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传公羊高 至四世孙寿
子夏传公羊高，至四世孙寿，乃著竹帛，戴宏所言当得其实，梁则有数说，且有四名，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人梁赤为春秋残亡，多所遗失，应劭风俗通云，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汉书文志颜注云，名喜，而论衡案书篇，又云梁，岂一人有四名乎，抑如公羊之祖孙父子相传，非一人乎，名赤见新论为最先，故后人多从之，而据新论，后左氏百余年，年代不能与子夏相接，而与秦孝公同时颇合，四库提要曰，其传则士勋疏称梁子名ㄈ，字元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梁即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梁子曰，传既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者著于竹帛，则不可考耳，锡瑞案杨疏云，梁传孙卿去子夏甚远，梁如受经于子夏，不得亲传孙卿，以传为传其学者所作，极是，非独公二传，即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故其传有后人附益，且及左氏后事，若必以为左氏自作，反为后人所疑，赵匡郑樵遂以为左氏非邱明，是六国时有矣，朱子亦云，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公传大概皆同，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罗璧识遗云，公羊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案邾娄为邹勃为披之类，两音虽可合为一字，越绝书云，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朱子注楚词自署邹，古人著书，亦有自隐其姓名者，而二子为经作传，要不应自隐其姓，至谓公羊梁，高赤外不见有此姓，则尤不然，礼记檀弓明云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何得谓公羊高外，不见公羊姓乎，疑公羊贾即论语之公明贾，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从子夏受经，古读明如芒，诗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为韵，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说虽未见其必然，而据礼记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汉书古今人表，有公羊梁列四等，必实有其人可知，近人又疑公羊梁，皆卜商转音，更无所据。
论梁废兴及三传分别史记儒林传曰，瑕邱江生为梁春秋，自公孙宏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汉书儒林传曰，瑕邱江公，受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宏本为公羊学，此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梁，由是梁之学大盛，故范宁论之曰，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辨讷，是汉时不独左氏与公羊争胜，梁亦尝与公羊争胜，武帝好公羊，而公羊之学大兴，宣帝好梁，而梁之学大盛，非奉朝廷之意旨乎，公孙宏齐人，而袒齐学之公羊，韦贤鲁人，而袒鲁学之梁，非出乡曲之私见乎，据汉书江公传子至孙为博士，周庆丁姓皆为博士，申章昌亦为博士，赞曰，孝宣世复立梁春秋，则梁在前汉尝立学官，有博士，而后汉十四博士，止有公羊严颜二家而无梁，则梁虽暂立于宣帝时，至后汉仍不立，犹左氏虽暂立于平帝与光武时，至其后仍不立也，后汉贾逵传云，后汉贾逵传云，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此四经虽行于世，而不立学，观左氏毛诗古文尚书，终汉世不立学，梁春秋可知。熹平石经止有公羊无梁，然则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平正，卒不能与二家鼎立，郑樵曰，儒林传学公羊者凡九家，而以梁名家，独无其人，此所谓师说久微也，无论瑕邱江公，即尹胡申章房氏之学，今亦无有存者，仅存者惟范氏集解，而集解所引，亦惟同时江徐及兄弟子侄诸人，古义沦亡，无可探索，求如公羊大师董子犹传繁露一书，胡毋生条例犹存于解诂者，渺不可得，今其条理略可寻者，明月日例而已，综而论之，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大废，特为斟酌分别，学者可审所择从矣。
论春秋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始于范宁而实始于郑君何休解诂，专主公羊，杜预集解，独宗左氏，虽义有拘窒，必曲为解说，盖专门之学如是，惟范宁范字武子其名当为宁武子之宁，梁集解，于三传皆加贬辞，曰，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为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仇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又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锡瑞案范氏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开唐啖赵陆之先声，，异汉儒专门之学派，盖经学至此一变，而其变非自范氏始，郑君从第五元先习公羊，其解礼多主公羊说，而针膏起废，兼主左氏梁，尝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梁善于经，己为兼采三传之嚆矢，盖解礼兼采三禄，始于郑君，解春秋兼采三传，亦始于郑君矣，晋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滕亲受，此用刘歆之说，无不精究，邱明撰所闻为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以为暂立最是，时刘向父子，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订正，是以三传并行，荀崧在东晋初，请立公羊梁博士，观其持论，三传并重，亦在范氏之前，范氏并诋三传乖违，惟左氏兵谏丧娶二条，何氏膏肓，己先斥之，诚为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若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是尊无二上之义，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敌怨不在后嗣之义，皆非不可通者，范解梁，不以为是，故序先及之，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乃春秋借事明义之旨，祭仲夫必知权，而借以为行权之义，仲废君由迫胁，并非谋篡，范以为神器，水免深文，妾母称夫人为合正，春秋质家本有母以子贵之义，董子繁三代改制文篇，言之甚明，范氏主梁，妾母不得称夫人，义虽正大，然是文家义，不合于春秋质家，刘逢禄治公羊，乃于此条必从梁，以汨公羊之义，是犹未曙于质家文家之别也。
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非止祭仲一事，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董子曰，孔子知时之不用，造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己矣，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锡瑞案董子引孔子之言，与孟子引孔子之方言，皆春秋之要旨，极可信据，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后人亦多称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书，亦止是载之空言，如何说是见之行事，即后世能实行春秋之法，见之行事，亦非孔子所及见，何以见其深切著明，此二语看似寻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于公羊借事明义之旨，方能解之，盖所谓见之行事，谓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贬之义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损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然不能实指其用法之处，则其意不可见，即专著一书，说明立法之意如何，变法之意如何，仍是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使人易晓，犹今之大清律，必引旧案以为比例，然后办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当时之事，以明褒贬之义，即褒贬之义，以为后来之法，如鲁隐非真能让国也，而春秋借鲁隐之事，以明让国之义，祭仲非真能知权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权之义，齐襄非真能复仇也，而春秋借齐襄之事，以明复仇之义，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义行师之义，所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者，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空言而未能徵实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三传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执左氏之事，以公羊之义，谓其所称祭仲齐襄之类，如何与事不合，不知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徵信也，董子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李仁甫曰，细数之，尚减一千四百二十八字，与王氏学林云万六千五百余字合，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
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黜周王鲁亦是借事明义春秋借事明义，且非独祭仲数事而已也，存三统，张三世，亦当以借事明义解之，然后可通，隐公非受命王，而春秋于隐公始，即借之以为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而春秋于哀公告终，即借之以为太平世，故论春秋时世之渐衰，春秋初年，王迹犹存，及其中叶，已不逮春秋之初，至于定哀，乎流入战国矣，而论春秋三世之大义，春秋始于拨乱，即借隐桓庄闵僖为拨乱世，中于升平，即借文宣成襄为升平世，终于太平，即借昭定哀为太平世，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其义与时事正相反，盖春秋本据乱而作，孔子欲明驯致太平之义，故借十二公之行事，为进化之程度，以示后人治拨乱之世应如何，治升平之世应如何，太平之世应如何，义本假借，与事不相比附，公羊疏注，至所见之世者治太平，云当尔之时，实非太平，但春秋之义，若治之太平于昭定哀也，犹如文宣成襄之世，实非升平，但春秋之义，而见治之升平，然疏之解此，亦甚明矣，昧者乃引当时之事，讥其不合，不知孔子生于昭定哀世，岂不知其为治为乱，公羊家明云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亦非不知其为治为乱也，盖子以春秋成为天下一治，黜周王鲁，亦是假借，公羊疏引问曰，公羊以鲁隐公为受命王，黜周为二王后，案长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顺也，答曰，春秋藉位于鲁，以王义，隐公之爵，不进称王，周王之号，不退为公，何以为不正名，何以为不顺言乎，贾逵所疑疏已解之，左传疏引刘炫难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即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王改元，是妄说也，锡瑞案刘炫习见后世诸侯改元之事，不知何氏明言惟王者改元立号，春秋王鲁，故得改元，王非真，故虽得改元，不得改正朔，此等疑义，皆甚易解，后之疑公羊与董何者，大率皆如贾逵刘炫之说，不知义本假，而误执为实事，是以所见拘滞，刘逢禄释三科例曰，且春秋之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真黜周哉，郊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通雠外淫宜绝，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郐子，文之逆祀，丧娶，不奉逆，成襄之盗天牲，哀之获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诛绝，不免于春秋之贬黜者，多矣，何尝真王鲁哉，刘氏谓黜周王鲁，非真，正明其为假借之义，陈澧乃诋之曰，言黜周王鲁非真，然则春秋作伪欤，不知为假借，而疑为作伪，盖春秋是专门之学，陈氏于春秋非专门，不足以知圣人微言也。
