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曰 凡诸侯之女
左氏传曰，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据此则今春秋公羊说夫人不得归宁，古春秋左氏说夫人亦得归宁，案诗竹竿云，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故泉水载驰竹竿，皆思归而不得，战国策左师说赵太后，甚爱燕后，饮食必祝曰，必勿使反，是诸侯女既嫁不得复反，反即大归，战国时犹知此义，当从今文说，不得归宁为正，毛诗与左传同出河间博士，故此传曰，宁，安也，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毛以父母在得归宁，父母终，不得归守为调停之说，郑笺泉水云，国君夫人父母在归宁，正本毛传，惠周惕诗说谓古无归宁之礼，毛传因左氏而误，其说近是，盖郑笺又因毛传而误也，段玉裁亦疑毛传，谓方嫁不得遽图归宁，此归字作以字为善，是欲改毛以从三家，不知今古文说不同，陈奂谓父母在九字为郑笺窜入，是欲删毛以归之郑，亦不知今古文说不同，皆明见毛义之不安而不敢，即如陈氏强释毛义，谓归以安父母，归宁不训归家，而截归字为一句，殊近不辞，不如三家作以{曰女}父母，文义甚明，不与归宁相混，此毛不及三家者二，因学纪闻引曹粹中诗说，齐诗先采而后草，据仪礼合乐歌周南，则关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则鹊巢采蘩采三篇同奏，古诗篇次，以采列草之前，三家次第，当与毛异，齐诗传自辕固，夏侯始昌为辕固弟子，后苍事始昌，通诗礼，为博士，二戴皆后苍弟子，则仪礼及二戴礼中所引诗当为齐诗，曹氏所言，不为无据，毛失其次，与仪礼歌诗不合，此毛不及齐诗者三，五经异义今诗韩鲁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古毛诗说驺虞义兽，白虎黑文，案贾谊新书礼篇，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仪礼乡射礼注，其诗有一发五豝五豵，于嗟驺虞之言，乐得贤者众多，欢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礼记射义驺虞者，乐官备出，注乐官备者，谓驺虞，曰壹发五豝，喻得贤者多也，于嗟乎驺虞，欢仁人也，皆与韩鲁诗合，文选魏都赋注引鲁诗传曰，古有梁驺，梁驺天子猎之田也，韩义盖与鲁同，若山海经逸周书尚书大传，虽言驺虞，而未尝明言即诗之驺虞，汉初大儒，如申公韩太传贾太传，必无不见山海经逸周书，而不引以解诗之驺虞者，知彼所言驺虞，非诗之所言驺虞也，毛诗晚出，见驺虞二字偶合，遂据以易三家旧说，撰出义兽二字，以配麟之仁兽，异义引毛诗说周南终麟趾，召南弱驺虞，俱称嗟欢之，皆兽名，后人多惑其说，不知麟趾为关雎之应，驺虞为鹊巢之应，此是毛义，非三家义，且即以毛义论，驺虞与麟亦不相对，麟之趾序笺云，有似麟应之时，疏引张逸问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无致麟之事，若驺虞据尚书大传散宜生取以献纣，是文王实致驺虞矣，一实致，一未致，一本事，一喻言，安得以为相对，至于于嗟欢辞，屡见于诗，如于嗟阔兮，于嗟洵兮，于嗟鸠兮，于嗟女兮，皆诗人常言，岂可以两处欢辞偶同，强为牵合，焦氏易林云，陈力就列，驺虞悦喜，亦以驺虞为官名，陈乔枞以易林为齐诗，是三家之说同，尔雅多同鲁诗，故释兽无驺虞，以驺虞为兽名，毛诗一家之言，与古义不合，此毛不及三家者四，略举四证，皆二南之关于典礼者，学者可以隅反。
论三家诗大同小异史记儒林列传可证王应麟诗考后序曰，刘向列女传，谓蔡人妻作莒，周南大夫妻作当汝坟，申人女作行露，卫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妇作燕燕，黎庄夫人及其传母作式微庄姜传母作硕人，息夫人作大车，新序谓之传母作二子乘舟，寿闵其兄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楚元王受诗于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王引之经义述闻曰，列女传贞顺传，蔡人妻伤夫有恶疾而作莒，与文选辨命论注所引韩诗合，贤明传周南大夫妻言仕于乱世者，为父母在故也，乃作诗曰，鲂鱼尾云云，与后汉书周磬传注所引韩诗章句合，贞顺传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云云，与韩诗外传合，母仪传卫姑定姜赋燕之诗，与坊记郑注合，郑为记注时，多取韩诗也，又上灾异封事引诗密勿从事，与文选为宋公求加赠前军表注，所引韩诗密勿同心，皆以密勿为黾勉，然则向所述者，乃韩诗也，锡瑞案二说皆有据，盖鲁韩义本同史记，儒林列传曰，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以史记之说推之，可见鲁韩三家诗，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分立三家，若全无异，则立一家已足，而不必分立矣，惟其大同，故可并立三家，若全不同，则如毛诗大异而不可并立矣，三家诗多不传，今试取其传者论之，如黍离一篇，新序节士篇云，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此刘子政所引鲁诗义也，而韩诗曰，黍离伯封作也，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云，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后法郅理韩诗，光武讼恽授皇太子韩诗，恽说太子曰，吉甫贤臣放逐孝子，薛君韩诗注曰，诗人求己兄不得，是韩诗以黍离伯封作，与鲁诗以为公子寿作者异，韩诗外传载赵苍唐为魏文侯子击使于文侯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说苑奉使篇略同，子政据鲁诗而与韩诗同者，盖论此诗之事，则异国异人并异时，而论此诗之义，则同一孝子之见害，同一悌弟之思兄，此所以小异而大同，外传与说苑皆可引为思亲之意也，若共篇次则鲁诗当入卫风，与毛诗异，韩诗当入王风，与毛诗同，而其说解则鲁韩可合，而与毛诗全不合，三家大同小异，可以此诗推之，魏源不知此义，乃欲强合鲁韩为一，谓伯封乃卫寿之字，反以曹植徵引为误，则御览明引韩诗伯封作，岂亦误乎，伯封为卫寿字，又何据乎，凭臆武断，讵可为训，盖误于鲁韩诗，从无不同之见，而未考史记儒林传也。
论诗序与书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尽信毛序有可信不可信，为说诗者一大疑案，关雎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至关雎之义也，经典释文卷第五，旧说云起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朱子作诗序辨说，以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其余首尾为关雎之小序，诗正义自关雎以后，每诗一篇，即有一序，皆谓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诗谱外，王肃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范蔚宗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魏徵等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韩愈议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学者欲显其传，因藉之子夏，成伯以为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王安石以为序乃诗人所自制，程子以为小序国史之旧文，大序孔子所作，苏辙以为卫宏所作，非孔氏之旧，止存其首一言，余皆删去，王得臣以为首句孔子所题，曹粹中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师说，郑樵王质以为村野妄人所作，作序之人，说者不一，自唐定正义以后，惟宋欧阳修撰毛诗本义，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犹未甚立异同，迨郑樵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尽削去之，而以已意为说，其诗序辨曰，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诗，第为之传，其不作序又明序，小序出于卫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婉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欢之，其文全出于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于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所谓取诸书之文有至数句者此也。案人多以为毛序与古书合，此则以为卫序取古书。关雎之序既曰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意亦足矣，又曰风，风也，风以动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载驰之诗，既曰，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成作，又曰，卫懿公为狄所灭，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也，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有美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所谓杂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后继之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国家忠厚，仁及草木，然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之言，此所谓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此也，惟宏序作于东汉，故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案近人引汉广序德广所及等语，汉时古书多未见，必是引序。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魏后于汉，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诗序出于卫宏，则风雅正变之说，二南分系之说，羔羊蟋蟀之说，或郁而不畅，或巧而不合，如荡以荡荡上帝发语，而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召以天疾威发语，而曰闵天下无如召公之为臣，雨无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众多如雨，非所以为正，牵合为文而取讥于世，此不可不辨也。文献通考载石林叶氏说略同。程大昌考古编曰，范传，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所序者，毛传耳，诗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与宏序，今混并无别，然有可考者，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锡瑞案程氏之分大序小序，与释文旧说朱子辨说并异，以发序两语为小序，两语以外，续而申之者为大序，小序出于国史，为古序，大序缀于卫宏，非子夏所作，其说本于苏辙，实洲源于成伯，近人魏源谓续序不得毛序之意，正本程说，魏晋以后，毛传孤行，人多遵信序说，以为真出子夏，至宋则疑信参半，朱子作诗集传，如亦从序，后与吕祖谦争辨，乃改郑樵说，有辨说攻小序，而集传未及追改，如缁衣丰年等篇者，元延科举法诗用朱子集传，而毛传几废，国朝人治汉学，始尊毛而攻朱，近人治西汉今文学，又尊三家而攻毛，平心论之，诗之序犹书之序也，诗序有今古文之分，犹书序有今古文之分也，伏生今文书序，见于史记所引者可信，马郑古文书序，不可尽信，三家今文诗序，见于诸书所引者可信，古毛诗序，不可尽信，郑君论纬说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窃谓古文诗书之序，当如郑君之说，若郑樵攻毛序而以已意为序，则近于妄，魏源诗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无者，皆以己意补之为序，是郑樵之类也。
