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后 经学宗郑
自汉以后，经学宗郑，说诗者莫不主郑笺，自宋以后经学宗朱，说诗者莫不从朱传，郑笺宗毛者也，而间用三家说，朱传不宗毛者也，亦间用三家说，惠栋九经古义曰，王伯厚谓郑康成先通韩诗，故注三体，与笺诗异，案郑志答炅模云，为记注时就卢君，先师亦然，后乃得毛公传记古书义，又且然，记注已行，不复改之，卢君谓卢子也，先师谓张恭祖也，续汉书卢植与郑玄俱事马融，同门相反，玄本传云，又从东郡张恭祖受韩诗，故记注多依韩说，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案郑笺宗毛，然亦间有从韩鲁说者，如唐风素衣朱衤暴，以绣黼为绡黼，十月之交为厉王诗，皇矣侵阮徂共为三国名，皆从鲁诗，衡门可以乐饥，以乐为<疒乐>，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读为意，思齐古之人无ル，ル作择，泮水狄彼东南，狄作鬄，皆韩诗说也，详见毛诗稽古编经义杂记，此郑笺间用三家之证也，王应麟诗考序曰，贾逵撰齐鲁韩与毛诗异同，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唯毛传郑笺孤行，独朱文公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康衡，宋人讳匡字，改为康，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此朱传间用三家之证也，锡瑞案郑笺所以间用三家者，当时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郑君注礼时，尚未得见毛传，盖郑见毛传后，以为孤学恐致亡佚，故作笺以表明，有不惬于心者，间采三家裨其义，不明称三家说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郑樵曰，当郑氏笺诗，三家俱存，故郑氏虽解释经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学者既习诗，则三家之诗，不容不知也，后世三家既亡，学者惟见其改字，而不见诗学之所由异，此郑氏之所以获讥也，其后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经典释文之说，此郑君所不及料者，郑精三礼，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魏源尝摘其失，如亦既觏止，引男女之构精，言从之迈，殉古人于泉坏，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为非人，除墙茨之淫昏，反违礼而害国，颂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党，瞻乌爰止，则教民以贰上，昊天为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后与世子偕行，阎妻厉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毁室，诛周公之党与，屦五纟委双，数羲襄之姆傅，此郑笺之未尽善也，朱传所以间用三家者，亦以毛郑不惬于心，间采三家裨补其义，据王应麟诗考云，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则其采辑三家，实由朱子集传启之，后来范家相马国翰，更加摭拾，至陈乔枞益详，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导，攻朱者不顾朱义有义，并其本于三家者，亦攻之，过矣，朱子作白鹿洞赋，用青衿伤学校语，门人问之，曰，古序亦不可废，是朱子作集传，不过自成一家之说，后人尊朱，遂废注疏，亦朱子所不及料者，郑笺之失，在以礼解诗，朱传之失，则在以理解诗，其失不同，皆不得诗人之旨，黄震谓晦先生尽去美刺，探求古始，虽东莱先生不能无疑，陈傅良谓窃所未安，是朱传在当时人已疑之，元延科举条制诗用朱传，明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本提要，近陈启源等乃朱申毛，疏证详明，一一有本，本提要，此朱传之未尽善也，然则学者治诗，以何书为主乎，曰三家既亡，毛又简略，治诗者不得不以唐人正义为本，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本提要，虽或过于护郑，且有强毛合郑之处，而名物训诂，极其该洽，远胜周易尚书疏之空疏，朱子集传，名物训诂，亦多本于孔疏，学者能通其说，不仅为治毛诗之用，且可以通群经，至于近人之书，则以陈奂诗毛氏传疏，能专为毛氏一家之学，在陈启源马瑞辰胡承珙之上。陈疏惟合明堂路寝为一，非是，钟文尝，诋为新奇缪戾，陈乔枞鲁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韩诗遗说考，能兼考鲁齐韩三家之遗，比王应麟范家相马国翰为详，学者先观二书，可以得古诗之大义矣，陈氏于三家少发明，魏源发明三家，未能篇守古义，且多武断。
论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难尽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案史公说本鲁诗，为西汉最初之义，云始于衽席，正与读春秋历谱牒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案史公说本鲁诗，为西汉最初之义，云始于衽席，正与读春秋历谱牒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相合，可知关雎实是刺诗，而无妨于列正风，冠篇首矣，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可知四始实孔子所定，而非周公所定，且并非周初所有矣，云三百五篇，可知孔子所定之诗，止有此数，不得如毛郑增入笙诗六篇，而陆孔遂以为三百十一篇矣，云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可知三百五篇，无淫邪之诗在内，不得如朱子以为淫人自作，而王柏妄删郑卫矣，孔子删诗之说，孔颖达已疑之，谓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者，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惟欧阳修以迁说为然，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近人朱彝尊赵翼崔述李皆力辩删诗之非，惟赵坦用史公之说，曰，删诗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复焉尔，今试举群经诸子所引诗，不见于三百篇者一证之，如大戴礼用兵篇引诗云，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棱德不塞，嗣武丁孙子，今小雅之鱼藻蓼莪商颂之玄鸟等篇辞句有相似者，左传襄八年引诗云，兆云询多，职竞作罗，今小雅之小篇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与今唐风扬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类，复见叠出，疑皆为孔子所删也，若夫河水即沔水，新宫即斯干，昔人论说有足取者，然则史迁所云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直千古不易之论，王崧亦为之说曰，史记之收缪误固多，皆有因而然，从无凿空妄说者，考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云云，史记所谓古诗三千余篇者，盖太师所采之数，迨比其音律于天子，不过三百余篇，何以知之，采诗非徒存其辞，乃用以为乐章也，音律之不协者弃之，即协者尚多，而此三百余篇，于用已足，其余但存之太史，以备所用之或阙，诗三百，诵诗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综计其数者，盖古诗不止三百五篇，东迁以后，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订汰黜，定为此数，以教门人，于是授受不绝，设无孔子，则此三百五篇，亦胥归泯灭矣，故世所传之逸诗，有太师比音律时所弃者，有孔子正乐时所削者，所采既多，其原作流传诵习，后人得以引之，是则古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乃太师所为，司马迁传闻孔子正乐时，于诗尝有所删除，而遂以归之孔子，此其属辞之未密，或文字有脱误耳，然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知非独取其辞意已，魏源又引三家异文证之曰，今所奉为正经章句者，毛诗耳，而孔疏谓毛诗经文与三家异者，动以百数，故崔灵恩载般颂末，三家有于绎思一语，而毛无之，后汉陈忠疏引诗云，以雅以南，任朱离，注谓出齐鲁诗，而毛无之，韩诗北宋尚存，见于御览，乃刘安世述雨无正，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语，而毛无之，至选注引韩诗经文，有万人，仰天告二语，郑司农周礼注述三家诗云，敕尔瞽，率尔众，工奏尔悲诵，则今并不得其何篇，使不知为三家经文，必谓夫子笔削之遗无疑矣，至若缁衣左传引都人士首章，而郑君服虔之注，并以为逸诗，孔疏谓韩诗见存，实无首章，然贾谊新书等齐篇引诗曰，狐裘黄裳，万民之望，是鲁诗有都人士首章，而韩逸之也，左传引诗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颂之异文，而杜注以为逸诗，是皆但据毛诗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为逸，犹韩以毛所有为逸，果孰为夫子所删之本耶，是逸诗之不尽为逸，有如斯者，推之韩诗，常棣作夫移，齐诗还作营，韦昭谓鸠飞即小宛，河水即沔水，是逸篇不尽逸，有如斯者，再推之，则左传澶渊之会引诗云，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乃抑篇之歧句，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坊记引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缁衣引诗云，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汉书引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乌知匪扬之水小弁节南山六月之文，而谓皆删章删句删字之余耶，魏说主不删诗，而可证史记去其重之义，故节取之，案诗三百五篇，已不能尽通其义，更何暇求三百五篇之外，删诗之说，逸诗之名，学者宜姑置之，但求通其所能通者可也。
《三礼》论汉初无三礼之名仪礼在当时但称礼经今注疏本仪礼大题非郑君目名其学三礼之名，起，于汉末，在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其后礼记之名，为四十九篇之所夺，乃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仪礼，又以周官经为周礼，合称三礼，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非汉初之所有也，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据史记高堂生所传士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是史公所云礼，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刘敞曰，七十当作十七。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二篇，周官经六篇，据汉书经十七篇，即今十七篇之仪礼，古经五十六篇，则合逸礼言之，记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礼记在内，明堂阴阳，今明堂位月令在内，中庸说即今礼记之中庸，而志皆不称经，周官经别附于后，是班氏所云经，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刘敞曰，读当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孔氏则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篇当作与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礼记奔丧正义曰，郑云逸礼者，汉书艺文志云，汉与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今仪礼正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投礼，亦此类也，又六艺谕云，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孔子壁中得古文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前同而字多异，孔疏引汉志云，十七篇可证今本之误，与刘氏说正合，而云古文礼五十七篇，其余四十篇，则又误多一篇，与汉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数不合，古云篇卷有同有异，此则五十六卷即五十六篇，盖篇卷相同者，礼记正义序引六艺论，作古文礼凡五十六篇，不误，下云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说尤详明，下又云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盖孔颖达推论之辞，诸家辑本，皆不以为郑君之谕，丁晏仪礼释注叙，据此以为仪礼大题，疑郑君自名其学，非也。