论春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在尊王攘夷而不尽在尊王攘夷董子曰，其旨数千，即孟子所引其义则丘窃取者，以春秋万六千余字，而其旨以千数，则必有两义并行而不相悖，二意兼用而相成者，自非专门之学，则但其显而不见其隐，知其浅而不知其深，圣人之书，广大精微，仁者见仁，知得其一解，已足立义，亦无背于圣人之旨也，特患习于所见，而蔽所不见，但见其义之显而浅者，而于其义之隐而深者，素所不解，遂诳而不信，或目扼腕以争之，则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春秋之义旨，既如此之多，必非据事直，书而论者，以为止于据事直书，且必非止惩恶劝善，而论者，以为止于惩恶劝善，微言大义，既已ウ而不章，宋儒孙复胡安国之徒，其解春秋又专言尊王攘夷，不知春秋有尊王之义，而义不止于尊王，有攘夷之义，而义不止于攘夷，既言尊王，又有黜周王鲁之义，似相反矣，而春秋为后王立法，必不专崇当代之王，似相反，实非相反也，既言攘夷矣，又有夷狄进至于爵之义，似相反矣，而圣人欲天下大同，必渐推渐广，远近若一，似相反，亦非相反也，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曰，王者无敌，莫敢当也，疏云，春秋之义，鲁为王，而使旧王无敌者，见任为王，宁可会夺，正可时时内鲁见义而已，陈澧遂据此传，谓既以周为王者无敌，必无黜周王鲁之说，此疏正可以黜周之说，不知疏明言春秋王鲁，不夺旧王，是春秋尊王之义，与王鲁之义，本可并行不悖也，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孟子召陵，公羊传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贴荆，以此为王者之事，解诂曰，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为之，故云尔，后人多据此传，以为春秋攘夷之证，不知解诂明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僖公当所传闻世，而渐近于所闻，故有合于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若至所见世，夷无可据，是春秋攘夷之义，与夷狄进至于爵之义，本是两意相成也，综而言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圣人作春秋，因王灵不振，夷狄交横，尊王攘夷，是现世主义，不得不然者也，而王灵不振，不得不为后王立法，夷狄交横，不能不思用夏变夷，为后王立法，非可之子虚乌有，故王于鲁以见义，思用夏变夷，非可限以种族不同，故进至于爵而后止，此未来主义，亦不得不然者也，春秋兼此二义，惟公羊董何能发明，今为一语道破，亦实寻常易解，并无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不治公羊，则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寻常之义，亦骇怪以为非常矣。
论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不绝于世，然则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巧辞饰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之义，乱贼既惧当时义士，声罪致讨，又惧后世史官，据事直书，如王莽者，多方掩饰，穷极诈伪，以盖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马炎者，妄禅让，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萧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憾，深悔为人所误者也，如朱温者，公行篡弑，犹畏人言，归罪于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温谋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孙，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尽泯灭，亦由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故或迟之久而后发，或迟之又久而卒不敢发，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韪，终不能坦怀而自安，如萧衍见吴均作史，书其助萧道成篡逆，遂怒而摈吴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诏，孝孺大书燕贼篡位，遂怒而族灭孝孺，其怒也，即其惧也，盖虽不惧国法，而不能不惧公论也，或曰，桓温尝言不能流芳百世，亦当贻臭万年，彼自甘贻臭者，又岂能惧清议，曰，桓温虽有此言，亦止敢行废立，而未敢行篡弑，正由惧清议之故，且彼自知贻臭，，则已有清议在其心矣，安能晏然不一动乎，是非曲直，世之公理，独臣子于君父，不得计是非曲直，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春秋弑君三十六，而弑父者三，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κ，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贾，被弑三人，皆兼君父，许止进药而杀，非真弑者，而春秋以弑书，蔡侯淫而不父，祸由自取，楚子轻于废立，机泄致祸，春秋亦以弑书，盖君父虽有过愆，臣子无可解免，以此推之，臣子之于君父，不当论是非曲直，亦不当分别有道无道，臣子既犯弑逆之罪，即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虽其人有恩惠于民，有功劳于国，亦不当称道其小善，而纵舍其大恶，春秋时如齐之陈氏，未尝无恩惠于民，晋之赵盾，亦未尝无功劳于国，而经一概书弑，不使乱臣贼子，有所藉口，正如后世曹操刘之类，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而论者不为末减也，至于但书弑君，而不书弑君为何人，盖由所据旧史，未有明文，圣人以为既无主名，自难擅自人罪，虽有传闻，未可据以增加，不若阙之为愈，此正罪疑惟轻，与不知盖阙之义，若弑君称君君无道之例，与春秋大义反对，必非圣人作经之旨，杜预奸言诬圣，先儒已加正，学者不当更扬其波，使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论春秋一字褒贬之义宅心恕而立法严春秋大义，在讨乱贼，则春秋必褒忠义，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三大夫皆书及，褒其皆殉君难，公羊传曰，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何贤乎仇牧，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何贤乎荀息，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书法，公羊同一褒辞，足以发明大义，左氏序事之书，本不传义，故不加褒，亦不加贬，惟荀息引君子曰，斯言之玷，语今讥刺，此林黄中所以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增入也，杜预乃有书名罪之之例，释例曰，孔父为国政，则取怨于民，治其家，则无闺闱之教，身先见杀，祸遂及君，既无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贼，又死无忠事，晋之荀息期欲复言，本无大节，先儒皆随加善例，又为不安，孔疏曰，公羊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书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杀其大夫司马，传称握节以死，故书其官，又宋人杀其大夫，传以为无罪不书名，今孔父之死，传无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为名，言若齐侯禄父宋公兹父之等，锡瑞案大夫书名罪之之例，本不可信，且左氏明云孔父嘉为司马，是其名嘉甚明，古人名嘉字孔，郑公子嘉字子孔可证，父通甫，汉碑称孔甫宋甫可证，甫者，男子之美称，岂有以父与甫为名者乎，禄父兹父，非单名父，不称齐侯父宋公父也，颖达曲徇杜预，而毒詈其远祖，岂自忘其为孔氏子孙乎，杜孔之解春秋，如此等处，不谓之邪说不可也，陈澧谓孔疏缕数百言，尤所谓锻炼深文，不知孔颖达何以恶其先世孔父，至于如此，锡瑞案圣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长，其恶恶也短，有一定之褒贬，三大夫之书及，所谓一字之褒，弑君之臣，一概书弑，所谓一字之贬，圣人以为其人甘于殉君，即是大忠，虽有小过，如左氏所书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于弑君，即是大恶，虽有小功，如左氏所书赵盾之事，亦不足道，盖宅心甚恕，而立法甚严也，春秋之法，弑君者于经不复见，以为其人本应伏诛，虽未伏诛，而削其名不再见经，即与已伏诛等，赵盾弑君所以复见者，以其罪在不讨贼，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春秋之法，弑君贼不讨不书葬，以为君父之仇未报，不瞑目于地下，虽葬与不葬等，许止弑君未讨而君书葬，以其罪在误用药，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是亦立法严而宅心恕也，欧阳修谓赵盾弑君，必不止不讨贼，许止弑君，必不止不尝药，以三传为皆不足信，不知如三传之说，于赵盾见忠臣之至，于许止见孝子之至，未尝不情真罪当，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未尝不词严义正，而欧阳修等必不信传，孙复曰，称国以弑者，国之人皆不赦也，然则有王者作，将比一国之人而诛之乎，虽欲严春秋诛乱贼之防，而未免过当矣。
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胡安国进春秋传表曰，仲尼制春秋之义，见诸行事，垂训方来，虽祖述宪章，上循尧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创治，不袭虞夏商周之迹，盖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与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并载于虞书，大木斯拔，与嘉禾合颖，鄙我周邦，与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纪事之例，至春秋则凡庆瑞符，礼文常事，皆削而不书，而灾异之变，政事阙失，则悉书之以示后世，使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肃之意，乃史传心之要典，于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积善成德，上下与天地同流，自家刑国，措之天下，则麟凤在郊，龟龙游沼，其道亦可驯致之也，故始于隐公，终于获麟，而以天道终焉，比于关雎之应，而能事毕矣，锡瑞案胡氏此论，深得春秋改制驯致太平之义，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圣人盖有深意存焉，绝笔获麟，公羊以为受命制作，有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之事，则是灾异，并非祥瑞，若以麟至为太平瑞应，比于麟趾之应关雎，则又别是一义，胡氏引此以责难于君，非前后矛盾也，困学纪闻曰，春秋三书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史记天官书刘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见，则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齐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骞禳之，晏子曰，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惧乎，则孛之为变，甚于彗矣，星孛东方，哀十三年冬，在于越入吴之后，十三年夏，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齐桓之将兴也，恒星不见，星如雨，晋文之将兴也，沙鹿崩，自是诸侯无王矣，晋三大夫之命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无君矣，故董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曰，八世之后，庄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阂元年，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文十三年，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新都之篡，以沙鹿崩为祥，释氏之炽，以恒星不见为证，盖有俑者矣，案此亦得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之旨，书灾异，所以示人儆惧，不书祥瑞，所以杜人觊觎，困学纪闻前说以为天人相应，此示人儆惧之意也，后说以为后人附益，此杜人觊觎之意也，左氏好言祥异占验，故范宁以为其失也巫，而如懿氏卜妻敬仲，毕筮仕于晋之类，又或出于附益，而非左氏之旧，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犹洪范五行传与齐诗，非诗书大义所关也。
