孔子所未言，汉儒所不晓，邵子生于数千载之后，全无依据，而以数推知之，岂可信乎，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为年岁，古者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岂有二岁四岁之人不可立者，古文书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遗外丙仲壬两朝，正可以见古文书序之伪，邵子不能辨，而据以就其所推之数，误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说，今文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九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一年，古文说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十一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为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误，其实并非误也，张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余可知，金履祥通鉴前编，许谦读书丛说纪年图，皆用邵子之说，元明以为，尊崇宋学，臆推之年，遂成铁案，编年之史，率沿伪说，世所传纲鉴易知录历代帝王年表诸书，篇乎载帝王之年，历历可数，唐尧以上，或出于皇甫谧，要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而不知其为向壁虚造也，世传竹书纪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纪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与皇极经世所推多异，而与伪孔古文尚书全符，皆由后人依为之，并非汲冢之旧，尤不可据。阎若璩云，邵子出而数明，上下千万载罔或抵牾，此阎氏过信宋学之故，不知皆凭臆撰造也。
论尚书是经非史史家拟尚书之非刘知几史通，论史有六体，一曰尚书家，刘氏是史才，是说作史者摹仿尚书，有此一家，非说尚书也，以此说尚书则大误，其说曰，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于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锡瑞案圣人作经，非可拘以史例，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荀税申鉴说同，郑君六艺论曰，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是以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分左右，言协互异，不知当以何说为正，即如诸家之说，亦不过借尚书春秋作指点语，刘氏所见过泥，遂以尚书专主记言，不当记事，敢议圣经为例不纯，此与惑经甲左诸篇，诋斥春秋，同一谬妄，由史家未通经学也，其论孔衍汉魏尚书邵隋书义例准尚书之非，则甚明确，曰，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案此足证尚书非史，不必疑其略而不备。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董虎不成反类犬也，案史家不知尚书是经非史，其书不名一体，非后人所敢妄议，其书自成一经，亦非后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当代文章，别定义例，以备观览，必不可以宪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吴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范七业以拟尚书，或云伪作，朱子谓高文武宣之制岂有精一执中之传，汉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拟尚书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尚书璇玑钤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案中候敕省图，握河纪，运衡考，河命，题期，立象仪，明礼，阏邮，苗兴，契握，雒予命，稷起，我应，雒师谋合符后，摘雒戒，霸免，准纤哲，凡十八篇。纬书虽难尽信，然古时书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为法者，余皆删之，犹作春秋，但取其可明义者，余皆削之，圣人删定六经，务在简明，便学者诵习，后人不知此旨，嫌其简而欲求多，于是张霸书伪书书，抵隙而出，史家复从而亡续之，不知史可续，经不可续，孔衍王邵之拟尚书，正与沈既济孙甫之拟春秋，同一谬见也。
论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孔传至今日，人知伪作而不足信矣，蔡传又为人轻蔑而不屑称矣，然则治尚书者当以何书为主，陈沣曰，江王段孙四家之书善矣，既有四家之书，则可删合为一书，取尚书大传，及马郑王注伪孔传，与史记之采尚书者，尔雅说文释名广雅之释尚书文字名物者，汉人书之引尚书而说其义者，采择会聚而为集解，孔疏蔡传以下，至江王段孙及诸家说尚书之语，采择融贯而为义疏，其为疏之体，先训释经意于前，而详说文字名物礼制于后，如是则尽善矣，锡瑞案陈氏说近是而未尽也，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疏解全经，在国朝为最先，有华路蓝缕之功，惟今文搜辑未全，立说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两歧，孙星衍已辨之，又承东吴惠氏之学，好以古字改经，颇信宋人所传之古尚书，此某未尽善者，王鸣盛尚书后案，主郑氏一家之学，是为专门之书，专主郑，故不甚采今文，且间伏生。如解司徒司马空之类。亦未尽善，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于今古文分别具晰，惟多说文字，鲜解经义，且意在袒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诋今文说之类。