论朱子不信毛序有特见魏源多本其说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后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列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而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远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又论邶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氏则不可以强而推，凡小序唯计文明曰，直提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会书史，依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马端临引刘向封事以朱子，案孟子已引此诗属孔子矣，或断章取义，不必泥看。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后人之罪，不可扌矣，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其多知而必于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锡瑞案朱子毛序有特见古书序皆附末，毛诗独冠篇端，诚有如先有此题而后作此诗者，朱子并为一编以远其旧是也，为孔古文尚书以序冠篇首，亦非古法，即此可证其伪，序所云刺某君，多无明文可据，朱子云，顷公谥恶，故以柏舟为刺顷公，今以朱子之说推之，则序所云刺某某者，多有可疑，虽未见朱说之必然，亦无以见其必不然也，魏源之毛序有朱子已言者，毛有序三家亦有序，其序说多不同，三家亡而毛义孤行安见三家序皆不是，而毛序，独是，故朱子深惜三家之传绝，无以考其抵牾之迹也。
论马端临朱申毛可与朱说参看且能发明风人之旨马端临曰，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谕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覆咏欢，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于桑中溱洧诸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鸟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欢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欢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如四诗也非子云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鸨羽陟岵之诗，见于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于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欢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逮，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为正雅矣，采薇，三家本不以为文王诗，马氏专据毛诗。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且夫子尝删诗矣，所取于关雎，谓其乐而不淫，则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提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蹇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其多如此，夫子犹存之，不知所删何等之篇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蹇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子淫邪可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大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拜肆夏，宁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Ａ１１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蹇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者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于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锡瑞案毛序不尽可信，毛诗与左氏春秋出河间博士，其与左氏合者，亦不尽可信，惟三家既亡，毛诗犹为近古，与其信后人之臆说，又不台信毛诗，朱子以郑卫为淫诗，且为淫者自作，不可为训，马朱以申毛，能发明风人之旨。
论乐记疏引异义说郑诗非必出于三家魏源据以为三家诗未可执为确证解经必遵最初之说，而后起之说不可从，尤必据最古之明文，而疑似之文不可用，礼记乐记疏引异义云，今论说郑国之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左传说烦手淫声谓之郑声者，言烦手踯躅之声使淫过矣，许君谨案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今案郑诗说妇人者，唯九篇，异义云十九者，误也，无十字矣，锡瑞案许君异义引诗之例，必云今韩鲁诗说古毛诗说，以为分别，此谨案下无引今诗古诗字样，则此说必非出于诗家，当是许君自为之说，亦或别有所本，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鲁论举溱洧一诗，以为郑俗多淫之证，非谓郑诗皆是如此，许错会此旨，举郑诗而悉被以淫名，自后遂以郑诗混入郑声，而谓夫子不当取淫诗，又以序所云刺时刺乱者，改为刺淫，则皆许君之一言误之矣，刘氏之说，是以许君为自为之说也，白帖引通义云，郑国有溱洧之水，会聚讴歌相感，今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故郑声淫也，此通义未知是刘向通义，或即白虎通义，当为许君之所本也，然其说有可疑者，异义通义皆云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而郑诗实无十九篇说妇人者，孔疏以为今郑计说妇人者唯九篇，则其数已不能合矣，以今考之，郑诗说妇人者，女曰鸡鸣，有女同车，丰，东门之单，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实止七篇，女曰鸡鸣，古贤夫妇警戒之词，虽说妇人，不得谓之淫诗，野有蔓草，韩诗外传与说苑，皆载孔子遭齐程本子倾盖而语，孔子引野有蔓草之诗，韩鲁义同以为邂逅贤士，与毛朱男女不期而会异，是三家亦不以为淫诗，除去二篇，止有五篇，其数更不能合矣，疑似之文，既不可解，学者姑置之可也，魏源古微好创新说，引白虎通与汉书地理志，郑国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说怿，为班固鲁诗说，又引异义许君谨案之说，为三家诗，不知许君未明引今韩鲁诗，何以知为三家，白虎通与汉志，皆未明引诗说，又何以知为三家，后汉书注引韩诗章句，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之辰，于溱洧二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韩诗惟以溱洧为淫诗有明文，与毛义同，不以野有蔓草为淫诗，则与毛义异，韦昭毛诗答问云，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时，江淹丽色赋云，感蔓草于郑诗，自是毛义，而江淹杂诗云，既伤蔓草别，方知大杜情，则同三家遇贤之义，诗人非经学专家，随手掇拾，不为典要，魏乃强为调停之说，谓遇贤而诸男女，犹离骚比君子于美人，舍韩诗明文可据者，而强同于毛义，又于三家无明文可据者，而执异义疑似之文以解之，皆非实事求是之义。以申侯为狡童，以子瑕说扬之水，皆无据。
论毛序或以为本之子夏或以为续于卫宏皆无明文可据即以为卫宏续作亦在郑君之前陈澧曰，释文引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自注，孔疏所载诗谱，不言序为谁作，沈重之说，不知所据。澧案仪礼乡饮酒礼，贾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之类，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义而亡其辞，是毛公续序，与沈重足成之说同，今读小序，显有续作之迹，如载驰序云，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此以上文三句简略，故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简略，故亦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郑君虽无说，读之自明耳，郑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郑志答张逸云，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是郑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为，非独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诗谱则云刺厉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笺云，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所云师者，即毛公也，据此则郑君以序皆毛公所定，虽首句亦有非子夏之旧者也，或谓序之首句传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后人续作，尤不然也，如终风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时序但有首句，而无遭州吁之暴云云，则次章莫往莫来，传云人无子道以来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谓子者谁乎，以母道加谁乎，又如考序云，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究处，毛传云，考成乐也，山夹水曰涧，曲陵曰阿，，宽大貌，轴，进也，若毛公时序但有首句，则此传但释考涧阿轴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庄公矣，且永矢弗告，传云无所告，语，尤不知所谓矣，郑风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毛传亦但释字义，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锡瑞案陈氏引序文以证郑义可谓明切，但如其说，郑既以为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序为皆出子夏，又以序为皆出毛公，是郑君一人之说，已前后歧异，盖本无明据，故游移无定，安见郑说可尽信乎，陈引载驰有女同车，以为序有续作，陈信毛诗者，故以为毛公续子夏，其不信毛诗者，不亦可以为卫宏续毛序乎，陈引终风考羔裘，以为作传时，不但有首句，足卫宏续序不说，不知苏辙程大昌何以解之，而邱光庭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谓毛传兴序不符，曹粹中放斋诗说，亦举召南羔羊，曹风尸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谓传意序意不相应，序若出于毛，安得自相违戾，又不知陈澧何以解之，平心论之，毛序本不知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属之子夏，疑之者抑之毛公之后，而属之卫宏，其实皆无明文，三家既亡，无有更古于毛诗者，即谓序出卫宏，亦在郑君之前，非后人臆说可比，学者当尊崇为古义，不必争论为何人也，四库提要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苌以下弟子所附。斯为定论。