论获麟公羊与左氏说不同而皆可通郑君已疏通之臧琳曰，杜元凯春秋左氏传序，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正义曰，据杜云左传及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以上何本同，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二句何本无，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二句何本同，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无，是有成文也，左传及梁，则无明文，案孔舒元未详何时人，儒林传及六论皆无之，隋志有公羊春秋传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据用，则为古本可知矣，锡瑞案臧氏据孔疏以证公羊逸文，能发人所未发，疑舒元即孔衍而未能决，不知舒元即孔衍之字，晋书儒林传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中兴初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亦见刘知几史通，见书论，衍虽晋人，其年辈在杜预后，杜所据用非必衍书，或杜所见公羊与衍所据本同，汉时公羊有严颜二家，何劭公据颜氏，故少数语，杜预孔衍盖据严氏，故多数语，郑君注礼笺诗，引公羊与何本不同，如作放，登来作登戾，野留作鄙留，祠兵作治兵，大瘠作大渍，已蹙作已戚，使之将作使之将兵，群公禀作群公慊，为周公主作为周公后，仡然从乎赵盾作疑然从于赵盾，考工记注引子家驹曰，天子僭天，何本无之，皆严氏春秋也，获麟有数说，异义，公羊说哀十四年获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备备当为作字之误，春秋，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陈钦说麟西方毛，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许慎谨案云，议郎尹更始刘更生等议，以为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今麟为周亡天下之异，则不得为瑞以应孔子，至玄之闻也，以下郑，洪范五事，二曰言，言作从，从作又，又治也，言于五行属金，孔子时周道衰亡，已有圣德无所施用，作春秋以见志，其言少从以为天下法，故应以金兽性仁之瑞，贱者获之，则知将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见，则于周将亡，事势然也，兴者为瑞，亡者为灾，其道则然，何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说密也，案如郑君之义，则公羊左氏可通，兴者为瑞，亡者为灾，所见明通，并无拘阂，据孔舒元引公羊传，麟至为孔子作春秋，与左氏家贾逵服虔颍容为孔子修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见左传正义引，本无异义，惟杜预苟异先儒，以为感麟而作，则与左氏义违，又不取称吾道穷之文，则与公羊又异，杜预以为孔子春秋钞录旧文，全无关系，故为瑞为灾之说，皆彼所不取也。
论春秋本鲁史旧名墨子云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四宝书孔颖达曰，春秋之名，经无所见，惟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封晋悼公云，羊舌习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郑樵曰，今汲冢琐语，亦有鲁春秋记鲁献公十七年事，诸如此类，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经笔削之春秋也，西东周六百年事，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诸如此类，皆鲁史记东迁已后事，已经夫子笔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谓春秋之名，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谓一褒一贬，若春若秋，或谓春获麟，秋成书，公羊正义解获麟云，谓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预所谓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得之，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见史通，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皆曰春秋，盖当时时述作之流，于正史外，各记其书，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观其篇第，本无年月，与错举春秋以为所记之名则异矣，锡瑞案郑氏之说，多本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刘氏云，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亦引国语左传之文，则春秋自是旧名，非夫子始创，或谓春获麟，秋成书，虽出公羊家说，而与传引不春秋之文不合，或谓赏刑褒贬，说亦近凿，当以杜预云错举四时为是，晏吕之书，非错举四时，而亦名春秋，当时百国春秋具存，其体例或亦有所本，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四宝书，公羊疏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问曰，若然，公羊之义，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今经止有五十余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国乎，答曰，其初求也，实得百二十国宝书，但有极美可以训世，有极恶可以戎俗者取之，若不可为法者，则弃而不录，是故止得六十国也，苏轼春秋列国图说曰，春秋之国，见于经传者，总一百二十四国，鲁，晋，楚，齐，秦，吴，越，宋，卫，郑，陈，蔡，邾，曹，许，莒，杞，滕，薛，小邾，息，随虞，北燕，纪，巴，邓，成阝，徐，郐，芮，胡，南燕，州，梁，荀，贾，凡，祭，宿，禹阝，原，夔，舒，鸠，滑，郯，黄，罗，邢，魏，霍，郜，叟阝，瞒，向，Τ，阳，韩，舒，庸，焦，杨，夷，申，密，耿，麇，莱，弦，顿，沈，，谭，舒，云阝，白狄，赖，肥，鼓，戎，唐，潞，江，郧，权，道，柏，贰，轸，绞，蓼，六，遂，崇，戴，冀，蛮，温，厉，项，项氏，介，巢，卢，根，牟，无终，郝，姒，蓐，狄，房，鲜，卢，陆浑，桐，若阝，于，余邱，须句，颛臾，任，葛，萧，牟，专阝，极，章阝，蛮夷戎狄，不在其间，苏氏云，百二十四国，正合百二十国宝书之数，公羊疏但据经言，止得其半，苏氏兼据左氏传，乃得其全，于余邱章阝之类，公羊以为邑，左氏以为国故知苏扰左氏，惟苏氏计数，亦有疏失，云百二十四国，今数之止百二十一国，二虢及齐所迁之阳，楚所灭之庸，皆失数，传言毛聃雍邗应蒋茅胙，亦不列入，沈姒蓐黄在北，沈胡江黄在南，当有二沈二黄，止列其一，云蛮夷戎狄不在其间，又有叟阝瞒白狄肥鼓戎蛮潞狄无终鲜虞陆浑诸国，此皆夷蛮戎狄，未必有宝书，当去诸国，而以所漏列者补之，数虽稍赢，计其整数，亦与百二十国合也。
论汉志春秋古经即左氏经左氏经长于二传亦有当分别观之者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班氏无注，钱大昕曰，谓左氏经也，汉儒传春秋者以左氏为古文，公羊梁为今文，称古经则共知其为左氏矣，左氏经传本各单行，故别有左氏传，汉志经十一卷班氏注云，公羊梁二家，沈钦韩曰，二家合闵公于庄公，故十一卷，彼师当缘闵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何休乃云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锡瑞案何氏说是也，沈专主左氏，故不以何为然，汉志左氏传三十卷，班氏注云，左邱明鲁太史，案说文叙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论衡曰，左传三十篇，出恭王壁中，二说不同，班氏无明文，似不信此二说，汉志公羊传十一卷注云，公羊齐人，汉志梁传十一卷注云，梁子鲁人，不别出公二家之经，马端临云，公羊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搀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后，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案汉熹平石经，公羊隐公一段，直载传文而无经文是公羊经传亦自别行，不如马氏之言，孔疏云，邱明作传与经别行，公羊梁莫不皆然，是公羊梁左氏之经传，皆自别行，左氏经传，至杜预始合之，公经传，不知何人始合之也，汉志所列古经，即是左氏之经，马氏不知，乃云春秋古经，虽汉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又云，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于是取其已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案三传与经皆别行，而后人合之，马氏乃以为汉人于三传中，取出经文，不知何据，马氏所云先儒，似指朱子所刻春秋经，李焘所定春秋古经而言，然不得谓之汉以来，其立说不分明，皆由不知汉志之古经即是左氏经也，四库提要曰，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经也，谨案左氏经长于二传，详见侯康春秋古经说，然则春秋经文，三传不同，如蔑昧眉阝微之类，专据左氏可也，而君氏尹氏之类，仍当分别观之。
论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传指左传疏引严氏春秋不可信引刘向别录亦不可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锡瑞案史公生于刘歆未出之前，其说最为近古，班氏生于左氏盛行之后，其说信而有徵，史公以邱明为鲁君子，别出于七十子之外，则左氏不在弟子之例，不传春秋可知，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而左氏特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左氏未得口授可知，班氏云，汉初学左氏者，惟传训故，则其初不传微言大义可知，云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由是备章句义理，则刘歆以前，未尝引传解经，亦无章句义理可知，据马班两家之说，则汉博士谓左邱明不传春秋，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邱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必是实事而非诬妄，左传疏据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案沈氏谓陈沈文阿，严氏春秋久成绝学，未必陈时尚存，汉博士治春秋者，惟严颜两家，严氏若有明文，博士无缘不知，如左氏传与春秋经相表里，何以有邱明不传春秋之言，刘歆博极群书，又何不引严氏春秋以博士，则沈引严氏春秋必伪，其不可信者一也，左传疏引刘向别录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陆德明经典释文略同，盖皆本于别录，案左氏传授，史汉皆无明文，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而张苍贾谊张敞传，皆不云传左氏春秋，故范升以为师徒相传无其人，若如别录传授源流，若此彰灼，范升何得以此抵左氏，陈元又何不引以转抵范升，盖如释妄，谓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记，向若传授分明如此，汉书张苍贾谊及儒林传何故不书，则其伪可知也，是唐人已知之而明辨之矣。