论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无小戴删大戴之说礼记正义序又引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又引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近人推阐郑义者，陈寿祺左海经辨为最晰，其说曰，寿祺案二戴所传记，汉志不别出，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也，乐记正义引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传，则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盖别录兼戴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矣，经典释文序录引陈邵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邵言微误，隋书经籍志，因傅会谓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马融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为四十九篇，休宁戴东原辨之曰，孔颖达义疏，于乐记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刘桥所见篇数，已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学于融，其六艺论亦但曰，戴圣传记四十九篇，作隋书者，徒谓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遂聊归之融耳，寿祺案乔仁师小戴，后汉书谓从同郡戴学亦误，又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合仓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耶，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然则谓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钱詹事大昕，汉书考异云，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寿祺案，今二戴记有投哀公问两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见小戴祭义，诸侯畔庙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小戴聘义本事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它篇目尚多同者，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又汉书韦元成传引祭义，白虎通井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情性篇引传，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畔<广苗>之互存，而各有详略乎，大戴礼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见已然，白虎通引礼谥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五帝记，少牢馈食，礼注引于太庙礼。疏云大戴礼文，周礼注引王霸记，明堂月令论引亻召穆篇，风俗通经号谥记，论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与小戴出入者，略可举数，岂能彼此相足，窃谓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各以意断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也。
论三礼之分自郑君始郑于仪礼十七篇自序皆依刘向别录礼记四十九篇皆引别录已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非马融所增甚明后汉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谓今仪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顺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篇焉，案据此则礼分为三，实自郑君始，周官古别为一书，故艺文志附列于后，贾疏谓其书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五家即高堂萧孟后二戴，是西汉礼家无传周官者，二戴所传礼记亦附经，不别行，自郑兼注三书，通为三礼，于是周官之分经别出者，与礼合为一途，礼记之附经不别出者，与经歧为二执，郑君三礼之学，其闳通在此，其杂糅亦在此，自此以后，阮谌之三礼图，王肃之三礼音，崔灵恩之三礼义宗，莫不以三礼为定名矣，郑注诸经，惟三礼有目录，周礼六篇，依六官次序无异，仪礼十七篇，则皆依别录，仪礼疏曰，其刘向别录，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伦叙，故郑用之，至于大戴，即以士丧为第四，既夕为第五，士虞为第六，特牲为第七，少牢为第八，有司彻为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小戴于乡饮乡射燕礼大射三篇，亦依此别录次第，而以士虞为第八，丧服为第九，特牲为第十，少牢为第十一，有司彻为第十二，士丧为第十三，既夕为第十四，聘礼为第十五，公食为第十六，觐礼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杂乱，故郑玄皆不从之矣，礼记四十九篇，郑目录皆引别录曰，此于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曰，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据郑所引刘向别录，已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刘与戴圣年辈相近，远在马融之前，四十九篇，必是小戴原书，而非马融增入可知，且六艺论明云，载圣传记四十九篇，郑受学于马融，使三篇为融所增，郑必不得统同言之，而尽以属之戴圣矣，郑奔丧目录曰，实逸曲礼之正篇也，投目录曰，实逸曲礼之正篇也，郑云曲礼，即今仪礼，郑以此二篇当为逸礼之正经，而不当入之礼记，当时尚无仪礼之称，故云曲礼，仪礼本经礼，而谓之曲礼，郑说稍误。
论郑注礼器以周礼为经礼仪为曲礼有误臣瓒注汉志不误自郑君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于是汉代所尊为礼经者，反列于后，而周官附于礼经者，反居于前，礼记正义序曰，其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于世者，唯十七篇而已，锡瑞案礼器中庸诸书，所言三百三千，当时必能实指其数，后世则无以实指之，郑君以周官三百六十，与三百之数偶合，道断以周官为经礼，而强坐仪礼为曲礼，此由郑君尊崇周官太过，而后尊崇郑义又太过，一轩一轾，竟成铁案，如孔疏所列周官七名，仪礼五名，除所引汉艺文志外，皆不可据，以周官为经礼三百，不过仍以其数偶合，以仪礼为曲礼三千，则以所引在经礼三百下，而强坐为曲礼，据其说三千条此存十七篇，即篇有数条，亦比十七篇几增加百位，十七篇计五万余言，加百倍当有数百万言，当时如何通行，学者如何诵习，且古书用简策，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汉志明以今之仪礼为经，而周官经附后，乃强夺经名归之周官，而十七篇不为经而为曲，与汉志尤不合，汉志引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韦昭曰，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臣瓒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师古曰，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也，韦以周官为礼经，颜以仪礼为威仪，是主郑说，臣瓒之纲，仪礼专言礼，古称礼经，不当为周官之目，自郑注礼器有误，六朝唐人皆沿其误，瓒说独不主郑而师古反是，韦说以当时皆从郑郑义也，今若改正三礼之名，当正名仪礼为礼经，以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附之，而别出周官自为一书，庶经学易分明，而礼家少聚讼矣。
论郑注三礼有功于圣经甚大注极简妙并不失之于繁史记儒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索隐谢承云，秦世季代有鲁人高堂伯，则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后汉书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据，疑涉魏高堂隆而误，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谓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时人，或在高堂之后，汉初立博士，礼主后仓见汉艺文志论，志云，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盖三家分立，而后氏不立，犹书分立欧阳夏侯，而伏氏不立也，志列曲台后仓九篇，如淳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今九篇皆不传，志又列议奏三十八篇，原注云，石渠，隋书经籍志石渠礼论四卷，戴圣撰，即汉志之议奏，中列萧望之韦元成闻入通汉尹更始刘更生诸人，而题戴圣撰者，盖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见于诗礼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余条，大戴丧服变除一卷，见唐书艺文志，今略见于礼记郑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余条，玉函山房皆有辑本，二戴之学，犹可考见，汉礼经通行，有师授而无注释，马融但注丧服经传，郑君始全注十七篇，郑于礼学最粗，而有功于礼经最大，向微郑君之注，则高堂传礼十七篇，将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郑兴郑众贾逵之解诂，马融之传，郑注周礼，多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前有所承，尚易为力，而十七篇前无所承，比注周礼六篇为更难矣，大小戴记亦无注释，郑注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前无所承，亦独为基难者，向微郑君之注，则小戴传记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郑君著书百余万言，精力实不可及，传云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锡瑞案郑注书笺诗，间有过繁之处，而注礼文简义明，实不见其过繁，即如少牢馈食礼经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彻经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学记乐记二篇经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义祭统三篇，经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于经，又檀弓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注云，惠子废立庶，为之重服以讥之，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注云，子游名习礼，文子亦以为当然，未觉其所讥，子游趋而就诸臣子位，注云，深讥之，大夫之家臣位在宾后，文子退，扶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注，觉所讥也，虎，子名，文子亲扶而辞，敬子游也，子游趋而就客位，注云，所讥行，此一节记文，若无郑君之注，读者必不解所谓，郑注止数十字，而连用五讥字，使当时情事，历历如绘，其文法如此简妙，岂后人所能及哉，月令明堂位杂记疏皆云，礼是郑学，两汉书儒林传，以易书诗春秋名家者多，而礼家独少，惟马融注周礼礼丧服经传，隋唐志皆著录而无礼记，东汉会要载有融礼记注，玉函山房辑本，得十六条，卢植注礼记二十卷，隋唐志皆著录，东汉会要作礼记解诂，玉函山房辑本一卷，孔疏云，郑附卢植之本而为之注，郑礼记注，或亦有本于卢马者，而注中未尝质言之，如周礼称引杜郑，则亦未见其必有所本也。