亦未尽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于今古说搜罗略备，分析亦明，但误执史记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乱。如论衡明引金古文说，孙以其与史记不合，乃曰，王氏充以为古者，今文亦古说也，岂非遁词。亦有未尽善者，然大致完善，优于江王，故王懿荣请以立学，其后又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魏源书古微，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之书，皆主今文，不取古文，盖自常州学派，以西汉今文为宗主，尚书一经亦主今文，刘氏魏氏不取马郑，并不信马郑所传逸十六篇，其识优于前人，惟既不取马郑古文，则当专宗伏生今文，而刘氏魏氏一切武断改经增经。如魏氏改梓材为鲁诰，且臆增以管叔为嗜酒亡国之类。皆不尽善，陈氏博采古说，有功今文，惟其书颇似长编，搜罗多而断制少，又必引郑君为将伯，误执古说为今文，以致反疑伏生，违弃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诋伏生老耄记忆不全。亦有未尽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文家说多存，治尚书者，先取是书与孙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义，笃守其说，可不惑于歧趋，今即近人所著书中酌取两家之说，指明初学所入门径，以免歧误，犹易取焦张两家之说也，若如陈沣所言，撰为集解义疏，当先具列伏传史记之说，字字遵信，加以发明，不可误据后起之词，轻疑妄，次则取白虎通及两汉书所引经说，加以汉碑所引之经，此皆当日通行之今文，足备考证，又次则取马郑伪孔，择其善者，以今文为折衷，合于今文者录之，不合于今文者去之，或于疏引而加正，至蔡传与近儒所著，则于义疏择取其长，两说相同，则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于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葛，惟其说尢足惑人，及人所误信者，乃加辨，使勿迷眩，后人以此体例勒成一书，斯为尽善，否则俱收并蓄，未能别黑白定一尊，古今杂淆，汉宋兼采，览者如入五都之市，瞀惑不知所归，是一部类书，无关一经闳旨，岂得为善本乎，今人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为。
《诗经》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诗为人人童而习之之经，而诗比他经尤难明，其所以难明者，诗本讽谕，非同质言，前人既不质言，后人何从推测，就诗而论，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本义尤误，是其义虽并出于古，亦宜审择，难尽遵从，此诗之难明者一也，汉初传经皆止一家，易出田何，书出伏生，惟诗在汉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辕固生韩婴，鲁齐韩诗，并号初祖，故汉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经，书惟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后又分出家数，易有施孟梁邱京氏，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其实皆不必分，惟诗三家同为今文，所出各异，当时必应分立，后人不可并为一谈，而专家久亡，大义茫昧，此诗之难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义亦简略，犹申公传诗，疑者则阙弗传，未尝字字解释，后儒作疏，必欲求详，毛所不言，多以意测，或毛义与三家不异，而强执以为异，轨途既别，沟合无由，此诗之难明者三也，郑君作笺，以毛为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郑改经字，多因鲁韩，所谓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创新解，郑学杂糅今古，难尽剖析源流，此诗之难明者四也，他经之疏，专主一家，惟诗毛郑并行，南北同尚，唐作正义，兼主传笺，毛无明文，而孔疏云毛以为者，大率本于王肃，名为申毛，实则申王，王好与郑立异，或毛意与郑不异，又强执以为异，即分门户未易折衷，此诗之难明者五也，欧阳修诗本义，始不专主毛郑，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扌杀，案朱子集传，间本三家，实亦有胜于毛郑者，而汉宋强争，今古莫辨，此诗之难明者六也，宋人疑经，至王柏而猖狂已极，妄删国风，进退孔子，国初崇尚古学，陈启源等仍主毛诗，后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马瑞辰诸人，陈奂毛氏传疏尤备，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补以笺疏，或且强韩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齐诗久亡，孤学复振，采辑三家诗者甚夥，陈乔枞鲁齐韩诗遗说考尤备，然止能搜求断简，未能解释全经，毛既简略不详，三家尤丛残难拾，故于毛郑通其故训，于三家莫证其微言，此诗之难明者七也，三家序亡，独存毛序，然序亦不尽出毛公，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郑于丝衣又云，高之子言非毛公，后人著之，后汉儒林传卫宏作毛诗序，后人遂谓序首句毛公作，以下卫宏续作，或止用首句而弃其余，或并首句不用，宋王质郑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传为一人所作，然序实有不可尽信者，与马郑古文书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于东海，此诗之难明者八也。