论十五国风之次当从郑谱世次篇次三家亦不尽同于毛毛义孤行，而诗之国次世次篇次皆从毛为定为，其实有不然者十五国风之次古说已不同孔疏于毛诗国风云，郑谱王在豳后者，退就雅颂，并言王世故耳，诸国之次，当是大师所第，孔子删定，或亦改张，襄二十九年左传，鲁为季札遍歌周乐，齐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后歌魏，杜预云，于诗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杜以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则如左传之次，郑意或亦然也，又于王城谱云，王诗次在郑上，谱退豳下者，欲近雅颂，与王世相次故也，又于郑谱云，既谱桧事，然后谱郑，又于桧谱云，郑灭虢桧而处之，故谱先桧而后郑，欧阳修曰，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郑齐魏唐陈桧曹豳，此今诗次第也，周召邶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魏源曰，大师旧第，不过以邶卫王东都之地为一类，豳秦西都之地为一类，郑齐一类，唐魏一类，陈桧曹小国一类，取其民风相近，初非有大义其问，所谓其文则史者也，夫子挈豳于后，先唐于秦，既裁以大义，不事沿袭，则王几民风鸟有仍厕侯国之理，桧为郑并向独不援魏唐画一之例，乃有夫子旧第，大即乎人心所同然，日在入耳目而不觉者，其说曰，王在豳后，桧处郑先，是说也郑诗谱著之，孔疏凡四述之，若非夫子旧第三家同传，郑安敢冒不韪以更毛次，必因毛诗进王退桧，徒欲复大师原第而大乖夫子古义，故郑援鲁韩次第以正之，锡瑞案三说当从郑谱为正，魏氏之说近是，以为夫子旧第，三家同传，虽无明文可证，然其说必有所授，孔疏臆断以为郑意亦如杜说，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则郑君作谱，何敢擅更毛诗之次第乎，魏源又谓毛诗篇次，如后采于草，后赉于桓，与乐章不符，增笙诗佚篇于小雅，厕宣王采薇出车之诗于正雅，与三家诗不符，案困学纪闻诗正义曰，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而取采，盖采旧在草之前，曹氏诗说，谓齐诗先采而后草，今考齐诗魏代已亡，曹粹中不知何据，而仪礼以鹊巢采三篇连奏，左氏传云，风有采蘩采，则毛诗以草列采蘩采之间实紊其次，左氏传以赉为大武之三章，桓为大武之六章，杜注曰，不合于今颂次第，盖楚乐歌之次第，孔疏曰，今颂次第，桓八赉九，则毛诗与左传不同，六笙诗本不列于诗，故史记汉书皆云三百五篇，王式云，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雾，尚书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则三百十一篇，与古说皆不合，盖笙诗本有声无辞。如金奏下管，皆乐歌而非诗。以金奏肆夏樊遏渠为时迈，执竞思文下管新宫为斯干，象为维肖，皆非是，豳雅豳颂，亦不敢强为之说。毛以六笙诗人诗非，郑俗改什尤非，采薇出车大杜，为宣王诗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汉书马融传盐铁论潜夫论古今人表，文王时无南仲，宣王时有南仲，然则出车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也，出车云，王命南仲，即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诗列于文王时，尤篇次之误者，若郑笺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为刺厉王，疏以为出鲁诗，鲁诗以黍离为卫公子寿所作，当入卫风，不入王风，足见汉人所传之诗次序，不尽与毛诗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见，至于世次，则孔疏于卫风已云，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于郑风引郑答赵商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录其第，录者，直录其义而已，如志之言，则作序乃始杂乱，是毛诗次第之不可据，郑孔皆明言之，郑君时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诗之误也，郑谱，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诗，左氏襄二十九年传为季札歌小雅，服虔注云，自鹿鸣至菁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无成王之诗传，又云，为之歌大雅，服虔注云，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是为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苇既醉凫为武王之诗，与郑谱不同，略可考见三家诗之世次。
论迹熄诗亡说者各异据三家诗变风亦不终于陈灵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赵注以颂声不作为亡，朱注以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为亡，郑诗谱曰，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谱疏引服虔云，风不称周而称王者，犹尊之，犹春秋王人列于诸侯之上，在风则已卑矣，范宁梁集解序曰，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作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陆德明谓平王东迁，政遂微弱，诗不能复雅，下列称风，孔颖达谓王爵虽在，政教才行于畿内，化之所及与诸侯相似也，风雅系政广狭，王爵虽尊，犹以政狭入风，据此数说，降王于国风而雅亡，其说不始于朱子也，而宋人说诗亡多兼风雅言之，苏辙曰，诗止于陈灵，而后孔子作春秋，吕祖谦曰，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犹懔懔焉，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王应麟曰，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小雅尽废，有宣王焉，春秋可以无作也，王风不复雅，君子绝望于平王矣，然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盖懔懔焉，击鼓之诗，以从孙子仲为怨，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无衣之诗，待天子之命然后安，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更齐宋晋秦之霸，未尝无诗，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鲁有颂而周益衰，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而楚讨之，中国为无人矣，春秋所以作与，据此数说，是诗亡兼变风言之，而变风终于陈灵，去春秋始于隐已远，年代殊不相合，魏源曰，王朝变雅与王国民风，并亡于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谓东迁而雅降为风，则春秋胡不始于平王之初年而始于末年，观抑诗作于平王三十余年之后，彼都人士王风皆作于东迁后春秋前，故变雅王风一日不亡，则春秋一日不作，盖东迁之初，卫武公与晋文侯为王卿士，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蛮方，王纲尚未解纽，列国陈诗，庆让之典尚存，及卫武晋文俱殁，平王晚政益衰，仅以守府虚名于上，王迹荡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诗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列国变风，下逮陈灵，是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观齐风终于襄公，唐风终于献公，而桓文创伯反无一诗，则知桓文陈其先世之风于王朝，而卫终于木瓜，美齐桓者，亦齐伯所陈，以著其存卫之功，秦之渭阳，曹之候人，皆与晋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词，秦之驷铁无衣，又有勤王之烈，陈灵株林则楚庄存陈之盛举，而郑则二伯所必争，盖亦伯者所代陈矣，虽有伯者陈诗之事，而无王朝巡守述职庆让黜陡之典，陈诗与不陈何异，岂能以伯者虚文当王者之实政乎，故以王风居列国之终，郑谱以王风居终，示风终于平王，与雅亡同也，故春秋始于王风二雅所终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复以列国之变风为存亡也，锡瑞案魏说近通，但孟子云，王迹当即车辙马迹之迹，天子不巡守，太师不陈诗，则虽有诗而若亡矣，魏以霸者之迹，与王者之迹封举，似犹未合，以变风为伯者所陈，说迹近理，但齐晋之伯，乃天子所命，楚庄之伯，非天子所命，楚与周声教隔绝，陈灵株林之诗未必为楚所陈，且三家以燕燕为卫定姜送妇之诗。坊记注释文曰，此是鲁诗。又在陈灵之后，据毛诗则变风终于陈灵，据三家则当云变风终于卫献，而三家之说多不传，或更有后于卫献者，尤未可执变风终于陈灵以断之也。