论汉立二戴博士是仪礼非礼记后世说者多误毛奇龄始辨正之汉立十四博士，礼大小戴，此所谓礼，是大小戴所受于后仓之礼十七篇，非谓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后世误以大小戴礼为大小戴礼记，并误以后仓曲台记为即今之礼记，近儒辨之，已家喻户晓矣，而在国初毛奇龄经问，早辨其误曰，戴圣受仪礼，立戴氏一学，且立一戴氏博士，而于礼记似无与焉，今世但知礼记为曲台礼，容台礼为戴记，而并不知曲台容台与戴记之为仪礼，间尝考曲台容台所，由名汉初鲁高堂生博士礼十七篇，即仪礼也，是时东海孟卿传仪礼之学以授后仓，而后仓受礼，居于未央宫前之曲台殿，校书著记，约数万言，因名其书为后氏曲台记，至孝文时，鲁有徐生普为颂，颂者容也，不能通经，以容仪行礼，为礼官大夫，因又名习礼之处为容台，此皆以仪礼为名字者，若其学则后仓授之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与沛人庆普三人，至孝宣时，立大小戴庆氏礼，故旧称仪礼为庆氏礼，为大小戴礼，以是也，宋郑樵为三礼辨有云，鲁高堂生所传士礼一十七篇，今之仪礼是也，后仓曲台记数万方言，今之礼记是也，按前后汉志及儒林传，皆以高堂所传十七篇，瑕邱萧奋即以授后仓，作曲台记，是时两汉俱并无礼记一书，故孝宣立二戴及庆氏学，皆仪礼之学，源流不同，郑樵著通志，而六经源流尚未能晰，况其他乎，若礼记则前志云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礼记未成书时底本，然并不名礼记，亦并无二戴传礼记之说，惟后汉儒林有郑玄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则与今礼记篇数相合，故郑玄作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此仪礼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今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礼记是也，然其说究无所考，及观隋经籍志，则明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所记一百三十一篇，至刘向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凡五种，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则二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骤删去一百三十五篇，世无是理，况前汉儒林，并不载删礼之文，而东汉儒林，又无其事，则哀平无几，陡值莽变，安从删之，又且大戴见在，并非与今礼记为一书者，且戴圣所删止四十六篇，相传三篇为马融增入，则与后汉儒林所称四十九篇之目，又复不合，凡此皆当阙疑，以俟后此之论定者，锡瑞案毛氏云，士礼称仪礼，不知始于何时，然在当时，即有容礼之称，容礼即仪礼也，其说颇涉傅会，而分别仪礼礼记，辨郑樵之误及隋志之误，则极精确，郑注四十九篇，即今礼记，戴圣传礼四十九篇，不待马融增入，至今说已大著，毛氏犹为疑辞，盖在当时经义榛芜，未能一旦廓清，而据其所辨明，已可谓卓识矣。
论段玉裁谓汉备礼不备仪礼甚确而回护郑注未免强辞段玉裁礼十七篇标题，汉无仪字说曰，郑注仪礼十七卷，贾公彦为疏者，每卷标题首云士冠礼第一，次云仪礼，次云郑氏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亦云，郑某注仪礼十七卷，仪礼之名古矣，今按郑君本书但云礼，无仪字，可考而知也，礼器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注云，经礼谓周礼，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按云今礼者，谓当汉时所存礼十七篇也，不云礼，云今礼者，恐读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云本数未闻者，对上周礼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汉时经十七篇及记百三十一篇，乃残逸之所余耳，其未残逸时，具载事仪有三千也。原注贾疏师古汉收注，皆云威仪三千，即今仪礼，其说未是。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易经礼为礼仪，易曲礼为威仪者，凡皆礼仪，故总其纲曰经礼，亦曰礼仪，详其目曰曲礼，亦曰威仪，艺文志亦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也，礼器注今礼二字可证，郑本不称仪礼，凡郑诗笺三礼注，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礼乡饮酒聘礼燕礼，每举篇名，未尝备仪礼，考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传，礼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师古注云，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说文序曰，其备礼周官，按礼谓十七篇及记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即周礼也，说文全书如觯下引乡饮酒礼，苄下引公食大夫礼，下引士冠礼，堋下引士丧礼，铉下礼谓之Ａ１３，皆曰礼，无仪字，景十三王传，周官礼礼记并言，则为三，说文序但言礼周礼官，则礼字实包礼礼记，刘子元孝经老子注易传义，据郑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此礼字实包三礼，后汉书儒林传曰，马融作周官传，授郑某，某作周官注，某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顺故为郑氏学。原注，顺故犹训诂也。按此小戴礼谓小戴之十七篇，郑目录云，大戴第几，小戴第几是也，郑以古经校之，谓以古经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为三礼焉，则某本习小戴礼之为十七篇无疑，凡汉人于十七篇备礼，不备仪礼甚蓍，锡瑞案段氏谓汉备礼，不备仪礼极确，而回护郑君，以贾疏颜注为未是，不思贾疏颜注，正本郑君之说，段解事仪三千，明有经十七篇在内，与贾疏颜注，岂有异乎，段又明以经礼为纲，曲礼为目，周礼岂得为仪礼之纲乎，后世之备仪礼，正以郑君误解威仪曲礼为即十七篇之礼也，晋元帝时，荀崧请置郑仪礼博士，是仪礼之名，已著于晋时，段以为梁陈以后，乃为此备，说亦未谛。
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十七篇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汉书礼乐志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凌延堪本之作复礼篇曰，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孟子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圣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为士冠之礼，以君臣之道，而制为聘觐之礼，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昏之礼，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见之礼，自元士以至于庶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父子当亲也君臣当义也，夫妇当别也，长幼当序也，朋友当信也，五者根于性者，所谓人伦也，而其所以亲之义之别之序之信之，则必由于情以达焉者也，非礼以节之，则过者或溢于情，不及者或漠焉遇之，是故知父子之当亲也，则为醴醮祝字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冠可赅也，而于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当义也，则为堂廉拜稽之文以达焉，其礼非聘觐可赅也而于聘觐焉始之，知夫妇之当别也，则为笄次ひ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昏可赅也，而于士昏焉始之，知长幼之当序也，则为盥洗酬之文以达焉，其礼非乡饮酒可赅也，而于乡饮酒焉始之，知朋友之当信也，则为雉居奠授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相见可赅也，而于士相见焉始之，记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事盖不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举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仅士冠聘觐士昏乡饮酒士相见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礼举不外乎是矣，锡瑞案凌氏作礼经释例，于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赅括一切礼文，即有不备，可以推致，与邵懿辰之说相近，凌氏年辈在前，当为邵所自出，而其实皆本于汉书，其论礼所以节情复性，于人心世道，尤有关系，据此可见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埽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凡所以涵养其德，范围其才者，皆在乎此，后世不明此旨，以为细微末节，可以不拘，其贤者失所遵循，或启妨贵凌长之渐，不肖者无所检束，遂成犯上作乱之风，其先由小节之不修，其后乃至大闲之逾越，为人心世道之大害，试观两汉取士必由经明行修，所用皆谨守礼法之人，风俗纯厚，最为近古，晋人高语庄老，谓礼岂为我辈设，酣放易，以子字父，遂有五胡乱华之祸，足见细微末节，所关甚钜，女叔侯谓礼所以保国，晏平仲谓礼可以已乱，洵非迂谕，汉晋之往事，万世之明鉴也，汉以十七篇立学，灼见本原，后人以周礼为本，仪礼为末，本末倒乱，朱子已正其失矣，又引陈振叔说仪礼云，此乃仪，更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天子七庙之类，说大经处，这是礼，须更有个文字，则犹未知礼经关系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礼仪经传通解，有王朝礼，即是说大经之文字，制度虽不可略，然不如冠昏丧祭之礼，可以通行。