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文亦未尽可信说经必宗古义，义愈近古，愈可信据，故唐宋以后之说，不如汉人之说，东汉以后之说，又不如汉初之人说，至于说出春秋以前，以经证经，尤为颠扑不破，惟说诗则不尽然，汉书艺文志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案汉书叙传，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师丹传，治诗事匡衡，是班伯习齐诗，固传家学，亦当是习齐诗者，而以齐韩或采杂说，非本义，鲁最为近，是三家虽所传近古，而孰为正义，孰为旁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传国语礼记孟子荀子诸书所引又在汉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据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传，明载卢蒲癸之言曰，赋诗断章，则传载当时君臣之赋诗，皆是断章取义，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传与毛诗，同出河间博士，故二书每互相援引，左传如卫人所为赋硕人，许穆夫人赋驰，既有牵引之疑，而毛传解诗，亦多误执引诗之说，如卷耳执左传周行官人一语，以为后妃求贤审官，四牡怀和周诹误执国语为说，皆未免于高叟之固，是以经证经虽最古，而其孰为作诗之义，孰为引诗之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诗，如今之歌典，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盖古以诗书礼乐造士，人人皆能诵习，诗与乐相比附，人人皆能弦歌，宾客燕享，赋诗明志，不自陈说，但取讽谕，此为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诗义大明之日，诗人本旨，无不了然于心，故赋诗断章，无不暗解其意，而引诗以证义者，无不如自己出，其为正义，为旁义，无有淆混而歧误出，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而诗义经燔书之后，未必尽传，史记载三家以申培辕固韩婴为初祖，而三家传自河入，授受已不能详，三家所以各成一家，异同亦无可考，况今鲁故齐故韩故无存于世，存于世者，惟韩诗外传，而外传亦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毛传晚出，汉人不信，后世以其与左氏传合，信为古义，岂知毛据左氏以断章为本义，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义既亡，其仅存于今者，又未必皆诗之本义，说诗者虽以意逆志，亦苦无徵不信，安能起诗人于千载之上，而自言其义乎，此诗所以比他经尤难分明，即好学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传诗最早，疑者则阙不传，况在后儒可不知阙疑之意乎。
论关雎为刺康王诗鲁齐韩三家同诗开卷有一大疑焉，以关雎为周康王时诗是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并雎作，又儒林传序曰，周室衰而关雎作，淮南论训曰，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诠言训曰，诗之失僻，高诱注，诗者衰世之风也，汉书杜钦传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鸣，关雎欢之，刘向列女传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扬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王充论衡谢短篇诗家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袁宏后汉纪杨赐上书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后汉书皇后纪论曰，康王晚朝，关雎作讽，杨赐传曰，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应劭风俗通义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诗人以为深刺，天子当夜寝蚤作，身省万机，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谓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诸说，后人皆以为鲁诗，其解关雎，皆以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张超以为毕公所撰，说尤详明，且非独鲁诗然也，齐韩二家亦同，后汉书明帝纪曰，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薛君韩诗章句，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无人之外，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韩诗之说同于鲁而更详，齐诗未见明文，说者疑齐诗与鲁韩异，匡衡习齐诗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则衡所习齐诗亦与鲁韩义同，致其贞淑，不贰其操云云，即张超所云德不双侣，刘向所云未见乘居匹处，薛君所云贞洁慎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即刘向所云夫人晏起，杨赐所云夫人不鸣璜也，且齐诗多同纬说，五际六情，皆出于纬，春秋纬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人，宋均曰，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以纬证经，正与鲁韩说合，齐诗既多同纬说，其不得有异义可知，欧阳曰，关雎，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晁说之诗说，谓齐鲁韩三家以关雎皆为康王诗，其说不误。