论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太史公褚先生郑君以为有父又感天乃调停之说今古文多异，三家诗与毛诗尤多异，姑举一二大者言之，生民，玄鸟，长发，宫四诗，三家皆主感生之说，生民疏引异，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列女传曰，弃母姜原者，邰侯之女也，当尧之时见巨人迹，好而履之，归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荐覆之，乃取置寒冰之匕，飞鸟伛翼之，姜原以为异，乃收以归，因命曰弃，诗云，赫云，赫姜原，共德不回，上帝是依，此之谓也，又曰，契母简狄者，有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诗云，有方将，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之谓也，刘向所引盖鲁诗，褚少孙补史记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元邱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质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原，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即生后稷，姜原以为无父，贱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泽，鸟覆席食之，姜原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褚少孙事博士王式，由是鲁诗有褚氏之学，所引诗传乃鲁诗传，与列女传正同，索隐以史所引出诗纬诗疏引河图云，姜原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苍耀稷生感迹，昌苗与云，稷之迹孔，契握云，玄鸟翔水遗卵流，简吞之，生契封商，春秋元命苞，姜原游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齐诗与纬候多合，则亦与鲁诗合，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谓契母蚕玄鸟卵生契，天将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锡姓姬氏，谓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董子述公羊春秋义故异义，以为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也，异义又引左氏说，圣人皆有父，谨案尧典以亲九族，即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尧安得九族而亲之，礼谶云，唐五庙，知不感天而生，郑君曰，诸言感生得无父，有父则不感生，此皆偏见之说也，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谓简吞乌子生契，是圣人感生，见于经之明文，刘媪是汉太上皇之妻，感赤龙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补而生者也，且夫蒲卢之气，妪煦桑，成为己子，况乎天气，因人之精，就而成之，反不使子贤圣乎，是则然矣，又何者怪，锡案今文三家诗，公羊春秋，圣人皆父感天而生为一义，古文毛诗左氏，圣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为一义，郑君兼取二义为调停之说，此其说亦有所自来，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缪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欲见其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褚少孙两言之，巳与郑意相似，当时毛诗未出，所谓诗言，即三家诗所谓传记，即五帝德帝系姓之类，太史公据之作三代世表，自云不离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父皆黄帝子，乃古文说，故与毛诗左氏合，与三家诗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纪，用三家今文说，以为简狄吞玄鸟卵，姜原践巨人迹，而兼用古文说云，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源，为帝喾元妃，是亦合今古文义而两言之，又在褚少孙之先，若三家诗义实不如是，据褚先生所引诗传及刘向列女传，皆不云简狄姜原有夫，亦不云为帝喾妃，且列女传言稷契之生，皆当尧之时，则简狄姜原不得为帝喾妃甚明，此等处当分别观之，不得以史记杂采古今，见其与毛传不同，遂执以为三家今文义如是也。
论生民玄鸟长发宫四诗当从三家不当从毛毛诗与左氏相表里，故左氏说圣人皆有父，毛诗亦以为有父，毛传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履帝武敏，帝，高辛氏之帝也，此毛以为有父不感天之义，郑笺云，姜原当尧之时，为高辛氏之世妃，履帝武敏，帝，上帝也，此郑以为有又感天之义，锡瑞案以诗义推之，毛传必不可通，帝既弗无子，生子何又弃之，且一弃再弃三弃，必欲置之死地，作此诗者乃周人，尊祖以配天，若非实有神奇，必不自诬其祖，有夫生子，人道之常，何以铺张生育之奇，乃至连篇累牍，孙毓谓自履其夫帝喾之迹，何足异而神之，其说甚通，马融知毛义不可通，强为遗腹避嫌之说以解之，王基马昭已之矣，近人又各创为新说，有谓帝为帝挚，诸侯废挚立尧，姜原避乱，生子而弃之者，有谓先王如达，稷形似羊，如包羲牛首，以其怪异而弃之者，有谓不坼不副，居然生子，稷初生如卵，古人未知翦胞之法而弃之者，有谓后稷呱矣，可见初生不哭，以其不哭而弃之者，纷纷异说，无一可通，即解生民诗可强通，而解玄鸟长发宫三诗皆不可通，玄鸟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契生于乌卵甚明，若但以为玄鸟至而祀生契，何言天命，又何言天命玄鸟，作此诗者近不辞矣，长发诗云，有方将，立子生商，列女传高诱吕览注引皆无帝字，诗称有不及其夫，自不以为帝喾，则契非帝喾所生甚明，郑解帝为黑帝，不如三家本无帝字为更明也，若宫诗义尤昭著云，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上帝必是天帝，人帝未有称上帝者生民之帝，可以高辛帝强解之，宫之上帝，不可以高辛帝强解，故毛传云，上帝是依，依其子孙，此不得已而为之辞，与诗上下文不相承，笺云，依，依其身也，天用是凭依，其解经甚合，后人乃疑不当侪姜原为房后，拟上帝于丹朱，不知周鲁之人，作诗以祀祖宗，叙述神奇，并无隐讳，何以后人少见多怪，必欲曲为掩饰，依古纬说，自华胥生皇羲，以至简狄姜原，皆有感生之事，许君异义早成，说文晚定，异义从古文说，说文仍从今文云，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盖帝王之生，皆有神异，岂可偏执一理，以为必无其事，且据诗而论，无论事之有无，而诗人所言明以为有，如必断为理之所无，则当起周鲁与宋，商颂，宋人作，见后。作诗之人，责以诬祖之罪，不当谓三家说诗为误，责以诬古之罪也，古文说圣人皆有父，以姜原简狄皆帝喾之妃，如其说，则殷周追尊，自当妣祖并重，何以周立先妣姜原之庙，不祀帝喾，生民等诗，专颂姜原有之德，不及帝喾，仪礼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如古文说，稷契皆有父，而作诗者但知颂稷契之母，而不及其父，得毋皆禽兽乎，戴震曰，帝系曰，帝喾上妃姜原本失实之词，从以传会周人喾为共祖之所自出，使喾为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颂中言姜原，言后稷，竟无一语上溯及喾，且姜原有庙，而喾无庙，若曰履迹感生，不得属之喾，则喾明明非其祖所自出。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学者试取诗文，平心熟玩之，知此四诗断然当从三家，而不当从毛传，郑笺以毛为主，而解四诗从三家不从毛，朱子曰，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诗中亦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盖以为稷契皆天生之尔，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故其解生民亦从郑不从毛，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读书精审，知不如此解诗不能通也，论衡奇怪篇怪篇云，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Ι母吞燕卵而生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性曰姬，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谓大人天神，故其迹巨，使大人施气于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尽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则后稷不能成人，苍颉作书与事相连，姜原履大人迹，迹者基也，姓当为其下土，乃为女旁，臣非基迹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实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与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时禹Ι后稷之母，欲怀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迹也，案仲任引儒者之言，乃汉时通行今文说，仲任不信奇怪，故加诘，其诘之语，正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锡瑞尝谓后世说经之弊，在以世俗之见，律古圣贤，以民间之事，拟古天子，仲任生于东汉，已有此等习见，即如其说，亦当以为诗人之误，不当以为儒者说诗之误也。
论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当从三家不当从毛三家与毛，又有大异处，如以鲁颂为公子奚斯作，以商颂为正考父作，以商颂为正考父作是也，扬子法言曰，正考甫尝君吉甫矣，公子奚斯正考甫矣，后汉书曹褒传曰，昔奚斯赞鲁，考父咏殷，班固两都赋序曰，故皋陶歌虞，奚斯鲁，王延寿鲁灵光赋曰，故奚斯颂喜，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曰，奚斯阴令张君表颂曰，奚斯赞鲁，考父颂殷，梁相费碑曰，感奚斯之德，太尉杨震碑曰，故感慕奚斯之追述，沛相杨统碑曰，庶考斯之颂仪，阳令曹全碑曰，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巴纳太守张纳碑曰，庶慕奚斯〈缺二字〉之义，荆州刺史度尚碑曰，于是故吏感清庙之颂，欢斯父之诗，绥民校尉熊君碑曰，昔周文公作颂，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羡遗迹，纪述前勋，宋洪迈隶释，及近人武亿群经义证，王昶金石萃编，皆以汉碑为误，锡瑞案曹褒传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是奚斯作鲁颂，考父作商颂，义出韩诗，而史记用鲁诗，班固用齐诗，三家义同，乌得偏据毛诗以之乎，孔广森曰，三家谓诗为奚斯作者是也，此与吉甫作颂，其诗孔硕文义正同，曼长也，诗之章句未有长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传谓奚斯作庙，则孔硕且硕，意窘复矣，孔氏以三家为是，是矣而未尽也，毛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郑诗谱曰，喜复鲁旧制，未遍而薨，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其颂，寻毛郑之意，盖谓鲁颂皆史克作，作于喜公薨后，故解奚斯所作为作庙，不为作颂，今案宫诗多祝寿之语，且云令妻寿母，意必喜公在位，其母成风其妻声姜皆在，乃宜为此颂祷之辞，若在喜公薨后，世无其人已死，犹为之追祝寿，且并颂其母与妻者，如毛郑之说，可谓一大笑话，史克见左氏文十八年传，宣公时尚存，见国语，其年辈在后，奚斯见左氏闵二年传，其年辈在前，则奚斯作颂于喜公之时，时代正合，故当从三家以为奚斯所作，汉人引诗各处相合以为误，必无各处皆误之理，若毛郑之说则诚误，不必为之曲讳，段玉裁订毛诗故训传，乃强改作是庙也之庙字为诗字，以傅合汉人所引三家诗义，陈奂疏毛氏传亦从段说，岂非童牛角马，不今不古者乎。