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周礼仪礼，说者以为并出周公，案以周礼为周公作，固非，以仪礼为周公作，亦未是也，礼十七篇，盖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汉以十七篇立学，尊为经，以其为孔子所定也，近人邵懿辰礼经通论曰，汉初鲁高堂生传礼经十七篇，五传至戴德戴圣，分为大戴小戴之学，皆不言其有阙也，言仅存十七篇者，后人据汉艺文志及刘歆七略，因多逸礼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苍二戴庆普，不以十七篇为不全者，非专己而守残也，彼有所取证，证之所附之记焉耳，冠义昏义诸记，本以释经，为仪礼之传，先儒无异说，观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故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昏礼，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食，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事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而无一篇之义，出于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丧祭朝聘乡射八者，约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证之礼运，礼运尝两举八者以语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乡认为射御耳，一则曰，达于丧祭射乡，今本作御。冠昏朝聘，再则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乡，今本作御。朝聘，货力辞让饮食六者，礼之纬也，非货财强力不能举其事，非文辞揖让不能达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养，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天下之人，尽于此矣，天下之事，亦尽于此矣，而其证之尤为明确而可指者，合于大戴十七篇之次，大戴士冠礼一，昏礼二，士相见礼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丧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乡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丧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为杂乱，冠昏相见而后，继以乡射四篇，忽继以士虞与丧服，又继以特牲少牢有司彻，复继以士丧既夕，而后以聘礼公食觐礼终焉，今郑贾注疏，所用刘向别录次序，则以丧祭六篇居末，而丧服一篇，移在士丧之前，似依吉凶人神为次，盖向见记云，吉凶异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尚尊，丧事尚亲，遂以昏冠射乡朝聘十篇，为吉礼居先，而丧祭七篇为凶礼居后焉，较小戴稍有条理，而要不若大戴之次，合乎礼运，疑自高堂生后苍以来，而圣门相传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上之达礼耳，锡瑞案邵氏此说，犁然有富于人心，以十七篇为孔子所定，足正后世疑仪礼为阙略不全之误，以仪礼为经礼，足正后世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之误，订正礼运两处射御当为射乡，尤为一字千金，真乃二千年儒先未发之覆，学者治礼，当知此义，先于冠昏祭射乡朝聘八者求之。
论邵懿辰以逸礼为伪与伪古文书同十七篇并非残阙不完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刘歆移太常博士云，鲁共王壤孔子宅，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汉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合十七篇，与三十九篇言之，三直九篇无师说，遂致亡佚，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应麟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尝礼见射人疏，中ニ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疏，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大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壤老屋，又得佚礼一篇，合五十七，断碎壁，皆可宝也，吴澄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水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邵懿辰曰，先儒以三百三千之语，惜古礼散亡，而因惜三十九篇逸礼之亡，因三十九篇之亡，遂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而失圣人定礼之本意，宋明以来，直废此经，不以设科取士，则皆刘歆之奸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聪明也，夫即后人所引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尝礼，中ニ礼，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及吴氏所辑奔丧投迁庙畔庙公冠之类，厕于十七篇之间，不相比附而连合也，何也，皆非当世通行之礼，常与变不相入，偏与正不相袭也，况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既诞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吴氏不知其有全文，而仅引礼注合为一篇，然观其文意，实与伏生五行传前后相协，必非古王居明堂礼，而伏生全引入于大传也，则为刘歆剽取大传，以为王居明堂礼明矣，即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犹十六篇逸书，即伪武成之剽世俘解，见其他皆作伪也，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康成不为之注，与十六篇伪古文书同，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丁晏曰，位西此论，谓逸礼不足信，过矣，当依草庐吴氏别存逸经为允，至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断，且逸礼古经，汉初当鲁共王得于孔壁，河南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歆赝作也，锡瑞案逸礼即非歆赝作，亦不得与十七篇并列，邵氏云，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其说最为确当，逸礼三十九篇，犹逸书十六篇也，皆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其真其赝，可以勿论，学者于二十九篇书十七篇礼，未能发明，而偏好于逸书逸礼，拾其残剩，岂可谓知所先务乎邵氏据诸书所引，而斥其不足信，又谓王居明堂礼，出于伏传，比于武成出于世俘，可谓卓识，丁氏能证古文尚书之伪，而必信逸礼为真可也。
论古礼情义兼尽即不能复而礼不可废圣人制礼，情义兼尽，专主情则亲而不尊，必将流于亵慢，专主义则尊，而不亲，必至失于疏阔，惟古礼能兼尽而不偏重，论君臣之义，觐礼，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云，入门右，执臣道不敢由宾客位也，卑者见尊，奠贽而不授，又曰，侯氏再拜稽首，以马出授人，九马随之，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注云，王不使人受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右肉袒者，刑宣施于右也，入更从右者，臣益纯也，盖古天子诸侯分土而治，故必严君臣之分，侯氏稽首，天子不答，而天子负斧依立，亦不坐受其拜，臣尽臣之敬，君不恃君之尊，且燕飨仍迎献酬，待以宾客之礼，诸侯与大夫燕礼，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其他皆如宾客，诗鹿鸣彤弓，皆曰我有嘉宾，臣有疾，君问之，臣死，君亲临其丧，情义兼尽者此其一，论父子之义，曲礼，凡为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内则，子事父母之礼尤详，子之孝敬父母如此，冠礼，见于母，母拜之，以成人而与为礼，特牲馈食礼，嗣举奠，主人西面再拜以先祖有功德，子孙当嗣之，父母之重其子如此，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夫妇之义，昏义，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长幼之义，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事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其余事先生长者之礼，见于典礼少仪甚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朋友之义，士相见礼，奉挚曰，某子以命命某见，主人对曰，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宾请终赐见，主人对某将走见，宾固请，主人辞挚，宾对不以挚不敢见，主人固辞，宾又固衣，主人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主人揖入门右，宾奉挚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挚出，一见如此其敬让也，其余凡与客人，及坐席饮食，见于曲礼少仪亦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夫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情得于义，必有礼以节情，惟君臣则义重于情，当有礼以达情，自秦尊君卑臣，汉虽未能复古，其君于将相大臣，犹有在坐为起，在舆为下之礼，后世此礼渐废，至宋并废坐论之礼，故苏轼有礼节繁多，君臣义薄之言，后世拜跪之礼过繁，诚与古制不合，而矫其弊者，欲尽去拜跪而灭等威，则无以辨上下定民志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虽不及君臣之严，亦非可以不修而听其废坠者。
论礼虽繁而不可省即昏丧二礼可证礼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而老子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与礼家之言正相反，曾子问孔子引老聃之说有四，守礼如此谨严，其自著书则诋毁礼甚至，故或以为老子是老莱子，非孔子问礼之老聃，或又以为老子讲礼厌烦，而遁入于空虚，正与六朝人讲丧服厌烦，乃变而谈庄老，同一相激相反之意，二说未知孰是，老子高言上古者也，上古纯朴，本无礼文，即以昏丧二事证之，古者配偶无定，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古者不葬其亲，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伏羲以后，始渐制礼，至周而后大备，郁郁文盛，仪节繁多，如一献之礼，宾主百拜，一见之礼宾主五请，执挚必先固让，执玉必先固辞，入门必每曲揖，洗爵必下堂阶，自常情视之，似乎繁而可省，见则竟见之矣，何必三让，受则竟受之矣，何必三辞，故老子以为近作伪，而非忠信之道，不知礼已明言之矣，聘义曰，上公七介，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礼器曰，是故七介以相见也，不然则已悫，三辞三让而至，不然则已蹙，夫两君相见，即须介绍，何必七介，而礼以为不然则已悫，其他三辞三让之礼，可以类推，檀弓曰，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为之节文也，又有子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夫亲死，哀痛迫切，似不必言节文，而礼哭踊有节，以无节为戎狄之道，其他不若丧礼之迫切者，更可以类推，故常情所见为可省者，皆先王制礼不敢不至者也，今使直情径行，而欲尽废繁文缛节，即以昏丧二礼证之，昏礼尽去六礼之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一切不用，则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矣，可乎不可乎，丧礼尽去附身附棺小敛大敛之文，卜兆封圹，一切不用，则将举而委之于壑，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矣，可乎不可乎，古无束帛俪皮之仪，有持弓殴禽之吊，配偶无定，不葬其亲，皇初榛犭丕，盖非得已，由今观之，非直近于野蛮，亦且比于禽兽，礼曰戎狄之道，戎狄即今所谓野蛮，曲礼曰，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之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夫知有母不知有父，亲死委之狐狸蝇蚋，非禽兽而何，在古人特限于不知，后世圣人已作为礼，而别于禽兽矣，伏羲渐近文明，及周为文明之极，至文明已极，礼节不得不繁，若厌其太繁而矫枉过正，违文明之正轨，从野蛮之陋风，非惟于势有所不行，亦必于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礼有繁而不可省者，文明之异于野蛮者在此，人之异于禽兽者亦在此也，古礼在今日不过略存饩羊之遗，而昏姻之六体，丧葬之大事，犹多合于古者，盖天理人情之至，皆知其不可废，若欲举此而尽废之，不将为野蛮为禽兽乎。