论赵匡郑樵辨左氏非邱明左氏传文实有后人附益刘歆以为左邱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始以作传之左氏，为论语之邱明，汉博士惟争左邱明不传春秋，而作传之邱明，与论语之邱明，是一是二，未尝深辨，其后桓谭班固以至啖助，皆同刘歆说，无异议，赵匡始辨之曰，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邱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诬谬实繁，若邱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邱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其书不传，叶梦得疑传及韩魏知伯赵襄子之事，郑樵六经奥论辨之尤力，曰，左氏终纪韩魏知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若以为邱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后，邱明犹能著书，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说而称帝王子孙，案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之运，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案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殿将以公乘马而归，案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当作楚，此误，其为雄辨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如楚师犹拾渖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节，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或问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传无邱明字，不可考，真知言欤，朱子亦谓左传有纵横意思，不腊是秦时文字二条，盖本郑樵，锡瑞宁史记张守节正义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则以不腊为秦时文字，固未可据，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即子家子谓公以一乘入于鲁师之意，一乘仍是车乘，亦未可据为乘马之证，传及知伯或后人续增，不更庶长子类，或亦后人改窜，左氏一书，实有增窜之处，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刘炫孔颖达已明言先儒插此媚世，僖十五年传，上天降灾至唯君裁之四十一字，服杜及唐定本皆无，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王应麟曰，八世之后，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近儒姚鼐以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及季札闻歌，魏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传中盛称魏绛魏舒之类，为吴起附益以媚魏者，陈澧以左传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可见凡例未必尽是，而传文亦有后人所附益，刘逢禄以左氏凡例书法皆出刘歆，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辞，唐宋人已有此疑矣。
论贾逵奏左氏义长于公羊以已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言多诬妄然汉书贾逵传，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レ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八九，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李贤注，左传宋人执郑祭仲曰，不立突将死，祭仲许之，遂出昭公而立厉公，杜预注云，祭仲之如宋，非会非聘，见诱被拘，废长立少，故书名罪之，公羊传曰，祭仲者何，郑之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知权奈何，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左传纪季以阝入于齐，纪侯大去其国，贾逵以为纪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国，乃背兄归雠，书以讥之，公羊传曰，纪委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何贤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请后立庙以存姑姊妹，左传楚平王将杀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员曰，来，吾免而父，尚谓员曰，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子胥奔吴，遂以吴师入郢，卒复父雠，公羊传曰，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许子胥复仇，是不深父也，左传曰，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不可灭已，是以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公羊传冬黑肱以滥来奔，文何以无邾娄，通滥也，曷为通滥，贤者子孙宜有地，贤者孰谓，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让国也，锡瑞案春秋大义在诛乱臣贼子，贾逵以义深君父为重，自是正论，而所举数事，则无一合者，公羊释经者也，经书祭仲纪季字而不名，故以为贤，书黑肱不加邾娄，故以为通滥，左氏纪事不释经者也，序祭仲事，与公羊略同，而未加断语，杜预乃执大夫书名之例，以祭仲书名为有罪，左氏明云祭封人仲足，又屡举郑祭足，是名足字仲甚明，岂有以伯仲叔季为名者乎，左氏曰，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则纪季入齐，是受兄命，亦与公羊略同，贾责以背兄归雠，左氏有此说乎，左氏序予胥亦未加断语，而斗辛有君讨臣谁敢雠之之言，忠孝不能两全，二人各行其是，若如贾逵之说，正可以左氏载斗辛语为不深父矣，公羊借子胥明复仇之义，谓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是泛言人子应复仇不应复仇之通义，子胥之父，以忠获罪，正不受诛应复仇者，公羊未尝不许子胥复仇，贾逵乃不引其上句举事合者，而引其下句不与事合者，妄断为不深父，不犹胥吏之舞文乎，叔术事左氏不载，可不必论，何休解诂序谓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贾逵春秋左氏长义二十卷，见于隋书经籍志者，今佚不存，其所レ三十事，亦不可考，而如所引祭仲纪季伍子胥事，皆不足为左氏深君父，公羊任权变之证，公羊于祭仲之外，未尝言权，逵乃以缘隙奋笔之私心，逞舞文弄法之谬论，欲抑公羊而莫能抑，欲伸左氏而莫能伸，乃必以为左氏义长，而此三事左氏止纪实，而未尝发义，不知其长者安在，逵以已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以难公羊，上欺其君，而下欺后世，东汉之治古学贵文章者，大率类此，惜李育何休，未能一一之。
论左氏传不解经杜孔已明言之刘逢禄考证尤详晰晋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此确论也，袒左氏者，或不谓然，试以春秋经及左氏传证之，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孔疏曰，此年传不解经，经传各自言事，伐戎日食，体例已举，或可经是直文，不须传说，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邱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彼经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说，言下以明上，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虽略解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所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也，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锡瑞案刘氏以为刘歆改窜传文，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传不解经，则杜孔极袒左氏者，亦不能为之辨，杜序明言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孔疏云，邱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是分年附传，实始于杜，非始贾逵，刘氏说犹未，刘氏考证，又举隐二年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全阙，所书皆附益也，十年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七年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九年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一年证曰，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四年证曰，是年文亦阙，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十七年证曰，是年亦阙，十七年证曰，是年文盖阙，庄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每于年终分析晋事，附益之迹甚明，盖左氏旧文之体，如春秋前则云惠之二十四度，获麟，以后则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比附春秋年月，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亦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元年证曰，是年文阙，锡瑞案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晋出晋乘楚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谓经传各自言事，是虽经刘歆贾逵诸人，极力比附，终不能弥缝其迹，王接谓传不主为经发，确有所不见，以刘氏考证为左验，学者可以悄然无疑，刘逢禄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近人有刘氏者，皆强说不足据。
论左氏传止可云载记之传刘安世已有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一之说张杓曰，传有二义，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训诂之传，主于纪事，昔之传春秋者五家，邹氏无师，夹氏无书，今所传惟左公，公依经立传，经所不书，更不发义，故康成谓梁善于经，王接亦曰，公羊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此而例之训诂之传，犹或可也，若左氏之书，据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则曰左氏春秋而言传，据严彭祖引观周篇之文，则言为传与春秋相表里，而不言是释经，据卢氏植王氏接，则谓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为经发，据高氏贺氏循，则并目之为史，是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之传是也，故汉左氏传与春秋分行，至杜元凯作集传，始割传附经，妄生义例，谓传或先经以纪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一似左氏此书，专为解经义者，独不思经止哀十六年，而传则终于二十七年，如依杜说，此十有一年之传，为先后何经，依错何经耶，甚矣其惑也，后儒不察，乃反依据杜本妄议左氏之书，唐权德与谓左氏有无经之传，失其根本，宋王谓左氏贪惑异说，于圣人微旨疏略明，何异孙谓左氏疏于义理，理不胜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传附经，谓左氏专为释经而作，有以启之也，昔人谓三传作而春秋微，余亦谓杜注行而左传隐，锡瑞案史记云，左氏春秋，汉志云，左氏传，近人据博士说，左邱明不传春秋，以汉志称传为沿刘歆之误，此独分别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以左传为载记之传，其说亦通，南齐书陆澄传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阙，据此则服子慎知经传有别，故但释传而不释经，贾景伯则经传并释，杜从贾，不从服，故集解序不及服虔，其后服杜并行，卒主杜而废服，盖以杜解不经，服解无经之故，不知经传分行，实古法也，刘安世曰，公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未尝言之，若左传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据此，则左氏经传，当各自为书，宋人已见及之，可为刘逢禄先路之导。