论正考父与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郑君六艺论从三家诗笺毛亦兼采三家史记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史公用鲁诗说，裴る集解曰，韩诗商颂亦美襄公，盖三家说同，后人不信三家，以考父颂殷为误，谓考父与宋襄年代远不相及，锡瑞案史公去古未远，从孔安国问故，何至于孔子先世之事，懵然不知，孔子世家既载孟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十二诸侯年表，戴襄相距百有一十六年，则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岁，而后能相及也，百龄以上之寿，古多有之，窦公张苍即其明证，或又疑其子见杀，其父不应尚存，则春秋时明有其人，亦即宋国之人，左氏文十六年传曰，初公子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意诸死昭公之难，历文十七十八两年，宣十八年，成八年，凡二十八年，宋公使公孙寿来纳敝币，明见于经，荡意诸见杀，其父公孙寿可来纳币，何独孔父见杀，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颂乎，今古文多异，异义以齐鲁韩诗公羊春秋为一说，毛诗左氏为一说，公羊称宋襄为文王不过此，故三家以商颂为美宋襄，左氏于宋襄多贬辞，河间博士治毛诗者，以为宋襄无足颂美，故别创一说，此其踪迹之可寻者，后人乃据左氏殇公即位，君子引商颂，以三家，无论古文说不足难今文，即如左氏之言，左氏作传，在春秋末，距春秋初二百余年，所引君子曰，或事后追论，岂必殇公同时之人哉，宋襄与鲁喜同时，故商颂与鲁颂文体相似，若是商时人作，商质而周文，不应周颂简，商颂反繁，且铺张有太过之处，王夫之尝摘昆吾夏桀为失辞矣，魏源诗古微列十三证，证商颂为宋诗，可谓深切著明，考诗序疏引郑君六艺论曰，文王创基，至于鲁喜，则商颂不在数矣，罗泌路史后纪注曰，商颂宋颂也，宋襄公之诗耳，叙诗者，以为正考父所得商诗，中言汤孙，而毛郑遂以为太甲中宗之时，妄也，夫言奋伐荆楚，襄公事也，万舞有奕，非商乐也，盖宋有商王之庙，而诗为宋礼之诗，此常理尔，故韩婴马迁亦以为美襄公，然迁以为考父作，则缪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时，盖因而误之，此宋也而谓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艺论云，文王创基，至鲁喜间，商颂不在数矣，孔子删诗时，录此五章，岂无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我有嘉客，亦不夷怿，岂能忘哉，景山商坟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岂无贤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斫而迁之，方斫而敬承之，以用之尔，松柏小材，有挻而整布，众楹大材，有闲而静别，既各得施，则寝成而也安矣，拱成群材，而任以成国，则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绸缪牖户之义也，案罗氏以商颂为宋颂是也，引六艺论甚详，可以推见郑君之意，子曰，诗三百自周南至鲁颂，得三百之数，郑君以为商颂不在数，孔子删诗，录此五篇，以寓怀旧之感，其说必有所受，以景山为商之坟墓，松柏喻商之贤材，且以松柏喻小材，众楹喻大材，寝成孔安，喻任群材成国，皆为喻言，不为实事，与笺诗以陟景山抡材木为实事不同，是郑君作论时从三家之明证，郑笺殷武诗云，时楚僭号王痊，亦兼用三家义，以为宋诗，若商世不闻楚有僭王之事，孔疏马昭曰，名曰商颂，是商世之颂，非宋人之诗，安得曰宋郊配契也，马昭虽山郑门，其言非郑意也，孔颖达但知郑笺从毛，不知兼采三家，马昭既出郑门，其言当得郑意，罗氏荆楚万舞二证，足明三家之义，而以考父非襄公时为疑，则犹未知其年代可以相及也。
论郑谱郑笺之义知声音之道与政通郑诗谱序曰，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宏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正义曰，此言孔子录诗唯取三百之意，宏福如彼，谓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祸如此，谓如万幽陈灵恶加于民，被放弑也，违而不用，谓不用诗义，则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诗义也，互言之也，用诗则吉，不用则凶，吉凶之所由，谓由诗也，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也，陈澧案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郑君本此意以作谱，而于谱序大放厥辞，此乃三百篇之大义也，此诗学所以大有功于世也，郑笺有感伤时事之语，桑扈不戢不难，受福不那，笺云，王者位至尊，天所了也，然而不自佥以先王之法，不自难以亡国之戒，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此盖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笺云，喻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此盖痛汉室将亡，而曹氏将得之也，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笺云，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此盖伤党锢之祸也，雨无正维曰于仕，孔棘且殆，笺云，居今衰乱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此郑君所以屡被徵而不仕乎，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锡瑞案郑君作谱序，深知孔子录诗之意，陈氏引郑笺，深知郑君笺诗之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为心声，非可勉强，非声音之道，与政相通，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间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之世次难以尽知，何楷世本古义臆断某诗为某人某事作，提要以为大惑不解，即毛序某诗刺某君，朱子亦不深信，然今即以诗辞而论，有不待笺释，而知其时之为盛为衰，不必主名，而见其政之为治为乱者，如鱼丽美万物众多，而苕华云，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则其民之贫富可知，天保云，群黎百姓，遍为尔德，而兔爰云，尚寐无化，苕华云，不如无生，则其民之忧乐可知，是即不明言为何王之诗，而盛衰治乱之象，宛然在目，其君之应受宏福与受大祸，亦了然于前矣，朱子曰，周之初兴时，周原无无，堇荼如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羊坟首，三星在ニ，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直恁地萧索，正得此意。
论先鲁后殷新周故宋见乐纬三颂有春秋存三统之义孔子所定六经，皆有微言大义，自东汉专讲章句训诂，而微言大义置不论，今文十四博士师传中绝，圣经宗旨ウ忽不章，犹有遗文散见于古书者，文选潘安仁笙赋注，引乐纬动声仪曰，先鲁后殷新周故宋，此诗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与春秋存三统大义相通，三家诗之遗说不传而散见于纬书者也，先鲁后殷谓鲁颂在先，商颂在后，所以录商颂于后者，即春秋新周故宋之义，三家诗以商颂为正，考父美宋襄公，当云宋颂，而谓为商颂者，宋本商后，春秋时称宋为商，左氏传司马子鱼曰，天之弃商久矣，史龟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宗人寡夏曰，孝惠娶于商，皆称宋为商之明证，或云，鲁定公讳宋，当时改宋为商，似未尽然，乐记师乙曰，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大戴礼记七篇商齐可歌也，商齐即师乙所谓商齐，商与齐对举，非谓商一代，谓宋一国也，毛诗与国语皆古文，故据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商颂为正考父所校，不以宋颂为正考父所作，与三家诗以商颂为美宋襄者，判然不合，毛诗既据国语，又据左传，于宋襄多诋斥之词故也，自毛诗左传单行，人不信三家诗，更不知诗有先鲁后殷新周故宋之微言，与春秋三统之义相通，而孔子删诗，如徐陵之选玉台新咏，王安石之选唐百家诗，不过编辑成书，并无义例之可言矣，三家诗所传微言必多，惜皆不传于世，仅存乐纬八字，犹略可考，其余与春秋相通者，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王谓文王，诗之四始，皆称文王，其相通者一，春秋尊王，褒美桓文，诗风终于豳，称周公，雅终于如，言召公，匪风思王，下泉思伯，其相通者二，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必更有微言大义相合者，惜今文说亡佚，多不可考耳，顾炎武曰，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锡瑞案顾氏此说，非独不知诗，并不知春秋，孟子曰，其文则史，不尝引礼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乎，义不独春秋，六经皆有之，孟子称孔子作春秋，功继群圣，安得无惊世绝俗之见，而谓以私心待圣人乎，信顾氏说，必不信孟子而后可，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正是先鲁后殷之义，宋颂亦谓之颂，正是新周故宋之义，诗之次序，春秋之年月，皆夫子手定，必有微言大义，而非专袭旧文，述而不作，是夫子谦辞，若必信以为真，则夫子手定六经，并无大义微言，诗书止编辑一过，春秋止钞录一过，所谓万世师表者安在，成伯毛诗指说，以鲁颂为变颂，陈鹏飞诗解不解殷鲁二颂，以为商公当阙，而鲁颂可废，皆不知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也。阮元曰，颂本容貌之容，容养漾一声之转，周颂鲁颂商颂，犹去周之样子鲁之样子商之样子耳，风雅惟歌而已，惟颂有舞，以象成功，如今之演剧，据孔子与宾牟贾论乐可见。