论古冠昏丧祭之礼士以上有同有异有王朝之礼，有民间通行之礼，论定礼之制，则民间通行之礼小，而王朝之礼大，论行礼之处，则民间通行之礼广，而王朝之礼狭，十七篇古称士礼，其实不皆士礼，纯乎士礼者，惟冠昏丧相见，若祭礼则少牢馈食有司彻为大夫礼，乡饮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为诸侯礼，觐礼为诸侯见天子礼，并非专为士设，其通称士礼者，盖以士冠列者，遂并其下通称为士，而不复分别耳，若士以上冠昏丧祭之礼，与士或同或异，不见于十七篇，而见于记与他书者，亦略可以考见，士冠礼，记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犹士，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据此则天子之子冠亦用士礼，其后乃别有诸侯之冠礼，左氏传云，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正后起之礼，冠礼三加为度，天子诸侯冠用四加，亦后起之礼也，昏礼大夫与士异，盖五十以后或有续娶，其可考者，士当夕成昏，大夫以上三月庙祭而后礼成，士不外娶，无留车反马，大夫或外娶，有留车反马，士必亲迎至妇家，天子诸侯亲迎于馆，士纳徵俪皮束帛，天子诸侯加以玉，此礼之稍异者，丧礼，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饣粥之食，自天子达，孟子曰，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高宗谅阴，郑君读为梁ウ，是天子亦居倚庐，而春秋后礼已不行，故子张疑而问，滕人，谓鲁先君莫之行，又其后则大夫与士亦有异，杂记曰，端衰丧车皆无等，是上下本同，又曰，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服，如士报，是大夫士有异，郑注今大夫丧服礼逸，与士异者，未得而备闻也，春秋传曰，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惟卿为大夫，此平仲之谦也，王肃曰，春秋之时，尊者尚轻简丧服，礼制遂壤，张融曰，士与大夫异者，皆是乱世尚轻凉，非王者之达礼，孔疏曰，如融之说，是周公制礼之时，则上下同，当丧制无等，至后世以来，士与大夫有异，据此则大夫以上丧礼之异于士者，皆后起之礼也，祭礼，则庙祧坛单之数，时祭之名，尊彝酒齐之分，冠服牲牢之异，有见于三礼明文明，有注疏家所推得者，难于备举，盖天子诸侯之祭礼，与特牲少牢本不同，非若丧礼之异，为后来之变也。
论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乃礼家之通例郑注孔疏是其明证史记儒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然则天子诸侯之礼，在孔孟时已不能备，孔子既不得位，又生当礼壤乐崩之后，虽周而问老聃苌宏，入太庙而每事问，委曲详细，必不尽知，所谓吾学周礼，今用之者，盖即冠昏丧祭射乡，当时民间通用之礼，观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有观于乡而知王道易易之言，汉初鲁儒犹乡饮射于孔子冢，则当时民间犹行古礼可知，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证，晚而定礼，约之为十七篇，以为学者守此，已足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偷，虽不能备，亦略具矣，礼由义起，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即无明文可据，皆可以意推补，五刑之属三千，见于尚书吕刑，威仪三千，曲礼三千，见于吕庸礼器，其数皆三千者，出乎礼者入于刑，故取其数相准，数至三千，不为不多，然而事理之变无穷，法制之文有限，必欲事事而为之制，虽三千有所不能尽，如今之大清律，远本汉唐，繁简得中，纤悉备具，而律不能尽者，必求之例，甚至例亦不能尽，更须临时酌议，大清通礼，礼部则例，虽极明备，而承袭之异，服制之殊，亦有不能全载，上烦部议，取决临者，以今准古，何独不然，是即周时三千之礼具在，其不能尽具者，亦须临时推补，况在诸侯去籍，始皇焚书之后哉，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乃不得不然之势，其实是礼家之通例，莫不皆然者也，汉志尊崇逸礼，谓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之说，其意以为博考逸礼，则天子礼略备，可以无烦推致，郑君固亲见三十九篇之礼者也，其注三礼，于逸礼中之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尝礼，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引用甚鲜，且于古大典礼，后儒所聚讼者，未尝引逸礼以为断，仍不能不用仓等推致之意，如周礼内司服缘衣注曰，此缘衣者实作禄衣也，男子之禄衣黑，则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则阙狄赤，揄狄青，衣玄，此郑君自云推次者，司尊彝注曰，王尸用玉爵，而再是献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贾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戋，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师注曰，庶人吊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贾疏云，郑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从下向上，因推出士变冕为爵弁之意也，掌客上公四十有二，侯伯二直有八，子男十有八，注曰，非衰差也，二十八书或为二十四，亦非也，其于衰公又当三十，于言又为无施，礼之大数，少于豆，推其衰公四十二宜为三十八，盖近之矣，郑以推差订正经文，尤为精密，而鲁礼义曰，儒家之说也，通俗不同，或云，岁终，或云，三年一，五年再，学者竞传其闻，是用讠凶讠凶争论，从数百年来矣，窃念春秋者，书天子诸侯中失之事，得礼则善，违礼则讥，可以发起是非，故据而述焉，从其之先后，考其疏数之所由，而粗记注焉，鲁礼三年之丧毕，则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祭，则公羊传所云，五年而再殷祭，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鲁王礼也，以相准况可知也，夫乃古大典礼，后儒所聚讼者，郑君明言讠凶讠凶争论，而于逸礼于太庙之类，何不引以为据，反据春秋以相准况，于此足见古文逸礼，大都单辞碎义，实无关于宏旨，故郑不为之注，亦不多引用，郑之所谓准况，即仓等所谓推致也，其后孔贾之疏经注，亦用推致之法，孔引皇熊两家之疏，如玉藻疏云，熊氏更说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数多少，上下差别，并无明据，郊特牲疏引皇氏说，圜丘之祭燔柴牲玉之类，与宗庙同，其祭感生之帝，则当与宗庙祭同，其五时迎气与宗庙时祭同，孔疏云，皇氏于此经之首，广解天地百神，用乐委曲，及诸杂礼制，繁而不要，非此经所须，文随事曲解，无所凭据，此则推致太过，而有得有失者，要皆礼家之通例也。
论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当从朱子采用臣瓒之说仪礼经传通解分节尤明自逸礼之书出，而十七篇有不全不备之疑，自三礼之名出，而十七篇有非经非传之疑，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典礼，是周礼为经，而仪礼为传矣，谓仪礼为经礼，礼记为曲礼，是仪礼为经，而礼记为传矣，朱子曰，今按礼经威仪，刘向作礼经曲礼，而中庸以礼经为仪礼，郑玄等皆曰，经礼即周礼，曲礼即今仪礼，臣瓒曰，周礼三百，特官名耳，经礼谓冠昏吉凶，盖以仪礼为经礼也，而近世括苍叶梦得曰，经礼，制之凡也，曲礼，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盖皆有书藏于司，祭祀朝觐会同，则太史执之以莅事，小史读之以喻众，而乡大夫受之以教万民，保氏掌之以教国子者，亦此书也，愚意礼篇三名，礼器为胜，诸儒之说，瓒叶为长，盖周礼乃制治立法设官分职之书，而非专为礼设也，至于仪礼，则其中冠昏丧祭燕射朝聘，自为经礼大目，亦不容专以曲礼名之也，又尝考之，经礼固今之仪礼，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见于他书者，犹有投奔丧迁庙等篇，其不可见者，又有古经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及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多至五百余篇，倘或犹有逸在其间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领五礼之目约之，则其初固当有三百余篇亡疑矣，所谓曲礼之微文小节，如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事亲者长起居饮食容貌辞气之法，制器备物宗庙宫室衣冠车之等，凡所以行乎经礼之中者，其篇之全数，虽不可知，然条而析之，亦应不下三千有余矣，锡瑞案分别经传，当从朱子之说，朱子既有此分别，遂欲合经传为一书，答李季章书云，累年欲修仪礼一书，析章句，而附以传说，答潘恭叔书云，礼记须与仪礼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乞修三礼子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别注疏诸儒之说，子竟不果上，晚年乃本此意修仪礼经传通解，其书析章句，朱子已明言之，其失在析仪礼者篇，多非旧次，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乃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记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之类，未免宋儒割裂经文之习，其功在章句分明，每一节截断，后一行题云，右某事，比贾疏分节尤简明，答应仁仲书云，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近马绎史载仪礼，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秦惠田五礼通考分节皆用朱子之法。
论言理不如言礼之可据朱子以此推服郑君而郑君之说亦由推致而得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记，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与理本一贯，然礼必证诸实，合于礼者是，不合于礼者非，是非有定，人人共信者也，现常凭于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无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今举一事明之，宋史朱熹乞讨论丧服子曰，臣闻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无贵贱之殊，而礼经敕令子为父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盖子当为父后，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袭位以执丧，则孙继统而代之，执丧，义当然也，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实以世之重，仰承大统，则所谓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一遵寿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视朝听政，以代太上皇帝躬执三年之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方文公上议时，门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后读礼记正义，丧服小记为祖后者条，因自识于本议之末，其略云，准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孙为祖，法意甚明，而礼经无文，但传云，父没而为祖后者服斩，然而不见本经，未详可据，但小记云，祖父没而为祖母后者三年，可以旁照，至为祖后者条下，疏中所引郑志，乃有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不任丧事之问，而郑答以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之文，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服，向来上此文字时，无文字可检，又无朋友可问，故大约且以礼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当承重者，时无明白证验，但以礼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归来稽考，始见此说，方得无疑，乃知学之不讲，其害如此，而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断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也，锡瑞案朱子以此推服郑君，而郑君此条，实由推致而得，可见礼为人伦之至，而以推致言礼，为一定之法，必惜逸经之不具，而疑推致为无凭，非知礼者也，后儒空言理而不讲礼，谓礼吾知敬而已，丧吾知哀而已，一遇国家有大疑议，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宋濮议，明大礼议，举朝争论，皆无一是，激成明党，贻误国家，尤非知礼者也，即如宋之宁宗，以祖父没，而父病不能执丧，代父而立，自应承重，无可疑者，而或疑父在不应承重，亦未尝不有一偏之理，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徒以律法人情为说，即以朱子之贤，犹不能折服群疑，必得郑志明文，然后可以自信，此朱子所以服郑，而并欲修礼，晚年所以有通解之作，而直以郑注补经也。