论关雎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关雎为正风之首孔子定诗之义汉人已明言之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无传之者，后卒亡于北宋，仅存外传，亦非完帙，于是三家古义尽失，言诗者率以关雎刺诗为三家诟病，谓误以正诗为刺诗，违诗人之本旨。吕祖谦曰，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其意盖以关雎为正风之首，不得以刺诗当之也，锡瑞案以汉人之说考之，三家并非不知关雎为正风之首者，太史公习鲁诗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纣之杀也嬖妲已，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刘向习鲁诗者也，列女传曰，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新女}亡也以妲已，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关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鲁诗者非不知也，匡衡习齐诗者也，其上疏云，臣有闻之师曰，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荀爽习齐诗者也，其对策曰，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齐诗者亦非不知也，韩诗外传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繁，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欢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鼓乐之，案韩诗论关雎义尤闳大，何以又有关雎刺时之说，岂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为误，岂一家误而两家亦从而误乎，汉志言取春秋采杂说，非其本义，鲁最近之，然则齐韩有误，鲁不应误，何以鲁诗明言关雎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乎，诗有本义，有旁义，如汉志说三家容有采杂说，以旁义为正义者，而开宗明义，必不致误，然则以为正风之始，又以为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义而非旁义，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也，为正风之始，孔子定诗之义也，安见既为刺诗，遂不可以为正风而冠全诗乎，张超曰，防微消渐，讽谕君父，此作诗之义，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时之义，据汉人之遗说，不难一以贯之，后人疑其所不当疑，开章第一义已不能通，又何足与言诗。
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亦孔子所定解此乃无疑于合乐关雎工歌鹿鸣孔子删定六经，则定诗之四始，亦必出于孔子，自汉以后，经义湮废，读孔子之书者，必不许孔子有定六经之事，而以删定六经之功，归之周公，于是六经之旨大乱而不能理，诗之四始，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自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皆歌文王之德，为后世法，亦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然考汉以前古义，惟文王清庙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称美文王，有明文可据，而关雎鹿鸣无明文，吕氏春秋曰，周公作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汉书翼奉传曰，周公作诗，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世说新语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是文王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尚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刘向传曰，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云，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庙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而遍考古书，未有言周公作关雎与鹿鸣者。惟谢太传刘夫人以关雎为周公诗，见于世说，鲁齐诗晋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义，不可据。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是关雎鹿鸣，皆出于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见，四始之义，至孔子始定，孔子以为关雎贞洁慎匹，如匡衡所谓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者，惟文王太姒，足以当之，鹿鸣四牡皇华，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国，足以当之，故推关雎鹿鸣，为风与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庙而为四，四始之义，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张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关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证，张超又曰，愿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关雎不出周公之明证，若出周公，周公岂得自言，若关雎明指文王太姒，更岂得为此言，窈窕淑女属太姒，乃周公之母，而愿得周公配之，非病狂丧心之人，必无此荒谬不通之语，张子并作诮青衣赋，以诮蔡伯喈作青衣赋为志荡辞淫，若先自居于荒谬不通，不反为伯喈所诮乎，据张超所言，则关雎必不作于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于孔子所定矣，或难之曰，仪礼周公之书，而乡饮酒合乐关雎之三，燕礼工歌鹿鸣之三，非周公时已有关雎鹿鸣之明证乎，曰，以仪礼为周公书，亦是后儒之说，古无明文，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仪礼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传引诗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歌音不引关雎，是鲁诗不以关雎诗属太姒之证。