论杜预解左氏始别异先儒尽弃二传不得以杜预之说为孔子春秋之义杜预春秋序曰，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邱明之传，于邱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邱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以去异端，盖邱明之志也，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疏曰，邱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邱明，公关梁，及毛公韩婴之为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外，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锡瑞案据杜孔之说，杜之集解，异于先儒者有数事，古者经自经，传自传，汉熹平石经，公羊有传无经是其证，杜乃分经附传，取便学者览，此异于先儒者一也，左氏本不解经，先儒多引公二传以释经义，汉儒家法，尚无臆说，杜乃尽弃二传，专以己意解传，并以己意解经，如以周公为旧例，孔子为新例是，此异于先儒者二也，郑注周礼，先引杜郑，韦注国语，明徵贾唐，言必称先，不敢掠美，杜乃空举刘贾许颍，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此异于先儒者三也，杜解不举所出，刘与许颍之说尽亡，贾服二家，尚存崖略，杜举四家而不及服，孔疏遂云服虔之徒，劣于此辈，其说非是，南北分立时代，江南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则服子慎当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则服注盛行可知，据世说新语云，郑君作左氏传注未成，以与子慎，则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北方诸儒徐明传服注，传其业者，有张买奴马敬德邢峙诸人，卫冀隆申报难杜，刘炫作春秋述义，攻昧规过，以规杜氏，惟姚文安排斥服注，南方则崔灵恩申服难杜，虞僧诞又申杜难服以灵恩，秦道静亦申杜以卫冀隆，杜预玄孙坦与弟骥为青州刺史，故齐地多习杜义，盖服杜之争二百余年，至唐始专宗杜，杜作集解别异先儒，自成一家之学，唐作正义扫弃异说，如刘炫以申杜是，又专用杜氏一家之学，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学，亦非左氏之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正如元明以来，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国一家，当时所谓经义实安国之传义，盖舍经求传，而春秋之义晦，舍传求注，而春秋之义更晦矣。
论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不当信刘歆杜预反以邪说诬春秋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讨乱臣贼子之明文，仍茫昧不明者，邪说蔽之也，据孟子所言邪说暴行又作，孔子惧，作春秋，是孔子时已有邪说，邪说与暴行相表里，暴行即谓弑君弑父，邪说谓为弑君父者多方掩饰，解免其罪，大率以为君父无道，应遭弑逆之祸，而弑逆者罪可未灭，凡人欲弑君父，不能无所顾忌，有人倡为邪说，以为有辞可执，乃横行而全无所畏，更有人张大邪说，设为淫辞助攻，益肆行而相率郊尤，后世史书，于被弑之君，皆甚言其恶，如秦苻生史称好杀，刘裕灭后秦，得一老人亲见苻秦之事，云苻生并不好杀，苻坚纂国，史书诬之，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是也，金完颜亮史称淫恶，几非人类，由世宗得国后，令人以海陵恶事进呈者有赏，史称宋齐之主，亦极丑秽不堪，船山史论力辨其不足信，可见乱世无信史，而多助乱之邪说也，此等邪说，春秋时已有之，左氏一书，是其明据，传载韩厥称赵盾之忠，士鞅称栾书之德，弑君之贼，极口赞美，史墨云，君臣无常位，逐君之贼极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见当时邪说诬民，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致有弑君三十六之事，孔子于此[B242]然伤之，以为欲治乱贼，必先关邪说，欲关邪说，不得不作春秋，此孟子所以极推作春秋之功也，左氏原本国史，据事直书，当时邪说不得不载，正赖左氏载之，孟子方春秋时有邪说，益信孔子作春秋辟邪说之功益彰，此左氏所以有功于春秋也，至于左氏凡例，未审出自何人，杜预以为周以，陆淳柳宗元已之，或以为孔子，更无所据，据孔疏云，先儒以为并出邱明，刘逢禄以为刘歆窜入，例与传文不合，实有可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一条，尤与春秋大义反对，杜预释例曲畅其说，以为君无道则应弑，而弑君者无罪，不知君实有道，何至被弑，君而被弑，无道可知，惟无道亦有分别，使如桀纣残贼，民欲与之借亡，汤武伐罪吊民，自不当罪其弑，若但童昏儿戏，非有桀纣之暴，如晋灵公郑灵公之类，权臣素有无君之心，因小隙而弑之，与汤武之伐罪吊民，全然不同，岂得藉口于君无道而弑者无罪乎，杜预于郑祝聃射王中肩一事，曲为郑伯回护，谓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焦循作左传补疏序曰，预为司马懿女婿，目见成济之事，射王中肩，即成济抽戈犯跸也，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锡瑞案预父恕与司马懿不合，幽死，预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马氏篡魏，正与刘歆父向言刘氏王氏不并立，而歆助王莽篡汉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讨之乱贼，而左氏创通于刘歆，昌明于杜预，则左氏一书，必有为二人所乱者，故林黄中以君子曰为刘歆之言，刘逢禄以为歆窜入凡例，焦循以为预作集解，将为司马氏饰，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后人乃反以邪说诬春秋，盖不特孔子之经，为所诬罔，即左氏之传，亦为所汨乱，致使学者以左氏为诟病，若歆与预乃左氏之罪人，岂得为左氏之功臣哉，读左工者于此等当分别观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义断之可也。
论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读者宜加别白断以春秋之义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作者意在兼收，读者宜加别白，或古今异事各有隐衷，或借儆其君，自有深意，或阿附权臣，实为邪说，未可一概论也，所谓古今异事，各自隐衷者，古者诸侯世爵，大夫世卿，卿命于天子，与诸侯同守社稷，故臣皆以社稷为重，如崔子弑齐君，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若合符节，孟子言诸侯社稷，则君属诸侯，说春秋义国君死社稷，国君亦属诸侯，或疑孟子之言为过，又疑晏子不死为无勇，皆未晚古义也，又如晋范文子鲁叔孙昭子，皆使祝宗祈死而卒，杜预以为因祷自裁，夫二子不惜一死自明，文子何不以死卫君，昭子何以死讨季氏而复君，而二子不为者，彼自祖宗以来，世有禄位，外虽忧国，内亦顾家，故宁亡其身，而不肯亡其家，文子之祈死也，恐与三同夷族也，昭子之祈死也，以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观于宋公孙寿辞司城，使其子意诸为之，谓去官则族无所庇，虽亡子，犹不亡族，可知春秋世卿，以族为重，非如后世大臣起自田间，其位既非受之祖宗，其死亦无关于家族，忠义奋发，可无内顾，此则古今异事，而古人之隐衷，不尽白于后世者也，所谓借儆其君，自有深意者，如卫侯出奔齐，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危言激论，令人悚然，借儆其君不嫌过当，孟子有土芥寇雠之言，有残贼一夫之戒，皆封齐王言之，或疑孟子之言未纯，盖不知为讽，师旷之意，犹孟子之意也，所谓阿附权臣，实为邪说者，如鲁昭公薨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封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夫简子晋之权臣，正犹鲁之季氏，为史墨者当斥季氏之无君，戒简子之效尤，乃盛称季氏而反咎鲁君，且以君臣无常位为言，则真助乱之邪说矣，君尊臣卑，比于上天下泽，何得以雷乘乾与陵谷之变，为君臣无常位之比哉，师旷与史墨两说相似而实不同，一封君言，则不失为纳约自牖，一封臣言，则足以推波助澜，国史并记之，左氏兼存之，读者当分别观之，而是非自见，不当不分黑白，而概执为春秋之义也。
论左氏所谓礼多当时通行之礼非古礼杜预短丧之说实则左氏有以启之朱大韶左氏短丧说曰，晋书杜预传议曰，周景王有后世之子丧，既葬，除丧而宴，叔向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则是既葬应除，而违谅ウ之节，按杜预短丧之说，固为名教罪人，实则左氏有以启之，诸传所载文元年晋襄公既祥，朝王于温，襄十五年十二月，晋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于曲沃，会于溴梁，晋侯与诸侯宴，使诸大夫舞，歌诗必类，传载其事，而无贬刺之文，昭十二年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礼也，六月葬郑简公，未葬而请免丧，则既葬即除丧矣，以此为礼，此杜预所藉口以诬世者也，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咸，晋侯以公宴，问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对曰，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寡君在行，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按杂记曰，以丧冠者，虽三年之丧可也，既冠于次，哭踊者三，乃出，此谓孤子当冠之年，因丧而冠，故曾子问曰，除丧不改冠乎，明不备礼，穆姜襄公祖母，承重三年，公年十二，未及冠，又因丧冠而用吉冠，此何礼也，文元年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也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襄元年邾子来朝，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左氏并曰礼也，凡君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昭十一年五月齐归薨，大于比蒲，非礼也，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祥，礼也，按聘礼，于聘君曰，宰入告具于君，朝服出门左南乡，于所聘之君曰，公皮弁迎宾于大门内，始即位必相聘，则两国之孤，并须释服即吉礼，经又曰，聘遭丧，入境则遂，不郊劳，不筵几，不礼宾，遭大夫世子之丧，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庙，其他如遭君丧，此已入竟而遭所聘君之丧，非因即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于后，入竟则遂，赴者未至，则哭于巷，衰于馆，赴者至则衰而出，云入竟则遂，若未入竟，则反奔丧矣，岂有君丧未期，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丧三年不祭，不以纯凶接纯吉也，尝之礼尚不行而要结外援，舍其本而末是图，此何礼也，昭十年晋平公既葬，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见新君，叔向辞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封，引彼证此，自相乖刺，而郑箴膏肓曰，周礼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礼，按父子相继曰世，非谓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礼，三年丧毕，当先朝天子，不得诬，周官丧服斩衰章一曰，君天王崩末葬，而诸侯自相朝，此何礼也，君母之丧服斩，盟礼非皮弁即朝服，以大为非礼，而以盟为礼，此何礼也，文二年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甥舅修婚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内不图昏，董子曰，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而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风主昏，得权宜之礼，按礼为长子三年，无论成风，不当主昏，即主昏亦须礻覃后，凡事可以权，三年之重，无所谓权，郑此说所谓又从而为之辞，左氏习于衰世之故，以非礼为礼，不知春秋所书，皆直书其事，不待贬绝，而其恶自见者也，锡瑞案郑君云，左氏善于礼，实则左氏之所谓礼多春秋衰世之礼，不尽与古礼合，故左氏亦自有矛盾之处，以如大为非礼，载叔向辞诸大夫欲见新君，非不知吉凶不可并行，而于他处又以为礼，此矛盾之甚者，朱子曰，左氏说礼皆是周末衰乱不经之礼，无足取者，陈傅良谓礼也者，盖鲁史旧文，未必皆合于春秋，其说是也，郑异义谓诸侯岁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或以为文襄之制，则郑君亦知左氏之礼，不可尽据，而箴膏肓又强为饰说，至以丧娶为合权宜不亦谬乎，朱大韶左氏，可谓辞严义正，三年之丧，在春秋时已不通行，故滕人有鲁先君亦莫之行等语，左氏序事之书，据事直书，不加褒贬，自是史家通例，其所云礼，为当时通行之礼，亦不必为左氏深咎，惟文元年穆伯如齐始聘，文二年襄仲如齐纳币，襄元年邾子来朝之类，乃左氏自发之凡，杜预且以凡例皆出周公，是周公已制短丧之礼，且制丧娶之礼矣，此则万无可解，即袒左氏者，如沈钦韩等，亦无以申其说，必如刘逢禄以凡例为刘歆增窜，乃可以为左氏解也。文公丧娶，在三年外，惟纳采问名，犹在三年之中，故左氏不以为非，公羊受经子夏，子夏作丧服传，讲丧礼最严，故公羊云，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公羊有师授，左氏无师授之一证，杜孔乃曲为左氏解，以为文公纳采，在为太子之时，此所谓又从为之辞，亦非左氏意也。