论郑樵辨仪礼皆误毛奇龄郑樵而攻仪礼之说多本郑樵郑樵仪礼辨曰，古人造士，以礼乐诗书并言之者，仪礼是也，古人六经，以礼乐诗书春秋与易并言者，仪礼是也，仪礼一书，当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损益三代之制，作为冠婚丧祭之仪，朝聘射飨之礼，行于朝廷乡党之间，名曰仪礼，而乐寓焉，正如后世礼乐与服志之类，汉兴传仪礼者，出于高堂生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文帝时以容为礼大夫，后礼之古经出于鲁淹中，河间献王得之，凡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士礼同，而字尤多略，今三十九篇乃逸礼，案班固九流，刘歆七略，并不注仪礼，往往汉儒见高堂生所传十七篇，遂摸效礼经而作之，而范氏作后汉书云，礼古经与周官经，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者，中兴以后，郑众马融等为周官作传，并不及仪礼，则仪礼一书，盖晚出无疑者，故聘礼一篇，所记宾介饔饩之物，禾米薪刍之数，笾豆之实，鼎瓮之刚，考于周官掌客之礼，皆不相合，丧服一篇，凡发传曰以释其义者十有三，又有问者曰何以何也之辞，盖出于讲师，设为问难以相解释，此皆后儒之所增益明矣，仪礼之书，作于周公，春秋以来，礼典之书不存，礼经之意已失，三家僭鲁，六卿擅晋，礼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于礼而详于仪，故ゾ之宴，武子不能识彝器之荐，籍谈不能对郊劳赠贿，鲁昭公非不知礼，而女叔齐以为仪也，非礼也，揖逊周旋之问，赵简子非不知礼，而子太叔以为仪也，非礼也，而古人礼意未有能名者传至后世，汉书仪有二，即为此容貌威仪事，徐氏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吏，皆诣学学之，则天下所学仪礼者，仅容貌威仪之末尔，今仪礼十七篇，郑康成王肃等为之注，唐正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疑周礼仪礼非周公书，其后贾公彦始为仪礼疏，锡瑞案乐史论仪礼有可疑者五，郑氏所说多同乐史之论，其所以误疑仪礼者，一则不知仪礼之名，始于何时，以为周公时已名仪礼，而汉人未尝称道仪礼，则今之仪礼必晚出，当是汉儒摸效而作，不知礼十七篇原于周公，定于孔子，周公孔子时但名礼，汉以立学，名为礼经，班志本于刘歆七略，其云经十七篇认为七十篇者，刘敞已订正矣，郑氏或未见。即今仪礼，刘班时无仪礼之名，非别有仪礼而志不及也，郑君以前虽无注仪礼者，而马融已注丧服，其非后儒增益明矣，一则误执左氏之说，分仪与礼为二，且重礼而轻仪，不知左氏极重威仪，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仪，古本无威字，见经义述闻。谓其不可以终，于其时，君大夫视下言徐，其容俯仰之类，皆断其将死亡，何尝以威仪为末节，若女叔齐谓鲁侯习仪焉知礼，盖以借讽晋君子，太叔谓是仪非礼，盖以此进简子，言非一端，不必过泥，武子不识ゾ，鲁人不辨羔雁，此孔子时经不具之明证，若周公成书具在，列国无缘不知，聘与掌客不同，又仪礼周礼不出周公之明证，若二书一手所作，何至彼此歧异，汉虽重徐氏之礼容，当时习礼经者，并非习容礼十七篇后称仪礼，盖以其中或称仪，大射一名大射仪，或称礼而名之，非取容礼为名，礼十七篇，亦非仅容貌威仪之末也，云孔颖达疑周仪礼非周公书，孔疏中无明文，盖因不疏二书，遂以为疑之耳，毛奇龄攻仪礼多本其说，故具论之。
论熊朋来于三礼独推重仪礼其说甚通熊朋来曰，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儒者恒言之，以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与仪礼士冠士错乡饮酒射燕聘之礼相为经传也，刘氏又补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义，以为二经之传，及读仪礼，则士冠礼自记冠义以后，即冠礼之记矣，士昏礼自记士昏礼凡行事以后，即昏礼之记矣，乡饮酒自记乡朝服谋宾介以后，即乡饮之记矣，乡射礼自记大夫与公士为宾以后，即乡射之记矣，燕礼自记燕朝服于寝以后，即燕礼之记矣，聘礼自记久无事则聘以后，即聘礼之记矣，公食大夫礼自记不宿戒以后，即公食大夫之记矣，觐礼自记几俟于东厢以后，即觐礼之记矣，士虞礼自记虞沐浴不栉以后即士虞礼之记矣，特牲馈食礼自记特牲以后，即特牲之记矣，士丧礼则士处寝以后附在既夕者，即士丧礼之记矣，既夕礼则启之昕以后，即既夕之记矣，汉儒称既夕礼即士丧礼下篇，故二记合为一也，丧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传，而记公子为其母以后又别为丧服之记，其记文亦有传，是子夏以前有此记矣，十七篇惟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不言记，其有记者，十有三篇，然冠礼之记，有孔子曰其文，与郊特牲所记冠义正同，其余诸篇，惟既夕之记，略见于丧大亡之首章，丧服之传，与大传中数与，疑处字误，相似，余记自与小戴冠昏等六义不同，何二戴不以礼经所有之记而传之也，十三篇之后各有记，必出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盖孔子定礼而门人记之，故子夏为作丧服传，而并其记亦作传焉，三礼之中，如周礼大纲虽正，其间职掌繁密，恐传之者不皆周公之旧，左传所引周公制周礼曰，殊与今周礼不相似，大小戴所记，固多格言，而讹伪亦不免，惟仪礼为礼经之稍完者，先儒谓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后之君子，有志于礼乐，勿以其难读而不加意也，锡瑞案熊氏于三礼中，推重仪礼，以为孔子所定，周公制作之仅存，自是确论，十七篇为周公之遗，孔子所定，或本成周之遗制，或参阙里之绪言，久远难明，而汉称为礼经，则已定为孔子之书矣，韩文公苦仪礼难读，又云于今无所用之，盖慨当时仪礼不行，非谓仪礼真无所用，南北朝儒林传兼通三礼，犹不乏人，贾公彦疏实本齐黄庆隋李孟η，至唐而习此经者殆绝，见李元璀上奏，举行冠礼，人皆快郑尹而笑孙子，见柳宗元书，唐加母丧三年，并加外亲服，褚无量欢曰，俗情肤浅，一紊其制，谁能正之，故韩公有慨于此，至宋有张淳仪礼辨误，李如圭仪礼集释并释宫，复又作仪礼图，元吴澄纂次八经十传，敖继公仪礼集说，疏解颇畅，惟诋郑注疵多醇少，近儒褚寅亮钱大昕俞正燮已正之，熊氏于仪礼虽非专家，而所论甚确，由朱子极尊仪礼，故宋元诸儒，犹知留意此经也。
论聘礼与乡党文可证礼经为孔子作熊朋来曰，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未知乡党用聘礼语，抑聘礼用乡党语，大抵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所传，按朱子乡党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齐，其问无朝聘之事，疑使摈执圭二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如此，又引苏氏曰，孔子遗书杂记曲礼，非必孔子事也，见得古有仪礼之书，圣门因记其语，锡瑞案此正可徵仪礼为孔子作，乡党之文，与仪礼多合，盖有孔子所尝行者，有孔子未尝行而尝言之者，熊氏谓未知乡党用聘礼语，抑聘礼用乡党语，盖未知乡党聘礼皆孔子之书，而谓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所传，则已明知礼经出自孔子，而非出自周公矣，晁氏云，孔子尝言其礼，则亦略见及之，苏氏云，古有仪礼之书，圣门因记其语，则但知有仪礼作于周公之说，而不知为孔子所作，夫乡党所言礼，既非孔子之事，又非孔子所言，圣门何必记其礼乎，左氏襄三十八年传，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孔疏曰，服虔云，以其多文辟，故特举而用之，后世谓之孔氏聘辞，以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也，所言孔氏聘辞，不知事何所出，实享礼而谓之为聘，举旧辞而目以孔氏事，亦不必然也，案孔氏聘辞，今无可考，服子慎在东汉末，说必有据，乡党文与聘礼合者，当即孔氏聘辞之文，服以为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则孔氏聘辞文必繁，不止如乡党篇中所载之略，此亦可为聘礼传自孔氏之证，后世必以仪礼为周公所作，于是此等文皆失其解，孔疏正以仪礼为周公作者，故于服氏之说，既不知何所出，遂谓事不必然，而古义尽湮矣，季札观乐，与今风雅颂次序合，服氏以为传者，据已定录之，则左氏所载当时诸侯大夫行礼与礼经合者，或亦据孔子所定之礼录之，顾栋高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谓周礼为汉儒傅会，即仪礼亦未取信为周公之本文，俞正燮仪礼行于春秋时义，顾氏说，谓时行其仪，故不复引其文，据臧孙为季孙立悼子，为仪礼宾为苟敬及嗣举奠法，齐侯饮昭公酒，使宰为主人，而请安，为仪礼请安法，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阍乞肉焉，为仪礼取荐脯法，虽其礼相吻合，未可据之以仪礼为周公作，真出孔子之前也。
论读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合以分节三者备则不苦其难春秋有凡例，礼经亦有凡例，读春秋而不明凡例，则乱，读礼经而不明凡例，则苦其纷繁，陈澧曰，仪礼有凡例，作记者已发之矣，乡饮酒礼，记云，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即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于左，将举于右，此记文之发凡者也，郑注发凡者数十条，士冠礼注云，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凡醴士，质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荐出自东房，凡牲皆用左胖，其余诸篇注皆有之，若钞出之，即可为仪礼凡例矣，有郑注发凡，而贾疏辨其同异者，有郑注不发凡，而贾疏发凡者，有经是变例，郑注发凡而疏申明之者，又有经是变例，注不发凡而疏发凡者，有贾疏不云凡而无异发凡者。文多不载，见东塾读书记。综而论之，郑贾熟于礼经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简，疏则详而密，分析常例变例，究其因由，且经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补之，朱子云，仪礼虽难读，然多是重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此所谓伦类，即凡例也，近时则凌氏礼经释例，善承郑贾之学，大有助于读此经者矣，案陈氏引注疏甚明，初学犹苦其分散难考，先观礼经释例，则一目了然矣，陈澧又曰，郑贾作注作疏时，皆必先绘图，今读注疏，触处皆见其踪迹，如士冠礼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注云，东面受命，右还北行就席，疏云，郑知东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东面，主人在门东西面，今从门西东面主人之宰命之，故东面受命可知也，知右还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门外之东南，席在门中，故知右还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类，乃显而易见者，又如燕礼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东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从西阶来，不得篚东西南取，以是加取象觚者东南也，此必郑有图，故知东面取，贾有图，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东面也。以下文多不载。杨信斋作仪礼图，厥功甚伟，惜朱子不及见也，通志堂经解刻此图，然其书巨帙不易得，故信斋此图，罕有称述者，张皋文所绘图，更加详密，盛行于世，然信斋创始之功不可没也，阮文达公为张皋文仪礼图序云，昔汉儒习仪礼者必为容，故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徐生善为颂，礼家为颂皆宗之，颂即容也，予尝以为读礼者当先为颂，昔叔孙通为绵以习仪，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画地以肄礼，庶于治经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则编修之书，非即徐生之颂乎，澧案画地之法，澧尝试为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业耳，若夫宫室器服之图，则当合三礼为之，此自古有之，今存于世者，惟聂崇义之图，至国朝诸儒所绘益精，若取皇清经解内诸图与聂氏图，考定其是非，而别为三礼图则善矣，锡瑞案聂氏三礼图，朱子讥其丑怪不经，非古制，今观其冠制多怪诞，必非三代法物，而据窦俨序称其博采旧图，凡得六本，则实原于郑君及阮谌梁正夏侯伏明张镒诸家，特非尽出郑君，而郑注仪礼贾疏仪礼有图，则自陈氏始发之，杨复图世罕传，惟张惠言仪礼图通行，比杨氏更精密，韩文公苦仪礼难读，读仪礼有三法，一曰分节，二曰释例，三曰绘图，得此三法，则不复苦其难，分节可先观张尔岐吴延华之书，释例凌廷堪最详，绘图张惠言最密，若胡培仪礼正义虽详而太繁，杨大育所补多违古义，与原书不合，不便学者诵习，姑置之。