论班固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为哀而不伤之确解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称关雎以哀乐并言，自来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说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其解乐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后多疑之，谓与夫子之语，全不相似，当为卫宏所续，不也毛公，郑笺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当为衷字之误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衷，与孔子言衷不合，朱注论语，求之未，得，则宜其有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之乐，孔子言哀不言忧，朱以哀字太重而改为忧，亦与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刘台拱论语骈枝，谓兼关雎之三而言之，关雎葛覃乐而不淫，卷耳哀而不伤，引卷耳诗维以不永伤为据，魏源之曰，夫反侧忧劳，岂得谓专乐无哀，既哀矣，可不纟由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归周已数十年，而犹求之不得，寤寐绸缪何为乎，若谓后妃求贤，则以文王之圣，又得太姒之助，即未更得贤嫔，岂遂反侧堪哀，且哀而恐至于伤乎，岐周国尽于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为陕以东之风，非周国所采，而谓作于宫人女史，其可通乎，关雎房中之乐，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节义序，岂惟有颂美无讽谕乎，锡瑞案魏氏刘，知关雎为讽谕，又以河洲非属岐周，正可为关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证，而犹必以文王太姒为说，故仍不得其解，窃尝以意解之，关雎一诗，实为陈古刺今，乐而不淫，属陈古言，韩诗外传云，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此之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属刺今言，班固离骚序，关雎哀周道而不伤，冯衍显志赋，美关雎之识微分，愍王道之将崩，哀即哀历道，愍王道之义，不伤谓婉而多讽，不伤激切，此之谓哀而不伤，班氏于哀而不伤中加周道二字，义极明晰，乐而不淫，关雎诗之义也，可见人君远色之正，哀而不伤，作关雎诗之义也，可见大臣讽之深，二义本不相蒙，后人并为一谈，又必专属文王太姒而言，以致处处窒碍，谓君子求淑女，则必以为文王求太姒，夫国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侧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父，文王亦非可结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说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并未明指太姒，序言忧在进贤，则已有后妃求贤女之意，郑笺遂以为后妃寤寐求贤女，其义亦本于三家诗，列女汤妃有{新女}传引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诗推度灾曰，关雎有原冀得贤妃正八嫔，是鲁齐诗已与郑笺意同，乃郑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我而非正义，盖不妒忌虽为后妃盛德，要不得为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诗，且古诸侯一娶九女，夫人一侄一娣，是为九女，贵妾之数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为旁义而不得为正义也，论其正义，是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论其旁义，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为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贞静之德，为作是诗，如其说，不知宫人为何人，以为文王之宫人，不应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宫妾，以为王季之宫人，尤不应知世子寤寐反侧之隐，且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宫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
论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范处义说得之非本有是诗而陈古以讽范处义逸斋诗补传曰，关雎咏太姒之德，为文王风化之始，而韩鲁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故司马迁刘向扬雄范蔚宗并祖其说，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毕公为康王大臣，册命尊为父师，尽规固其职也，而张超蔡邕皆汉儒，多见古书，必有所据，然则关雎虽作于康王之时，乃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故孔子定为一经之首，锡瑞案宋以后说关雎者，惟范氏此说极通，可谓千古特识，盖作诗以陈古刺今者毕公，删诗而定为经首者孔子，在毕公视之为刺诗，在孔子视之为正诗，如此解乃无疑于刺诗之不可为正诗矣，惟范氏于张蔡二说，尚未能定，王应麟困学纪闻，亦以为未详所出，张超诮青衣赋，见艺文类