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圣经，可以独有千古，史记汉书，后世不废，岂得废左氏乎，且其书比史汉近古，三代故实，名臣言行，多赖以存，如纳鼎有谏，观社有谏，申名子之对，御孙别男女之贽，管仲辞上卿之飨，魏绛之述夏训虞箴，郯子之言纪官，子革之诵祈招，且有齐虞人之守官，鲁宗人之守礼，刘子所云天地之中，子产所云天地之经，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礼之善物，王应麟汉制考序，尝历举之，顾栋高陈澧皆引之，以为左氏之善矣，然左氏记载诚善，而于春秋之微言大义，实少发明，则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间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谠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曰，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旨，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其当示于后代者，自可载于史书尔，今左氏之传见存，必欲耽玩文彩，记事迹者，览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请观此传焉，锡瑞案陆氏自言其所作集传，不取左氏无经之传之义，治春秋者皆当知此义，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传，离之双美，合之两伤，经本不待传而明，故汉代春秋立学者，止有公羊，并无左氏，而春秋经未尝不明，其后左氏盛行，又专用杜预集解，学者遂执左氏之说，为春秋之义，且据杜氏之说，为左氏之义，而春秋可废矣，分别春秋左氏最明者，惟唐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此议载令狐澄大中遗事，孙光宪北梦琐言，陈商在唐代不以经学名，乃能分别夫子修经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使史与史记汉书等列，以杜预参贯经传为非，是可谓卓识，其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汉博士云，邱明不传春秋之说也，非缘饰经旨，即晋王接云，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发之说也，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杜预孔颖达不知此意，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
论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郑二家分左右袒皆未尽得二传之旨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许慎作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是也，又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锡瑞案戴宏汉人，其言当可信据，左氏书先出，而不传口授之义，公羊书后出，而实得口授之传，此汉所以立公羊，而不立左氏也，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惟左氏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汉博士惟以尚书为备，亦未尝攻古文，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邱明不传春秋抵之，韩歆请立左氏，则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作长义四十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李育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四十一事，何休与其师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郑康成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隗禧谓左氏为相斫书，不足学，钟繇谓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盖他经虽义说不同，尚未大相反对，惟左氏与公羊，不止义例不合，即事实亦多不符，左氏以文宣为父子，昭定为兄弟，公羊以文宣为兄弟，昭定为父子，鲁十二公伦序，已大不同，左氏经作君氏卒，以为鲁之声子，公羊经作尹氏卒，以为周之世卿，所传之经，一字不同，而一以为妇人，一以为男子，乖异至此，岂可并立，平心而论，以左氏为相斫书则诋之大过，亦由治左氏者，专取莫敖采樵栾枝泄柴之类，有此致之，以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专以繁简详略言之，不关大义，郑众贾逵长义不传，贾所举左氏深于君父不可据，已见前，李育羊弼书亦不传，何休墨守，仅存一二，废疾得失互见，膏肓以左氏所载之文，为左氏之罪，未知国史据事直书之例，且论多琐细，惟兵谏娶数条，于大义有关，郑发墨守，亦仅存一二，起废疾，亦得失互见，针膏肓，多强说，以文公丧娶为权制，岂有丧娶可以从权者乎，后汉书于郑康成针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兴，盖郑君虽先习公羊，而意重古学，常轩左氏而轾公羊，重其学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自汉以后，治公羊者，如晋之王接王愆期，已不多见，北史儒林传云，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而其传载习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传又云，公羊梁多不措意，则以为河北行公羊，似非实录，唐志公羊疏无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或云徐彦，郡齐读书志，引李献民说同，董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王应麟小学绀珠，谓公羊疏徐彦撰，宋志直云，徐彦公羊疏三十卷，严可均曰，不知何据，即徐彦亦不知何代人，东晋有徐彦与徐众同时，见通典九十五，又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彦，与征西桓温笺，而疏中引及刘宋庾蔚之，则非东晋人，今世皆云唐徐彦，尤无所据，盖涉徐彦伯而讹耳，疏先设问答，，与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无比体例，所引书百二十许种，最晚者，郭璞庾蔚之，余皆先秦汉魏，开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齐梁陈隋唐，无此官制，惟北齐有之，则此疏北齐人撰也，洪颐煊姚范之说略同，王鸣盛以为即北史徐遵明，考其年代，似亦相近，惟据北史所载，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未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治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若以葬桓王一条，同于杨士勋梁疏，谓徐袭杨疏，当在杨后，又安知杨士勋非袭徐疏乎。
论春秋必有例刘逢禄许桂林释例大有功于公羊梁杜预释例亦有功于左氏特不当以凡例为周公所作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乱，经解引此为夫子自道，是犹孟子两引孔子之语，皆圣人自发其作春秋之旨，最可凭信，古无例字，属辞比事即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后汉书陈宠传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义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乱，乱由于无比例，是后世说经之弊，夫子已预防之矣，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是胡毋生以公羊传著于竹帛，已为之作条例，董仲舒曰，春秋无达例，则董子时公羊春秋已有例可知，胡毋生条例，散见解诂，未有专书，何休文谥例，仅见于疏所引，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刘逢禄作公羊何氏释例以发明之，其释时月日例，引子思赞春秋上律天时，以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月日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省悟，推阐甚精，梁时月日例更密于公羊，许桂林作梁释例以发明之，其有功于梁，与刘逢禄有功于公羊相等，范宁解梁亦有例，四库提要曰，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陈澧曰，杨疏有称范氏略例者，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可称别例，杨疏所引二十余条，王仁圃汉魏遗书钞已钞出，据此则公羊梁二家说春秋者，皆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在杜预之前，左氏传本无日月例，孔疏曰，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陈澧曰，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且日食不书日，为官失之，其说通，大夫卒，公不与小敛，不书日，则不可通，孔巽轩云，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公岂得与小敛乎，此无可置辨矣，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以公有之，故亦仿效而为此二条耳，锡瑞案二条为后人附益，固无可疑，即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郑贾颍已言例在前，则非杜预所创，特不当以旧例为周公所定耳。
论日月时正变例胡安国曰，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辞同者，后人因谓之例，有事同而辞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案春秋正变例以日月时为最著明，正例日则变例时，正例时则变例日，而月在时日之间，公羊梁说已详晰，而后人犹疑之者，以解者繁杂，未有简明之说以括之也，今据春秋之例，讨贼侵伐常事与不以日月为例，春秋记事，大事记之详，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诸侯卒，大异宗朝灾祭事盟战，所关者大，重录之则详，故记其日，小事则从略，如来往如致朝聘会遇外盟外战，一切小事，皆例时，大事日，小事时，一定之例也，亦记事之体，应如是也，至于轻事而重之，则变时而日月焉，重事而轻之，则变日而月时焉，事以大小为准，例以时日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时日之中，为消息焉，凡月皆变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变也，柯之盟时者，变之至也，此日为正，月为变，时为尤变之例也，小事例时，如外诸侯葬例时，月为变，日为变之甚，此时为正，月为变，日为尤变之例也，又如朝时也，变之则月，尤变则日，用币时也，谨之则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为变，外诸侯卒例日，变之则月，尤变则时，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时之为变，凡变则有二等，以差功过浅深，故月皆变例，从时而日，从日而时，皆变之尤甚者，有条不紊，网目明白，先儒因有记时分早暮二例，遂遍推之，则正例有三等，无以进退，而于二主之间，又添一主，则正变不明，端委朦混，治丝而棼，故使人疑之也，浅人以为经承旧史，或时或月或日，皆无义例，则断烂朝报，可为确论矣。