论宋儒掊击郑学实本王肃而袭为己说以别异于注疏三礼繁难，一人精力，难于通贯，汉以十七篇立学，后仓曲台记后，并无解义，杜贾二郑止解周官，马融解周官与礼记，而十七篇止注丧服，惟郑君遍注三礼，至今奉为圭臬，诚可谓宏览博物，精力绝人者矣，其后礼书之宏富者，有宋何承天删并礼论八百卷为三百卷，梁孔子祛又续何承天礼论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牛宏撰仪礼百卷，今皆不传，惟崔灵恩三礼义宗四十七卷，犹存其略，宋陈祥道礼书一百五十卷，晁公武陈振孙并称其精博，四库提要曰，其中多掊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王子五庙之说异，论，谓圜丘自圜丘，自，力破康成即圜丘之说，论大于，并祭及亲庙，攻康成小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亦皆王安石，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锡瑞案详道之书，博则有之，精则未也，其自矜为新义，实多原本王肃，汉时礼家聚讼，古今文说不同，郑君择善而从，立说皆有所据，如说庙制以为天子五庙，周合文武二祧为七，本丧服小王者立四庙，礼纬稽命徵唐虞五庙，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尊后稷文武则七，王肃乃数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与文武而九，不知古无天子九庙之说，而肃说二祧，亦与祭法不合也，郑说圜丘是喾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喾本国语祭法，王肃乃谓郊丘是一，引董仲舒刘向为据，不知董刘皆未见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不足以难郑也，郑说三年，五年，大小，本于春秋公羊经，书有事为，各于其庙，大事为，群庙主悉升于太家，而肃引于太庙，逸礼昭尸穆尸，皆升合于太祖，孔疏已之曰，郑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逸礼不足信，即此可见，故郑不用，亦不为之注。郑说五帝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则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郑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陈祥道据掌次郑，即此可证其误，是郑义本先郑，王肃以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则大炎黄之先，无司五行者乎，此与肃郑义，以为社稷专祀句龙后稷，不祀士之神者，同一谬妄也，王肃所据之书，郑君无缘不知，其所以不用者，当时去取必自有说，肃乃取郑所不用者，转以难郑，郑据今文，则以古文之，如据逸礼以公羊是也，郑据古文，则以今文之，如据董刘以周官是也，其时马昭张融下至孔颖达疏，已为细加分别，宋人寡学，不尽知二家之说所自出，取王说之浅近，疑郑义之博深，又以其时好立新说，郑注立学已久，人多知之，王说时所不行，乃袭取之以为己说，陈氏礼书，大率如是，皆上诬前贤，下误后学，后人不当承其误，凡此等书可屏勿观，朱子曰，王肃议礼必反郑玄，朱子于礼用功深，故能知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
论王肃有意难郑近儒辨正已详五礼通考舍郑从王俞正燮讥之甚是合今古文说礼，使不分明，始于郑君而成于王肃，郑君以前，界限甚严，何休解公关传，据逸礼而不据周官，以逸礼虽属古文，不若周官之显然立异也，杜贾二郑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说，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惟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诸男食者四之一，方五十里，独此与五经家说合耳，五经家说，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说也，郑君疏通三礼，极具苦心，于其分明者，则分之为周礼，为夏殷礼，不分明者，未免含混说之，或且改易文字，展转求通，专门家法至此一变，王肃有意攻郑，正当返求家法，分别今古，方可制胜，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将今古文说别异不同之外，任意牵合，如王制庙制今说，祭法庙制古说，此万不能合得，而肃伪撰家语孔丛子所言庙制，合二书为一说，郑君以为祭法周礼，王制夏殷礼，尚有踪迹可寻，至肃乃尽抉其藩篱，荡然无复门户，使学者愈以迷乱，不复能知古礼之异，尤可笑者，家语孔丛，举礼家聚讼莫决者，尽于孔子之言，以为折衷，不知礼家所以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明文可据，是以石渠虎观，至烦天子称制临决，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乱折诸圣，尚何庸断断争辨乎，古人作注，发明大义而已，肃注家语五帝七庙郊丘之类，处处牵引攻郑之语，殊乖注书之礼，而自发其作伪之覆，肃又作圣证论以讥短郑，据唐元行冲传云，六十八条，今约存三十条，礼之大者，即五帝匕庙郊丘社稷之属，其余或文句小异，不关大义，肃之所谓圣证，即取证于家语孔丛，以为郑君名高，非于圣言，不足以奋其席，而郑学之徒马昭，已灼知家语为王肃伪作，斯可谓心劳日拙矣，晋武帝王肃外孙，郊庙典礼，皆从肃说，其时郑王之徒，争辨不已，久而论定，六朝南北学三礼皆遵郑氏，至唐而孔疏礼记，贾疏周礼仪礼，发明郑义尤详，宋以后乃舍郑从王，排斥注疏，国朝昌明郑学，于王肃之伪撰家语，伪撰古文尚书经传，攻之不遗余力，肃之私窜毛诗以难郑者，亦深窥其症结，圣证论中所说郊庙大典，惠栋孙星衍辨正尤详，惟秦蕙田五礼通考，多蹈陈祥道礼书，舍郑从王之失，似即以礼书为蓝本，四库提要曰，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仅以为过祥道，似亦有微辞焉，俞正燮癸已存稿云，五礼通考所采汉以后事皆是，惟周时书籍，广搜魏晋以后议论附于后，本康庄也，而荆棘榛芒之，可谓宋元人平话经义，与帖括经义日课陋稿，今人憎恶，不可谓之礼书也，据魏晋以后礼制，多本王肃皇甫谧，其说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后，不宜附经后，引经止存汉传注本义，魏晋以后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话帖括两体文，尤不当载，而制度则案年次之，通考之体应如此，此书体例非也，锡瑞案五礼通考网罗浩博，自属一大著作，而其大书旁注，低格附载，体例诚多未善，有如俞氏所讥，舍郑从王，是宋非汉，尤为颠倒之见，恐误后学，不得不辨，秦氏之作通考，以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而推广为五礼，徐氏专讲丧礼，条理不繁，故详审无可议，秦氏兼及五礼，过于繁博，故体例有未善，足见三礼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自郑君并注三礼后，孔氏止书礼记，且原本于皇熊，贾氏疏仪礼，本黄庆李孟η，周礼不著所出，亦必有所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至殁尚未卒业，若陈氏礼书，秦氏通考，未免举鼎绝膑之弊，近人林昌彝三礼通释，有编次而少折衷，林乔荫三礼陈数求义，有折衷而欠精确，惟江永礼书纲目，本于朱子，足以补正朱子之书，治三礼者，可由此入门，而五礼通考姑置之可也，毛鸿宾序三礼通释云，五礼通考所据者，皆宋元明以下之说，多向壁虚造，而汉魏六朝经师之遗言大义，鲜及之，可谓知言。
论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别不厌其繁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如主人敬宾，取爵降洗，宾降辞洗，主人卒洗，揖让升，宾拜洗，主人拜降盥，宾降，主人卒盥，揖让升，主人入实爵献宾，宾拜受爵，主人拜送，宾啐酒拜告旨，主人答拜，宾卒爵拜，主人答拜，宾酢主人略同，不告旨，注云，酒己物也，主人酬宾略同，酬酒不举，注云，君子不尽人之欢，献酢酬共为一献，所谓一献之礼，宾主百拜，在今人视之，必以为繁文缛节，而古人乡饮射燕礼大射皆行之，惟燕礼大射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古人之拜与今异，皆一人先拜，拜毕而后一人答拜，曲礼曰，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解此可无疑无士冠礼之母答拜，昏礼之舅姑答拜矣，古无二人并拜之礼，故昏礼夫妇不交拜，以婿虽为主人，妇不自居于客，夫妇敌体，不便一人先拜，一人答拜，故不拜，此古礼之与今异者，古臣朝，君不拜，以行礼必在堂，而朝在路门外无堂，不便行礼。朝礼止打一照面，与今属员站上司出班相似，且古无无事而拜者，及有事而拜，必拜于堂下，君辞之，乃升，成拜，故曰，拜下礼也，周礼九拜，杜子春，郑兴，郑众，郑康成，贾公彦，孔颖达，陈祥道，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惠栋，江永，方苞，秦蕙男，段玉裁，言人人殊，凌廷堪与陈寿祺乔枞父子后出为最，寿祺云，九拜绵主祭礼，而言稽首顿首空首三者，皆吉礼祭祀之拜也，振动吉拜凶拜三者，皆丧礼祭祀之拜也，奇拜褒拜肃拜，礼之杀出，一曰稽首，郑注，头至地也，贾疏云，稽留之字，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稽首臣拜君法，二曰顿首，檀弓疏引郑曰，头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敌以下拜也，三曰空首，郑注，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贾疏云，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四曰振动，杜子春云，动读为哀恸之恸，寿祺按此即拜稽颡成踊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云，皆丧拜也，丧有吉凶，拜亦如之，有两说，一小功以下为吉，大功以上为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一齐衰不杖以下为吉，齐衰以上为凶，其拜也，皆稽颡，以吉凶分先后，七曰奇拜，郑大夫云，奇拜谓一拜也，八曰褒拜，郑大夫云，褒读为报，报拜谓再拜也，九曰肃拜，先郑司农云，肃拜但俯下手，今时撎是也，锡瑞案古人一拜之礼，而分别如此其繁，非故为是琐琐也，凡人之情简则易，易则慢心生，反是则严，严则畏心生，礼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乱，以诱贤亦以范不肖，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纳诸轨物，然后礼明而刑措，若谓委曲繁重之数，皆戕贼桎梏之具，率天下而趋于苟且便利，将上下无等而大乱，昔汉高帝去秦苛仪，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妄呼，高帝患之，用叔孙通为绵蕞起朝仪而后定，礼乐不可期须去身，岂不信乎。