论左氏传所歌诗皆传家据已定录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据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然则夫子未正乐之前，雅颂必多失次可知，而左氏传载季札观乐在夫子未正乐之前，十五国风雅颂，皆秩然不紊，学者多以为疑，此在汉人已明解之，周礼春官大师疏引郑众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卫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当此时雅颂未定，而云为歌大小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又诗谱序疏引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岁，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李贻德曰，是时孔子尚幼，未得正乐，歌者未必秩然如是，传者从后序其事，则据孔子定之次追录之，故得同正乐后之次第也。诗孔疏以服说为非，引郑司农春官注，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不知春官贾疏引郑司家左氏周官两处之注，明有两解，服虔以为传家据已定录之，正本司农左氏之注，是司农虽据周官而解左氏，知其说不可通，故注周官用周官义，注左氏用左氏义，周官左氏皆古文，注者皆郑司农而不能专持一义解之，以孔子反鲁正乐有明文，不敢背其说也，凡古人注经前后不合者，皆于经义有疑，未能决定，意在矜慎，并非矛盾，疏家不明此旨，但主一说而尽弃其余，即一人之说，前后不符，亦专取其一，举先儒之疑而未定者，臆定以为决辞而反相难，或且去取乖缪，舍其是者，而取其不是者，于是先儒矜慎之意全失，虽有异义，无从考见，其或于他处散见一二，皆学者所宜标出以备参考者也。康成注多歧异，其答第子，明见郑志，孔疏郑志，专取一书之注，非康成之意。郑司家在东汉之初，服子慎在东汉之末，二人之说递相祖述，皆以传家，据孔子所定雅颂，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盖当时古文虽盛行，犹未敢以左氏周官，显违论语之义，不若唐以后人之悍，专主一经，而尽废群经也，左传疏曰，此为季札歌诗，风有十五国，其名皆与诗同，唯其次第异耳，则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删削，盖亦无多，记传与诗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盖马迁之谬耳，案孔疏据季札所歌以删诗之说，犹之可也，若据季札所歌，而疑孔子以前诗与今同，并无定诗正乐之事，则断乎不可，据郑服两说，足见左氏一书，多以阙里之绪论，为当时之实事，季札歌诗既从后定，其余诸大夫之断章取义，其义或亦出于孔子之后，而非出于孔子之前，未可尽以春秋之断章，为诗人之本旨也。左氏引易礼论语，皆当作如是观，国语楚子引曹诗不遂其媾，乃当时刺曹共公诗，或谓侯人即为恶公子作，何以遽传至楚，而楚子引之，殊不可信，俞正变强护国语，谓晋公子从者，挟其诗以示人，尤为臆说无据。
论赋比兴豳雅豳颂皆出周礼古文异说不必深究诗有风雅颂，人人所知也，而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序据其说，谓诗有六义，于是风雅颂之外，有赋比兴，而传专言兴，不言比赋，孔疏曰，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又曰，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据此则比赋兴难以摘别，与风雅颂大小同，郑孔亦明知之，特以毛义不敢，毛又本于周礼，是古文异说，今文三家诗，无是说也，十五国风有豳风，人人所知也，而周礼章掌土鼓豳，龠豳颂，郑注，豳诗，豳风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举趾，饣盍彼南亩之事，是亦歌其类，谓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颂，亦七月也，七月又有获稻作酒，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之事，是亦歌其类也，谓之颂者，以其Ａ１２岁终人功之成，郑笺诗，则以殆及公子同归以上，是谓豳风，以介眉寿以上，是谓豳雅，万寿无疆以上，是谓豳颂，孔疏云签章之注，与此小殊，彼又观章之文而为说也以其歌豳诗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当之，吹豳雅以乐田，故取耕田之事以当之，吹豳颂以息老物，故取养老之事以当之，就彼为说，故作两解也，诸诗未有一篇之内，备有风雅颂，而此篇独有三体，据此则分七月诗为风雅颂，本无定说，一篇不应分三体，郑孔亦明知之，特欲引据周礼，不得不强傅会，是古文异说，今文三家诗，亦无是说也，至宋以后，异说尤多，朱子诗传，以兴比赋分而为三，摘毛传不合于兴者四十九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衣比诗也而兼于兴，弁一诗兴比赋兼之，愈求精愈，游移无定，究不知比兴如何分别，胡致堂引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索物以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亦属空言，王质郑笺，谓一诗如何分为三，章所谓豳诗，以鼓钟瑟琴四器之声合也，礼笙师龠竽笙埙箫篪オ管舂牍应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声合也，礼氏了播鼗击颂磬笙磬，凡四器，以颂器之声合也，朱子有三说，一说豳诗吹之其调可风可雅可颂，一说楚茨诸诗，是豳之雅，噫嘻诸诗，是豳之颂，一说王介甫谓豳自有雅颂，今皆亡矣，黄震谓楚茨诸诗，于今为刺幽王之诗，噫嘻诸诗，于今为成周郊社之诗，未易遽指以为豳，若如介甫谓豳诗别自有雅颂，则豳乃先公方自奋于戎狄之地，此诗安得有天子之雅颂耶，惟前一说得之，以王质，考订为精详，锡瑞案王质之说尤谬，舂牍，先郑以为一器，后郑以为牍应雅教，其舂则笙师所教，止十一器而无十二，颂磬笙磬，郑注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引大射礼为据甚确，则颂磬非颂器之声，王质引周礼，又不用周礼之义，改乱古注，以就其说，宋人习气固无足怪，而周礼亦不可为据，汉人古说自周礼外，无言豳雅豳颂者，自周礼毛传外，无言赋比兴者，郑注孔疏，强为傅会，而心不能无疑，宋人又不信注疏，而各自为说，实则皆如孔广森之论尚书，孔蔡谬悠，议瓜骊山，良无一是者也，周礼一书，与诸经本不相通，后人信之，反乱经义，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礼太卜，有连山归藏周易为三易，后人不求明易，而争论连山归藏，于是有伪连山归藏，孔子所定之书，尚书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书，后人不求明书，而争论三皇五帝之书，于是有伪三坟书，孔子所定之诗，风雅颂是也，周礼有武比兴豳雅颂，后人不求明诗，而争论赋比兴豳雅颂，此等皆无裨经义，其真其伪，其是其非，可以不论，治经者先扫除一切单文孤证疑似之文，则心力不分，而经义易晰矣。
论南陔六诗与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内洪迈容斋续笔曰，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采蘩，切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歌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则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补亡六篇，不可作也，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绵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之，若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锡瑞案洪说是也，汉初史迁王式诸人皆云诗三百五篇，无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数六笙诗甚明，毛诗故训传不以六笙诗列什数，则序云有其义而亡其辞，亡字当读有无之无，郑君以为亡逸之亡，笺云，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自郑君为此说，陆德明孔颖达成伯，皆以为诗三百十一篇，与汉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礼钟师注引春秋传，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与文王鹿鸣俱称三，谓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诗也，国语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谓三夏矣，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亻竟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谓王位也，故时迈曰，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故执亻竟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福禄来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案吕说盖以时迈思文，皆有时夏之文，而执竞一篇在其间，故据以当三夏，其说近傅会，郑君不从，是也，特以为颂之族类，乐崩亦从而亡，则犹未知金奏与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颂不能具也。
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史记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孔子之时，诗无不入乐矣，汉书曰，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则孔子之前，诗无不入乐矣，墨子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则孔子之后，诗无不入乐矣，诗之入乐有一定者，有无定者，如乡饮酒礼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乡射礼合乐同，燕礼间歌歌乡乐，与乡饮酒礼同，大射歌鹿鸣三终，左氏传云，湛露，王所以宴乐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献功诸侯也，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亦升歌清庙。鹿鸣四牡皇华，嘉邻国君劳使臣也，此诗之入乐有一寂者也。三夏依郑说，不取吕叔玉说，为肆夏执竞思文。乡饮酒礼，正歌备后有无算乐，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此国君之无算，然则左氏传载列国君卿赋诗言志，变风变雅，皆当在无算乐之中，此诗之入乐无一定者也，若惟正风正雅入乐，而变风变雅不入乐，吴札焉得而观之，列国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诗不入乐之说，程大昌曰，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其官者也，邶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以上则大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顾炎武用其说曰，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锡瑞案谓诗不入乐，与史汉皆不合，亦无解于左氏之文，古者诗教通行，必无徒诗不入乐者，唐人重诗，伶人所歌，皆当时绝句，宋人重词，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词，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当时之曲，有朝脱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词不歌诗，于是宋之诗为徒诗，元歌曲不歌词，于是元之词为徒词，明以后歌南曲，不歌北曲，于是北曲亦为徒曲，今并南曲亦失其传，虽按谱而填，鲜有能按节而歌者，如古乐府辞皆入乐，后人拟乐府，则名焉而已，周时诗方通行，必不如是，宋人与顾氏之说，窃未敢谓然也。笙入金奏，本非三百五篇之诗，而说者必强以为诗，三百五篇，本无不入乐之诗，而说者又谓有徒诗，皆不可据。