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赋，志荡词淫，故张子并作此以规之，青衣赋见蔡集中，无毕公作关雎语，是以关雎为毕公作，当属张而不属蔡矣，又诗篇曰论曰，司马迁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亦曰，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故弹弦讽谏，且鹿鸣文武治内之政，先圣孔子自卫反鲁，雅颂各得其所，不应以刺诗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说，其殆关雎之类，虽作于文王之后，实则文王之事也，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则非刺明矣，案关雎鹿鸣，同一刺诗，并见史记，皆作于文王之后，而追咏文王之事，故虽是刺诗，而可列于四始，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孔子读关雎，何尝不以为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乎，关雎刺诗，可冠经首，鹿鸣刺诗，何独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于关雎而昧于鹿鸣，所见未谛，盖逸斋补传，专宗毛郑，故虽称引古义，而仍不能释然于传笺也，薛士龙答何商霖书曰，来教谓诗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冥朝，将以为据，鲁诗所道可尽信哉，求诗名于礼经，非后世之作也，又安知关雎作刺之说，非赋其诗者乎，困学纪闻曰，鹿鸣在宵雅之首，马蔡以为风刺，盖齐鲁韩三家之说，犹关雎刺诗作讽也，原注，吕元钧谓陈古以讽，非谓二诗作于衰周，案此皆调停之说也，不欲违背古义，又不能屏除俗说，乃谓周初本有关雎鹿鸣之诗，后人陈古以为讽刺，据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则以关雎为毕公作，谓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汉人所引三家诗义，则实不然，史记两言关雎作，法言云，关雎作乎上，论衡云，周衰而诗作，杨赐云，关雎见几而作，既皆云作，必是造篇，且关雎若本有是诗，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饫闻，毕公虽欲讽，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毕公之关雎也，薛以礼经为疑，不知礼经非必出于周公，但知六经皆孔子所定，则于诸经皆豁然无疑矣，欧阳修曰，关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谓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则可以琴瑟钟鼓友乐之尔，皆所以刺时之不然，先勤其职而后乐，故曰关雎乐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伤，朱子以仪礼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礼经亦孔子所定。
论魏源以关雎鹿鸣为刺纣王臆说不可信三家初无此义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当殷之未季，文王与纣之时，谓谊兼讽刺则可，谓刺康王则不可，并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时诗，尤大不可，盖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诗人之本谊也，以文王时讽论王室之诗，施之后王者，国史之旁谊，非诗人之本谊也，考关雎之为刺诗，鲁诗则见于史记汉书刘向扬雄张超之著述，韩诗则见于后汉书明帝之诏，杨赐之传，冯衍之赋，鹿鸣之为刺诗，则亦见于史记王符潜夫论蔡邕琴操之称引，其间有本义，有旁义，在善学者分别观之，三家既以关雎鹿鸣，与文王清庙同为正始，必非衰周之诗，韩序云，关雎刺时也，未尝言刺康王，则是思贤妃以佐君子，即为讽时之谊，但在文王国中为正风正雅者，在商纣国中视之，则为变风变雅，此关雎鹿鸣刺时之本谊也，在盛世歌之，为正风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为变风变雅，此毕公刺康王之旁谊也，又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废书而欢曰，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当为商，蒙上文师挚纣箕子而言之。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四汉今古文说，皆谓师挚以商纣乐官而归周，韩诗外传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纣之余民也，故师挚作乐之始，甫闻关雎之乱，盖以关雎乐章，作于师挚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时，大雅首文王，而往复于殷命之靡常，周颂首清庙，而肇于多士之骏奔，四始皆致意于殷周之际，岂独关雎鹿鸣而已乎，故曰，诗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为作也，挚而有别，即乐而不淫，寤寐反侧，即哀而不伤，锡瑞案以挚而有别为乐而不淫，寤寐反侧为哀而不伤，前人解关雎诗，皆如此说，而乐与哀属何人说，则无以质言之，三家诗并无以关雎属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关雎淑女，贤圣配偶，未尝云是文王太姒，即毛诗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尝言后妃为何人，则以属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论之辞，若质言之，动多窒碍，范处义云，作于文王之扣，追咏文王之事，斯为得之，魏源作诗古微，意在发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关雎虽属刺诗，孔子不妨以为正风，取冠篇首，六经皆孔子手定，并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义，故虽明引三家之说，而与