论古礼多不近人情后儒以俗情疑古礼所见习谬礼器，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古人制礼坊民，不以谐俗为务，故礼文之精意，自俗情视之，多不相近，又古今异制，年代愈邈，则隔阂愈甚，汉人去古未远，疑经尚少，唐宋以后去古渐远，而疑经更多矣，今举数事证之，如士冠礼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东壁，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郑注，妇人于丈夫，虽其子犹侠拜，冠义见于母，母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是母之拜子，一为受脯，一为成人而与为礼，犹嗣举奠，以父拜子，所以重宗嗣，凡此等皆有深义存焉，杜佑通典乃以为渎乱人伦，以古礼不近人情也，昏礼女家告庙，婿家无告庙之文，白虎通明解之，曰，娶妻不告庙者，示不必安也，盖古有出妻之事，故恐其不安，不先告庙，后人乃引曲礼戒以告鬼神，文王世子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妻必告，左氏传先配而后祖，及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等语，以证告庙，不知齐戒告鬼神，不云告祖祢，当即卜日卜吉之类，冠娶妻必告，郑注明云于君也，五庙乃天子诸侯之制，岂有疏族士庶，得自告天子诸侯庙者，楚公子围因聘而娶，大夫出聘，本应告庙，并非专为娶妻，先配后祖，当从贾服以祖为庙见，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始成昏，讥先配也，昏礼是士礼，当夕成昏，郑谓大夫以上皆然，不如贾服之合古礼夫娶不告庙，又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成昏，皆不近人情之甚者，丧服父在为母期，以父丧妻止于期也，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妇为舅姑期，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女子不人者，为其父母期，传曰，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然则妇为舅姑期亦不贰斩之义，自唐以后，母与舅姑服加至三年，嫂叔亦有服，正褚无量所谓俗情肤浅者，盖疑古礼制服不近情也，古祭礼必有尸，自天子至于士，皆有筮尸宿尸之礼，杜佑理道要诀，谓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亭，则立尸之遗法，乃本夷狄风俗，至周末改耳，杜不知外裔犹存古法，反以古法未离夷狄，是疑立尸不近情也，古士大夫无主以不无须分别，少牢馈食，束帛依神，特牲馈食，结茅为，即以代主，许君郑君同义，孔疏贾疏，谓大夫士无木主，以币主其神，徐邈元怪乃引公羊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不知何休解诂，明云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不谓木主，又引逸礼馈食设主，不知逸礼不可据，故郑不用，亦不为注，舍许郑之明说，从疑似之误文，是疑无主不近情也，古不祭墓，惟奔丧去国哭于墓，祭是吉礼，必行于庙，故辛有见被发野祭，欢其将为戎，后人乃引周官冢人祭墓为尸，曾子曰，椎牛祭墓，孟子曰，卒之东郭番间之祭者，及鲁诸儒岁时上孔子冢，以为古已祭墓，不知冢人为尸，后郑以为或祷祈焉，先郑以为始时祭以告后土与墓祭无涉，赵岐注孟子以卒之东郭番间为句，亦非墓祭，曾子语见韩诗外传，汉初之书，鲁人上孔子冢，亦在秦汉之间，疑当其时世卿宗法既亡，大夫不皆有庙，乃渐移庙祭为墓祭，不得为古祭墓之证，而毛奇龄阎若璩皆曲徇俗说，是以不祭墓为不近情也，古今异情若此甚夥，今欲反古，势所难行，然古有明文，非可诬罔，若沈溺俗说，是今人而非古人，不可也，或更傅会误文，强古人以从今人，更不可也。
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古礼最重丧服，礼经十七篇，有子夏丧服传一篇在内，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有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十一篇，别录皆属丧服，檀弓亦多言丧礼，大功废业，或曰大力诵可也，疏云，录记之人，必当明礼应事无疑，使后世作法，今检礼记多有不定之辞，仲尼门徒，亲承圣旨，子游裼裘而吊，曾子袭裘而吊，又小敛之奠，或云东方，或云西方，同母异父昆弟，鲁人或云为之齐衰，或云大功，其作记之人，多云盖多云或曰，皆无指的，并设疑辞者，以周公制礼，永世作法，时经幽厉之乱，又遇齐晋之强，国异家殊，乐崩礼坏，诸侯奢僭，典法讹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闲异教，故子思圣人之允，不丧出母，随武子晋之贤相，不识ゾ，作记之人，随后撰录，善恶兼载，得失备书，但初制礼之时，文已不具，略其细事，举其大纲，况乃时经离乱，日月县远，数百年后，何能晓达，记人所以不定，止为失礼者多，推此而论，未为怪也，锡瑞案，孔疏所言极其通达，记文所以不定者，一则制礼之初，细数不能备具，一则乱离之后，故籍复不尽存，丧服更纠纷难明，故后儒尤多聚讼，汉人礼书最早，而略传于今者，有大戴丧服变除十七篇礼经，马融独于丧服有注，郑君亦有丧服变除，其后则有王肃丧服经传注，丧服要记，射慈丧服变除图，杜预丧服要集，袁准丧服经传注，孔伦集注丧服经传，陈铨丧服经传注，刘智丧服释疑，蔡谟丧服谱，贺循丧服要记，谢徽丧服要记注，葛洪丧服变除，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崔凯丧服难问，周续之丧服注，王俭丧服古今集记，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见玉函山房辑本，释文叙录，有蔡超田亻隽之刘道拔皆不传，自汉魏至六朝诸儒，多讲礼服，通典所载，辨析同异，穷极深微，朱子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顾炎武日知录云，唐开元四部书目，丧服传义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专以丧服名家者，故萧望之为太傅，以礼服论语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隐士雷次宗指京邑，筑室于钟山西岩下，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齐初何佟之为国子助教，为诸王讲丧服，陈后主在东宫，引王元规为学士，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魏孝文帝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而梁书言始兴王忄詹薨，昭明太子命诸臣共议，从明山宾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辞宜终服月，夫以至尊在御，不废讲求丧礼，异于李义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国恤一篇者矣案六朝尚清言习浮华之世，讲论服制，如此谨严，所以其时期功去官，犹遵古礼，除服宴客，致弹章，足见江左立国，犹知明化理，重在原，故能以东南一隅，抗衡中原百余年也。
论王朝之礼与古异者可以变通民间通行之礼宜定画一之制冠昏丧祭之礼，古时民间通行，后世已不尽通行矣，若夫王朝之礼，古今异制，后世尤不能行，即如郊祖宗，据郑君祭法注，祖文宗于明堂，周之受命祖也，郊稷于南郊，周之始封祖有功烈于民者也，喾于圜丘，周之远祖有圣德帝天下者也，惟皆有功德，故可配天而无惭，惟诚为其祖，故应崇祀而非妄，后世有天下者，与古大异，虽无道，其先犹为诸侯，有始封祖，若汉高崛起，其先并无功德，亦无始封，在汉惟当以高祖受命，配天南郊，而圜丘明堂，无人可配，自汉以后，犹夫汉也，若欲仿古典礼，必至如汉之祖尧，魏之祖舜，唐之祖李耳，援引不可考之遥遥华胄，将有神不歆非类之诮，故宋神宗罢天之祭，诚以无其人也，此则郊祖宗，古礼虽有明文，而难以仿效者也，庙制本于服制，服止五，庙亦止五，天子有其人，则增至七，礼纬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是古时已稍有通变，诸侯五庙鲁有周公大庙，鲁公世室，与四亲庙而六，明堂位有武公世室，则僭天子七庙之制，正与周制相仿，虽稍增而不过七也，过七则应祧迁，如每帝一庙而不祧，商周数百年，庙将无地以容，汉翼奉贡禹韦元成始建祧迁之议，而议久不决，刘歆复以宗无数之妄言乱之，庙所以敬祖先，非所以报功德，有功德即称宗不祧，为天子者谁肯谓其祖无功德，如此则无可祧之祖，故东汉遂变为同堂异室之制，夫庙不二主，若一庙数人，正是祧庙之制，是同堂异室，名为不祧，而早已祧，王者欲尊其祖，必一代之祖各为一庙，而亲尽即祧，诚以尊祖之义，古今一也，此则七庙祧迁，古礼本有明文，而可以仿效者也，古人祭天，一岁凡九，圜丘南郊明堂大雩五时迎气，祭祖一岁凡四，礻龠尝，又有三年，五年，后世车驾难以数动，经费又恐过繁，于是天地合祭，不行，明知非古，不免徇时，甚或傅会古制，以为当然，其实古制不如是，而典礼不可废，惟圜丘明堂，既无配天之祖，不必强立，此又古礼有明文，而可以斟酌变通者也，其他一切典礼，以及度数仪文之末，皆可因时制宜，后世于王朝之礼，考订颇详，民间通行之礼，颁行反略，国异政，家殊俗，听其自为风气，多有鄙俚谬之处，官吏既不之禁，士大夫亦相习成风，宜命儒臣定为画一之制，原本仪礼，参以司马书仪朱子家礼，冠礼乡饮，古制宜复，并非难行，昏礼丧礼，今亦有与古合者，惟祭礼全异，立尸交爵之类，后世诚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礼多行于庙，今士大夫不皆有庙，有庙亦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子，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之，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
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禅是也，阮元曰，辟雍与封禅，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礼，最古不可废者，窃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后，有衣冠之制，不肯废古制，仍留此以为，与冕并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宫室，圣人制为栋字以蔽风雨，帝王有之，民间未必即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帐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村居之必有沟绕宅也，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太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后制度大备，王居在城内，有前朝后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大学等皆在城内，而别建明堂于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也，郑康成解为太学太庙等各异处，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庙等同处，而不知此不过城外别建之处，其实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虽凭虚臆断，然博综群书，究其实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说也，封禅者，亦最古之礼，自汉唐宋以来，皆为腐儒说壤，元以为封者，即南郊祭天也，禅者，即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国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纪号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远无文，其间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创霸，大约其威力功德能服诸侯者，即为天子，正天子之号，必至泰山下，诸侯皆来朝，同祭天地，后定天位，然后刻石于泰巅，以纪其号，如夏商周之类，其必须刻石者，古结绳而治，非如后世有漆书竹册，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须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记忆者，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国地小，以今之齐国，为天下之中，故尔雅曰齐，中也，又曰，中有岱岳，与其五鱼盐生焉，列子曰，不知斯离也，齐中也，国几千万里，皆其证也，夏商以来，礼文大修，诸侯有朝聘之仪，天地有郊泽之祀，太史有国事之书，无须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经不言封禅，尧典舜巡四岳，即封禅之礼，禹会诸侯如之，锡瑞案六经不言封禅，惟礼器言因名山升中于天，即封禅也，阮以舜巡四岳为封禅之礼，说甚通达，颍容卢植蔡邕，以明堂与太庙大学辟雍灵台为一，而汉立明堂辟雍，不在一处，后汉纪注引汉官仪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郑君习于时王之制，以为古制亦然，袁准以郑义蔡邕，其实古制当如蔡说，特蔡未能别白其时代，故不免启后儒之疑，阮云，自汉以来，儒者惟蔡邕卢植，实知异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辨析极精，特以为大学在城内，与王制不合耳，刘歆讥汉儒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今得阮氏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阮元说，见问字堂集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