论诗至晋后而尽亡开元遗声不可信困学纪闻曰，大戴礼投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首，鹊巢，采蘩，采，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歌，上林赋扌群雅，张揖注云，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谓八篇可歌者，唯鹿鸣白驹在小雅，首今亡，郑氏以为射义所引曾孙侯氏之诗，余皆风也，而亦谓之雅，岂风亦有雅欤，刘氏小传，或曰，首鹊巢也，篆文似之，此有首又有鹊巢，则或说非矣，张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阎若璩按小雅除笙诗自鹿鸣至何草不黄，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数言也，屠继序按文当云八篇废不可歌，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赞拾声挟，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数间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数，又按伐檀即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传琴操仍其异文，困学纪闻又曰，汉人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琴操曰，古琴有诗歌五曲，曰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十四，诗乐十二，诗谱雅诗六，鹿鸣，四牡，皇华，鱼丽，嘉鱼，南山有台，黄钟清宫俗呼正宫，风诗六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无射清商，俗呼越调，朱子曰，今按大戴礼颇有阙误，其篇目都数，皆不可考，至汉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来也，其后改作新辞，旧典遂废，至唐开元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今亦莫得闻矣，此谱乃赵彦肃所传，曰，即开元遗声也，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也，窃疑古乐有唱有欢，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欢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典既失其传，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为此故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欢矣，夫岂然哉，又其以清声为调，似亦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则姑存此以见声歌之仿佛，俟知音者考其得失云，锡瑞案汉食举奏鹿鸣，则鹿鸣犹通行，明帝二年幸辟雍，诏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乃逸诗，不知何从得之，杜夔传四曲有文王，亦不知何从得之，伐檀变风，诚非伦次，屠氏以为伐木则非是，上林赋云，悲伐檀，乐乐胥，伐檀云悲，当同毛序贤者不遇明王之义，若是伐木何悲之有，夔传四曲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至泰始五年，荀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于是鹿鸣亦亡，若开元所奏赵彦肃所传十二篇，皆不知所自来，朱子疑之，以一声叶一字为非，可谓至论，而通解仍载十二诗谱，不得已而存饩羊之义耳。今学宫歌诗，正以声叶一字者。
论诗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辞及唐诗宋词犹得其旨论语言六经惟诗最详，可见圣人删诗之旨，而不得其解，则反致葛，如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序已纠缠不清，郑笺改哀为衷，朱注论语又以忧易哀，后人更各为臆说矣，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本讽，圣人恐人误会，故以无邪正之，毛郑解诗，于此义已不尽合，朱子以郑卫诗为淫人自言，王柏乃议删郑卫矣，惟言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本末兼该，钜细毕举，得诗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者尤在温柔敦厚，长于风谕，困学纪闻曰，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见韩诗外传，韩诗以黍离为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与毛诗以为闵周者不同。周磐诵汝坟卒章，而为亲从仕，王裒诵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谓兴于诗矣，焦循毛诗补疏序曰，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甚而假宫闱庙祀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于朝门，自鸣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祸于其国，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读明史，每欢诗教之亡，莫此为甚，夫圣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无邪，圣人以诗设教，其去邪归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则情得，情得则两相感而不疑，故示之于民，则民从，篱之于僚友，则僚友协，诵之于君父，则君父怡然释，不以理胜，不以气矜，而上下相安于正，无邪以思致，思则以嗟欢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诗，刘向曰，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流，流然后发，诗发于思，思以胜怒，以思相感，则情深而气平矣，此诗之所以为教欤，又补疏曰，循按兼葭考，皆Т世高隐之辞，而序则云，考刺庄公，兼葭刺襄公，此说者所以疑序也，尝观序之言刺，如氓静女刺时，简兮刺不用贤，芄兰刺惠公，匏有苦叶雄雉刺卫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庄公，羔裘刺时，还刺荒，著刺时，不亲迎，葛履刺褊，汾沮洳刺俭，十亩之间刺时，伐檀刺贪，蟋蟀刺晋僖公，山有枢椒聊刺晋昭公，有大之杜刺晋武公，葛生采苓刺晋献公，宛邱刺陈幽公，蜉蝣刺奢，尸鸠刺不壹，祈父白驹黄鸟刺宣王，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鱼藻采菽黍苗隰桑匏叶刺幽王，抑卫武公刺万王，求之诗文，不见刺意，惟其为刺诗，而诗中不见有刺意，此三百篇所由温柔敦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后世之刺人，一本于私，虽君父不难于指斥，以自鸣其直，学诗三百，于序既知其为刺某某之诗矣，而讽味其诗文，则婉曲而不直言，寄而多隐语，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祸，即如节南山雨无正小弁等作，亦恻缠绵不伤于直，所以为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诗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读序，即知其为刺某人之作，则何以为主文谲谏而不讦，温柔敦厚而不愚，二语李行修说，人之多辟，无自立辟，泄治所以见非于圣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诗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幸直抵触其君，相习成风，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谓小序之有裨于诗，至切至要，特详论于此，锡瑞案诗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太史公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而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于楚之证，案楚庄王左史倚相观或许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其后唐之诗人，犹通比兴，至宋乃渐失其旨，然失之于诗，而得之于词，犹诗教之遗也。
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窜汉书艺文志曰，诗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班氏据汉博士之说，诗遭秦为全经，汉时所传之三百篇，即圣人所谓诗三百，非有不完不备，待后人补缀者，汉时今尚书家以二十九篇为备，古尚书家以为有百篇，二说不同，而诗则三家与毛今古文皆以为全经，无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岂果为圣人之三百五篇，秦法严密，诗无独全之理，窃意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者之口，盖雅奥难识，淫俚易传，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以中三百篇之数，柏此说与汉志相反，柏以前无为此说者，果何所据而云然乎，吴师道引刘歆言诗始出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以证王氏之说，案刘歆但云雅颂相合，未云撺杂足数，且班固既著此语于歆传，而艺文志以诗为全经，是班氏未尝以歆所云疑诗为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郑卫为淫诗，毅然删去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一篇，而退何彼矣甘棠于王风，圣人手定之经，取加删改，后人以其渊源于朱子，而莫敢议，金履祥许谦从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说，证以左氏，已难据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为雅乐当以荐何等鬼神，接何等宾客，案桑中诗虽未见古人施用，而郑卫风三十二篇，朱子所指为淫诗，王氏所毅然删去者，如将仲子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兮野有蔓草六诗，明见于左氏传，用以宴享宾客，左氏传虽难尽信，然必非出于汉以后。朱子之说，已未可信，王氏所疑，岂可信乎，自汉以后，学者不知圣人作经，非后人所敢拟议，王通续诗有四名五志，或云伪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刘谢之诗为续诗，曹刘沈谢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刘迅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少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客娘，以比国风之流，亦属僭，邱光庭兼明书曰，大中年中，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表云，关雎后妃之德，不可为三百篇之首，盖先儒编次不当耳，今别撰二篇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为禹诗，取大雅文王之篇为文王诗，请以四诗置关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后后妃，尊卑之义也，朝廷嘉之，明白，沈朗论诗，一何狂谬，不知沈朗自谓新添四篇，为风乎，为雅乎，为风也，不宜歌帝王之道，为雅也，则不可置关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张，实谓自相矛盾，其为妄作，无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诗，罪在刘迅之上，王柏妄删诗，罪亦不在沈朗之下，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经师，毛奇龄已辨之，阎若璩深于书而浅于诗，亦误信王柏，皆不足据。