三家相反对，三家明云周衰时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诗，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尝言刺康王，且改其说，以为是刺纣王而美文王，试问魏所引鲁韩诗，有言及纣王一字者乎，魏谓前人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诗，前人实未尝诬，而魏臆造三家以关雎为刺纣王之说，则诬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为商，牵引师挚纣箕子而并言之，案三家皆以关雎为识向为豫见，康王晏起，大臣见几，正与师挚审音箕子欢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为一，至孔子云师挚之始，此师挚又非纣时之师挚，必是孔子同时之人，故闻其歌关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欢，若是商周时人，孔子安得闻之而欢之乎，必不可并合为一也，史记儒林传序周室衰而关雎作，正与周道缺关雎作一辙，如魏氏说，将并改周室之周字为商以就其说乎，刘向扬雄王充杨赐应劭张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说亦将一概抹扌杀之乎，魏以毕公为赋诗非作诗，即宋薛士龙吕元钧之意，又强牵合师挚兴纣，造为刺纣美文之说，则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经是朴学，不得用巧思，解经须确凭，不得任臆说，魏诬三家而创新解，解关雎一诗即大误，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论四始之说当从史记所引鲁诗诗纬引齐诗异义亦有可推得者毛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正义曰，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案诗纬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已，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与此不同者，纬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义，以诗文之，又郑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者，郑以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其六情者，则春秋云，喜怒哀乐好恶是也，诗既含此五际六情，故郑于六艺论言之，案孔疏以四始为人君兴废之始，义殊不了，陈启源谓风雅颂四者即是始，非更有为风雅颂之始者，则何必言四始，毛序又何以关雎为风之始乎，考史记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义始了然，太史公据鲁诗，毛以关雎为风之始，则亦与鲁诗不异矣，诗纬言四始乃齐诗异义，近儒孔广森推得其说曰，始际之义，盖生于律，大明在亥者，应钟为均也，四牡则太簇为均，天保夹钟为均，嘉鱼仲吕为均，采芑蕤宾为均，鸿雁夷则为均，祈父南吕为均，汉初古乐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律历迭相治，夫天地稽三期之变，亦于是可验，古之作乐，每三诗为一终，经传可考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鸣之三间歌鱼丽之三，然采薇出车大杜，皆所以劳将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萧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诸侯，亦三篇同奏，确然可信者也，说始际者，则以与三期相配，如文王为亥孟，大明为亥仲，绵为亥季，其水始独言大明，犹三期之先仲次季而后孟也，故鹿鸣四牡皇华同为寅宫，与四牡以表之，鱼丽嘉鱼南山有台，同为已宫，举嘉鱼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诗次不尽与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为午，似蓼萧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车攻之后而为未也，吉日鸿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异，且其戍子丑为何等篇，不可推测矣，锡瑞案诗纬在汉后为绝学，孔氏所推甚精，惟采薇大出车，依三家当为宣王诗，孔仍毛诗，次序稍误，魏源更正之，以蓼萧湛露彤弓，烈鱼丽之前，为辰，采薇大杜出车，列采芑之后，车攻之前，为午季未孟仲，次序更合，齐诗与纬说合，略见翼奉郎ダ二传，郎ダ曰，四始之缺，李贤注不引历枢，而引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以解之，应劭注汉书，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际，宋均注演孔图，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情，皆甚误，而据匡衡传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则齐诗虽传异义，亦未尝不以关雎为始也，翼奉曰，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是诗之五际，亦阴阳灾异之类，易之阴阳，春秋之灾异，皆是别传而非正传，则诗之五际四始，亦别传而非正传矣，翼奉传孟康注引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戍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齐诗内传五际数戌，而诗疏不及戌，据郎ダ注宋均云，天门戌亥之间，则亥为革命当一际，出入候听应以戌当一际也，迮鹤寿齐诗翼奉学，陈乔枞诗纬集证，发明齐诗尤详，以非正传，故不备举。
论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辨明快可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