论三传以后说春秋者亦多言例以为本无例者非是洪兴祖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锡瑞案洪氏此说，比例正合，圣人作春秋，当时尝自定例与否，诚未可知，而学者观圣人之书，譬如观天，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各成义例，皆有可通，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不得以为非天之度，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岂得以为非春秋之例乎，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云，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曰牒例，郑众刘实也，曰谥例，何休也，曰释例，颍容杜预也，曰条例，荀爽刘陶崔恩也，曰经例，方范也，曰传例，范宁也，曰诡例，吴略也，曰略例，刘献之也，曰通例，韩陆希声胡安国毕良史也，曰统例，啖助丁副朱临也，曰纂例，陆淳李应龙戚崇增也，曰总例，韦表微成元孙明复周希孟叶梦得吴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说例，刘敞也，曰忘例，冯正符也，曰演例，刘熙也，曰义例，赵瞻陈知柔也，曰刊例，张思伯也，曰明例，王王日休敬铉也，曰新例，陈德宁也，曰门例，王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会例，胡箕也，曰断例，范氏也，曰异同例，李氏也，曰显微例，程迥也，曰类例，石公孺周敬孙也，曰序例，家铉翁也，曰括例，林尧叟也，曰义例，吴迂也，而梁简文帝齐晋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孙立节有例论，张大亨有例宗，刘渊有例义，刁氏有例序，绳之以例而义益纷纶矣，彦直崔子方字，谓圣人之书，总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乃列一十六门，而皆以日月时例之，亦一家之言云尔，案诸家书多不传，未能考其得失，惟陆淳纂例，兼采三传，崔子方本例，多本公，能成一家之言，其后赵汸春秋属辞为最著，孔广森公羊通义本之，谓知春秋者惟赵汸一人，或谓赵汸崔子无三科九旨以统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窒，左支而右绌，是二家之书，亦未尽善，盖日月例公已极详密，崔子方等更求详于公之外，又不尽用公之义，未免过于穿凿，然例虽未尽善，犹愈于全不言例者，全无例则必失乱矣，后人矫言例者支离破碎之过，谓春秋本无例，出后儒传会，郑樵谓例非春秋之法，为此说者，非独不明春秋之义，并不知著书作文之体例矣，凡修史皆有例，史记汉书自序，即其义例所在，后世修史，先定凡例，详略增损，分别合并，或著录，或不著录，必有一定之法，修州郡志亦然，即自著一部书，或注古人之书，其引用书传，编次子目，亦必有凡例，或自列于简端，即为人撰碑志墓铭，其述祖考子小官爵事实，亦有例，故有墓铭举例金石三例等书，惟日录笔记，随手纪纪载，乃无义例，再下则胥吏之档案，市井之簿录耳，圣人作经以教万世，乃谓其全先例义，则于档案簿录，比后儒之著书作文者，犹不逮焉，诚不知何说也。
论啖助说左氏具有特识说公得失参半公大义散配经文以传考之确有可徵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三传得失议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不以原情为说，欲令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诞，又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遂令邪正纷糅，学者迷宗也，公羊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原注，传中犹称梁子曰，是其证也。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春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为褒贬，诚则然矣，其文亦有文异而义不异者，原注，详内以略外，因旧史之文之类是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梁，又不知有不告则不书之义，凡不书者皆以义说之，且列国至多，若盟会征伐丧纪，不告亦书，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况他国之事，不凭告命，从何得书，但书所告之事，定其善恶，以文褒贬耳，左氏言褒贬者又不过十数条，其余事同文异者，亦无他解，旧解皆言从告及旧史之文，若如此论，乃是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乎，予故谓二者之说俱不得中，锡瑞案啖氏春秋之学非专家，故所说有得有失，其说左氏具有特见，说公则得失参半，谓三传皆后学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与公羊徐疏同，徐疏惟言公羊梁，啖氏并言左氏，亦以为门人乃著竹帛，且有附益，故啖氏兼取三传，而不尽信三传也，啖氏不云左氏非邱明，但云传非邱明自作，比赵匡之论，为更平允，谓公得子夏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所见尤精，既云二传传经，密于左氏，不得疑其繁碎，春秋之旨数千，圣人详示后人，无所谓不夷旷，若其矛盾穿凿，正由散配经文时致误，与左氏之徒，附益迂诞，正相等耳，公释经虽密，亦或有经无传，经所书者间无其说，不书者以义说之，实所罕见，啖氏知不告则不书，不知春秋即告者亦多不书，圣人笔削，大率笔者一而削者十，若从旧史赴告全录，则一年之中，亦可盈卷矣，以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左氏家经承旧史，尤为明快，知啖氏云公大义散配经文之说是者，如君子大居正一条，公羊以之说宋宣，梁以之说鲁隐，是二家据春秋大居正之大义，散配经文，而参差不同之明证也，公羊传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未知其为齐与曹与，是公羊家据春秋讥世子之大义，散配经文，而未知其属齐世子，属曹世子，游移莫决之明证也，明乎此，而于传义之可疑者，不必强通，啖氏见及此，可谓卓识矣。
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未尝无扶微学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三传专门之学，本不相通，而何休解诂序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疏云，三传之理，不同多矣，群经之义，随经自合，而颜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据此则汉之治公羊者，未尝不兼采三传也，杜预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肤引公羊梁，足自乱，孔疏云，公羊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足以自错乱也，疏序又云，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诂训，然杂取公羊梁以释左氏，据此则汉之治左氏者，未尝不兼采三传也，范武子梁集解序，兼及左氏公羊，尤为显著，惟诸人兼采三传，仍是专主一家，间取二家之说，裨补其义，晋刘兆作春秋调人三万言，又为左氏传解，名曰全综，作公羊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似已合三传为一书，而其书不传，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翁，皆其著者，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刘敞春秋传，本啖赵陆之法，删改三传合为一传，陈澧纠其删改不当，如郑伯克段于鄢，录左传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追而杀诸鄢，既信公梁段之说，乃录左传而删改之，此孔冲远所谓方凿圆枘者，胡安国春秋传杂采三传，参以己意，朱子已其王不称天，以宰亘为冢宰，桓公不书秋冬，贬滕称子之类，其说有本于公者，有胡氏自为说，出公之外者，盖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如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也，案吴氏极推三子得圣人之义，胜于汉儒之不合不公，盖自唐宋以后，春秋无复专门之学，故不知专门之善，而反以为非，后儒多归咎于昌黎三传束阁之言，见昌黎赠玉川子卢仝诗。诋啖赵陆不守家法，而据啖子，曰，今公羊梁二传殆绝，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则其时春秋之学不讲可知，唐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公羊梁殆绝，十六年杨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公羊梁殆将绝废，啖氏正当其时，于经学废坠之余，为举世不为之事，使公二传复明于世，虽不守家法，不得谓其无扶微学之功也。
论公传义左氏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自啖助斟酌三传，各取其长，云左氏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宋人推衍其说，胡安国曰，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梁，叶梦得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朱子曰，左氏是史学，公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会讲学，公考事甚疏，然义理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会见国史，吕大圭曰，左氏熟于事，公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乃经生也，吴澄曰，载事则左氏详于公，释经则公精于左氏，锡瑞案诸说皆有所见，朱子之说尤晰，惟兼采三传，亦必有啖赵诸人之学识，方能别择，初学不守家法，必至茫无把握，而陷于春秋之失乱，公精于义，左氏详于事，诚如诸儒之说，春秋重义不重事，治春秋者当先求公之义，而以左氏之事证之，乃可互相发明，不至妄生疑难，即啖助云，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之说，若但考左氏之事，不明春秋之义，将并传之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至如杜预孔颖达诸人从传经，非圣无法，正犹齐人知有孟尝君，而不知有王，秦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矣，引左氏之事，以证春秋之义可也，据左氏之义，以为春秋之义不可也，左氏不传春秋，本无义例，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始有章句义理，杜预排斥二传，始专发左氏义，刘歆杜预之义明，而孔子春秋之义隐，左氏凡例书法君子曰，前人已多疑之，陆淳已弑君灭国薨赴以名之例矣，朱子曰，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左传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指孔父荀息诸人，左氏亦无贬诸人明文，惟论荀息有君子曰，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此是实事，史官据事直书，不碍，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公羊说君子大居正，是儒者议论，案朱子说是也，且殇公立而被弑，所谓其子飨之安在，非但不明义理，并不合事实，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伯克段于鄢传文，太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遂字上无所承，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诸儒多云左氏亲见国史，事必不误，亦未尽然，姑举一二证之，如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杜解曰，暨与也，燕与齐平，前年冬齐伐燕间无异事，故不重言燕从可知，孔疏曰，此直言暨齐平，不知谁与齐平，梁传云，以外及内曰暨，谓此为鲁与齐平，贾逵何休亦以为鲁与齐平，许惠卿以为燕与齐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孙羯侵齐，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尔以来，齐鲁不相侵伐，且齐是大国，无为求与鲁平，此六年冬齐侯伐北燕，将纳简公，齐侯贪贿而与之平，故传言齐求之也，齐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许君近之，案经例即燕与齐平，当书燕，鲁与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孙如齐莅盟，公不在国，故齐无来者，据经言之，贾君为得，杜则从许说也，案疏举经例甚明，当从公，而左氏本年传，明云齐燕平之月，则左实以为燕与齐平，贾解左氏乃从公，孔疏云，贾逵杂采公，此其一证，许服杜则以左解左，然左实与书法不合，亲见圣人亲见国史者，何以有此误乎，左氏传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为之妻于齐而美，公妻之，生寿及朔，夫宣公庶母，必在即位之后，生子能妻，必十六七年，公妻之，生寿及朔，朔能谮兄，寿能代死，必又十六七年，而卫人立晋在隐四年，宣公卒在桓十三年，共止二十年，如何能及，若谓夷姜在即位前，桓公不应容其弟浊乱宫闱，石昔未必立此秽德彰间之公子，史记云，爱夫人夷姜，不云淫，则左氏未可信，洪迈谓十九年之间如何消破，此最为难晓也。晋献公齐姜，近人亦有疑之者，蘧伯玉延陵季子皆年近百，而服官帅师，事亦可疑，是左氏之事，亦不尽可信也，朱子曰，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亦不尽信左氏，公羊传惟季姬使郐子请己单伯淫子叔姬，叔术妻嫂，事有可疑，董子繁露于此数事皆无说，或以不关大义，或亦疑而不信，学者于此等处阙疑可也，解诂是章句，不得不解传，繁露说大义，故于此数条皆无说，学者亦不必强说。