论风人多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辞汉书食货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师古曰，怨刺之诗也，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公羊解诂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据此二说，则风诗实有民间男女之作，然作者为民间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词意不庄，近于亵狎者，皆为淫诗，且为淫人所自作，陈傅良谓以彤管为淫奔之具，城阙为偷期之所，窃所未安，藏其说不与朱子辨，朱子谓陈君举两年在家中解诗，未曾得见，近有人来说，君举解诗，凡诗中所说男女事，不是说男女，皆是说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经，先执偏见，类如此，锡瑞案陈止斋诗说，今不可得见，据朱子谓其以说男女者为说君臣，则风人之义，实当有作如是解者，朱子楚词集注曰，楚人之词，其寓情草木，意男女，以极游观之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兴，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之方属也，朱子以诗之六义说楚词，以意男女为变风之流，沅芷澧兰思公子而未敢言为兴，其于楚词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未尝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独于风诗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必尽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后世诗人得风人之遗者，非止楚词，汉诸家近于比兴者，陈沆诗比兴笺，已发明之，初唐四子于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显白之，古诗如傅毅孤竹，张衡同声，繁钦定情，曹植美女，虽未知其于君臣朋友，何所寄，要之必非实言男女，唐诗如张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李师道聘作，于节妇而非节妇，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一篇，乃登第后谢荐举作，于新嫁娘而非新嫁娘，皆不待笺释而明者，即如李商隐之无题，韩之香奁，解者亦以为感慨身世，非言闺房，以及唐宋诗余，温飞卿之菩萨蛮，感士不遇，韦庄之培萨蛮，留蜀思唐，冯延已之蝶恋花，忠爱缠绵，欧阳修之蝶恋花，为韩范作，张惠言词选，已明释之，此皆词近闺房，实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谓之接迹风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风人，岂非不知类乎，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男女而据为实言，正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也。
论鸟兽草木之名当考毛传尔雅陆疏而参以图说目验鸟兽草木之名虽属诗之绪余，亦足以资多识，三家既亡，详见毛传，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张揖进广雅表云，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据此则毛传与尔雅同渊源于子夏，故尔雅之释草释木释鸟释兽与毛传略同，曹粹中放斋诗说以为尔雅成书，在毛公以后，戴震曰，传注莫先毛诗，其为书又出尔雅后，尔雅，杜甘棠，梨山檎，榆白，立文少变，杜涩棠甘，而名类可互见，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见杜，杜甘棠，以杜见棠，毛诗，甘棠杜也误，白榆也不误，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檎，榆白曰，朱子诗集传，于陈东门之云，白榆也，本毛诗，于唐山有{艹区}云，榆白也，殆稽尔雅而失其读，其他毛诗误用尔雅者甚多，先儒言尔雅往往取诸毛诗，非也，钱大昕曰，毛公所见尔雅，胜于今本，如草木鱼，增加偏旁，多出于汉以后经师，而毛犹多存古，夫不桔鞠脊令卑居之属，皆当依毛本改正者也，陈奂曰，大毛公生于六国，其作诗故训传传义，有具于尔雅，有不具于尔雅，用依尔雅编作义类，案诸家说，皆以尔雅先于毛诗，与曹氏说不同，考鸟兽草木者，二书之外，陆玑草木鸟兽鱼疏，为最近古，成伯毛诗指说曰，陆玑作草木疏二卷，亦论鱼鸟兽，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迷悟，明体乖殊，十得六七而已，据此则唐人于陆疏已不尽信，然十得六七，犹胜后人臆说，宋蔡卞毛诗名物解，许谦集传名物钞，陆佃尔雅新义，罗愿尔雅翼，自矜创获，求异先儒，而蔡卞陆佃皆王安石新学，安石诗经新义，八月剥枣，不用毛诗剥扑之训，以为剥其皮以养老，后罢政居钟山，闻田家扑枣之言，乃悟杜诗东家扑枣任西邻，及枣熟从人打，知毛传剥扑之训不误，奏请删去诗义，宋人新说之不可信如此，所说名物，安可据乎，古今名物不同，未易折衷壹是，然不知雎鸠为何鸟，则不能辨挚而有别，言挚至与言鸾猛之孰优，不知苜为何草，则不能定毛与三家，乐有子与伤恶疾之孰是，多识草木鸟兽，乃足以证诗义，动植物学，今方讲明，宣考毛传尔雅陆疏，证以图说，参以目验，审定古之何物，为今之何物，非但取明经义，亦深有裨实用，未可以其琐而忽之也论郑笺朱传间用三家其书皆未尽善自汉以后，经学宗郑，说诗者莫不主郑笺，自宋以后经学宗朱，说诗者莫不从朱传，郑笺宗毛者也，而间用三家说，朱传不宗毛者也，亦间用三家说，惠栋九经古义曰，王伯厚谓郑康成先通韩诗，故注三体，与笺诗异，案郑志答炅模云，为记注时就卢君，先师亦然，后乃得毛公传记古书义，又且然，记注已行，不复改之，卢君谓卢子也，先师谓张恭祖也，续汉书卢植与郑玄俱事马融，同门相反，玄本传云，又从东郡张恭祖受韩诗，故记注多依韩说，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案郑笺宗毛，然亦间有从韩鲁说者，如唐风素衣朱衤暴，以绣黼为绡黼，十月之交为厉王诗，皇矣侵阮徂共为三国名，皆从鲁诗，衡门可以乐饥，以乐为<疒乐>，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读为意，思齐古之人无ル，ル作择，泮水狄彼东南，狄作鬄，皆韩诗说也，详见毛诗稽古编经义杂记，此郑笺间用三家之证也，王应麟诗考序曰，贾逵撰齐鲁韩与毛诗异同，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唯毛传郑笺孤行，独朱文公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康衡，宋人讳匡字，改为康，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此朱传间用三家之证也，锡瑞案郑笺所以间用三家者，当时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郑君注礼时，尚未得见毛传，盖郑见毛传后，以为孤学恐致亡佚，故作笺以表明，有不惬于心者，间采三家裨其义，不明称三家说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郑樵曰，当郑氏笺诗，三家俱存，故郑氏虽解释经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学者既习诗，则三家之诗，不容不知也，后世三家既亡，学者惟见其改字，而不见诗学之所由异，此郑氏之所以获讥也，其后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经典释文之说，此郑君所不及料者，郑精三礼，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魏源尝摘其失，如亦既觏止，引男女之构精，言从之迈，殉古人于泉坏，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为非人，除墙茨之淫昏，反违礼而害国，颂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党，瞻乌爰止，则教民以贰上，昊天为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后与世子偕行，阎妻厉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毁室，诛周公之党与，屦五纟委双，数羲襄之姆傅，此郑笺之未尽善也，朱传所以间用三家者，亦以毛郑不惬于心，间采三家裨补其义，据王应麟诗考云，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则其采辑三家，实由朱子集传启之，后来范家相马国翰，更加摭拾，至陈乔枞益详，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导，攻朱者不顾朱义有义，并其本于三家者，亦攻之，过矣，朱子作白鹿洞赋，用青衿伤学校语，门人问之，曰，古序亦不可废，是朱子作集传，不过自成一家之说，后人尊朱，遂废注疏，亦朱子所不及料者，郑笺之失，在以礼解诗，朱传之失，则在以理解诗，其失不同，皆不得诗人之旨，黄震谓晦先生尽去美刺，探求古始，虽东莱先生不能无疑，陈傅良谓窃所未安，是朱传在当时人已疑之，元延科举条制诗用朱传，明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本提要，近陈启源等乃朱申毛，疏证详明，一一有本，本提要，此朱传之未尽善也，然则学者治诗，以何书为主乎，曰三家既亡，毛又简略，治诗者不得不以唐人正义为本，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本提要，虽或过于护郑，且有强毛合郑之处，而名物训诂，极其该洽，远胜周易尚书疏之空疏，朱子集传，名物训诂，亦多本于孔疏，学者能通其说，不仅为治毛诗之用，且可以通群经，至于近人之书，则以陈奂诗毛氏传疏，能专为毛氏一家之学，在陈启源马瑞辰胡承珙之上。陈疏惟合明堂路寝为一，非是，钟文尝，诋为新奇缪戾，陈乔枞鲁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韩诗遗说考，能兼考鲁齐韩三家之遗，比王应麟范家相马国翰为详，学者先观二书，可以得古诗之大义矣，陈氏于三家少发明，魏源发明三家，未能篇守古义，且多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