论刘知几诋毁春秋并及孔子由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以求圣经说春秋者，唐刘知几为最谬，其作史通有惑经申左二篇，诋毁春秋，并诋孔子，曰，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戎实豺狼，非我族类，夫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不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锡瑞案刘氏但晓史法，不通经义，专据左氏，不读公，故不知春秋为尊亲讳，其书不书，皆有义例，非可以史法善恶必书绳之，左氏传云，孙宁出君，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夫子以为臣出君，不可训，故更之曰，卫侯ぅ出奔齐，以君自出为文，天王狩于河阳，其义亦然，左氏引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是隐讳之义，左氏亦知之，而续经云，齐陈恒执其君，于舒州，则与春秋不书孙宁出君之义相背，是左氏于春秋隐讳之旨，半明半昧，刘氏则全不知，夫吴为伯主，故耻不书，公及戎盟，本无庸讳，且及戎盟，隐桓二年凡两见，刘举桓而失隐，知其读春秋不熟矣，刘氏又曰，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反不讨贼，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案刘氏此说，亦由不解隐讳之义，郑伯髡原如会，卒于操，公羊传明以为隐，以为弑，以为为中国讳，楚子卷齐侯阳生卒，公羊无说，左氏亦但于郑伯之卒云，以疟疾赴于诸侯，楚郏敖齐悼公，左氏以为弑，而不云以疾赴，刘云各以疾赴，不知何据，反不讨贼，本晋史之旧文，药不亲尝，由君子之听止，是二君之弑，初非夫子所加，夫子特因旧文书之，以著忠臣孝子之义，若齐郑楚三君，其国无董狐之直笔，国史本不书弑，夫子岂得信传闻之说，遽加人以弑逆之罪乎，至郑伯隐讳，又是一义，刘氏不明其义，而并为一谈，斯惑矣，鲁桓弑隐，但书公薨，刘氏以为董狐南史各怀直笔，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不知南董非崔赵之臣，故可直书，孔子是鲁臣，于其先君篡弑，不可直书，刘氏在唐，曾为史官，试问其于唐代之事，能直书无隐否，乃以此惑圣经，并疑孟子之言为乌有，固由读书粗书疏，持论犷悍，亦由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以求圣经也。
论刘知几据竹书以诋圣经其惑始于杜预唐之陆淳刘贶已正其失且刘氏受惑之处非直此也，曰，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纪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又案晋自鲁闵公以前，未通于上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斯则闻见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他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必阙，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乎，又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坟出记，皆与鲁史符同，至于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辞，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锡瑞案刘氏据左传而疑经，谓经全因旧史，已是大惑，又据竹书而疑经，谓经何以不改旧史，更滋其惑，而其惑实始于杜预，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论汲冢书云，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后，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胡渭曰，竹书纪年文意简质，虽颇似春秋经，然此书乃战国魏哀王时人所作，往往称谥以记当时之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杜氏后序则谓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不亦过乎，案胡氏此说足解杜氏之惑，即足解刘氏之惑，春秋传于子夏，子夏退老西河，为魏文侯师，魏人必有从之受春秋者，纪年作于魏哀王时，距孔子作春秋已百年，其书法明是仿春秋，杜氏乃疑古史书法本然，孔子春秋，是依仿此等书为之，而益坚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思著书年代先后，具有明徵，但有后人袭前人，未有前人袭后人者，孔子作春秋，在百年前，魏人作纪年，在百年后，犹之史记在汉书前，三国志在后汉书前，若有谓史公袭班书，陈寿袭范书，人未有不哑然笑者，杜氏之惑，何异于是，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曰，若左氏非受经于仲尼，则其书多与汲冢纪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刘惠卿名贶，著书云，纪年序诸侯列会，皆举其谥，知是后人追修，非当世正史也，至于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皆夫子褒贬之意，而竹书之文亦然，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别有春秋一卷，全录左氏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故知此书按春秋经传而为之也，刘之此论当矣，且经书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传释云，鲁故也，以为是纪大夫裂之字，缘为鲁结好，故褒而书字，同之内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则鲁国褒贬之意，而竹书自是晋史，亦依此文而书，何哉，此是明验，其中有郑庄公杀公子圣，春秋作段，鲁桓公纪侯莒子盟于区蛇，如此等数事，又与公羊同，其称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则魏惠成王时，史官约诸家书，追修此纪，理甚明矣，观其所记，多诡异鄙浅，殊无条例，不足凭据而定邪正也，案刘贶陆淳皆唐人，曾见纪年全书，其说可凭，陆年辈后于刘知几，其说正可刘，以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为夫子褒贬之特笔，远胜刘说以为出琐语晋春秋矣，陆通经学，刘不通经，故优劣判然也。
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如刘知几说刘知几说春秋虽谬，犹知春秋左传之分，共论史体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前二家经也，后二家史也，中二家左传国语，则在经史之间，是刘知几犹知春秋家与左传家，体例不同，当分为二，不当合为一也，古经传皆别行，据汉书艺文志与左传序孔疏具有明证，熹平石经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时专主公羊，故直以公羊为春秋，后世孤行左传，又直以左传为春秋，公羊字字解经，经传相附，以公羊为春秋可也，左氏本不解经，经传不相附，或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以左氏为春秋不可也，唐人作五经正义，春秋主左氏传，公羊梁虽在中经小经之列，而习此二经者殆绝，唐时如啖赵陆兼通三传者甚少，如陈商能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史者，更别无其人矣，宋人刊十三经注疏，公称公羊梁，左氏称春秋左传，明以春秋专属左氏，而屏公于春秋之外，夫以公之字字解经者，不以春秋属之，左氏之本不解经者，独以春秋属之，宜乎学者止知有左氏传，不知有春秋经，圣人之作经为万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洪迈容齐续笔，有绍圣废春秋一条云，五声本于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黄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为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卡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如洪氏说，彼悍然废春秋者，罪诚大矣，然亦岂非唐宋以来不尊春秋，有以阶之厉乎，宋人以春秋专属左传，由于唐作正义但取左传，汉人以礼经专属仪礼，而唐作正义但取礼记，故后世以礼记取士，论者讥其舍经用传，礼记体大物博，虽有解仪礼数篇之义，而非尽解仪礼，不得全谓之传，若左氏明春秋之传，传又不与经合，而后世左氏孤行，舍经用传，较之舍仪礼而用礼记者，盖有甚焉，王应麟困学纪闻，先列春秋，继以左传公羊梁，分别尚晰，学者当知如此分别，则经传部居不紊，不得以春秋专属左氏，而竟以左氏冒春秋，后之治左氏者，能诠择经义，解说凡例，可附于春秋家，若专考长历地名人名事实，或参以议论者，止可入左氏家，以与圣经大义无关，止可谓之史学，不得谓之经学也。
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非徒因仍旧史陈寿祺曰，窃观孟子方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虽据旧史之文，必有增损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孔子书之曰，卫侯ぅ出奔齐，晋文公召王而朝之，孔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卒曰孟子卒，孔子书孟子卒，而不书夫人吴，此其增损改易之验，见于经典者也，华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鲁春秋记晋丧曰，弑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于春秋皆无异辞，此循旧而不改之验也，太子独记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则知此为春秋特笔，以起不能防闲，文姜之失，妾母独录惠公仲子僖公成风，而略于敬嬴定姒齐归，则知此亦春秋特笔，以著公妾立庙，称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见桓三年及宣十六年，盖承屡之后，书以示宰，王臣书氏，惟见隐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盖兆世卿之乱王室，书以示讥，则其他之删削者夥矣，外大夫奔书字，惟见文十四年宋子哀，盖褒其不失职，外大夫见杀书字，惟见桓二年孔父，盖美其死节，公子季友公弟叔称字，季子高子称子，所以嘉其贤，齐豹曰盗，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恶，公薨以不地见弑，夫人以尸归见杀，师以战见败，公夫人奔曰孙，内杀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执，与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笔也，是知圣人修改之迹，不可胜数，善善恶恶，义逾哀钺，然后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劝惩由此生，治乱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苟徒因仍旧史，不立褒贬，则诸侯之策，当时未始亡也，孔子何为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写鲁史之文，则孟子何以谓之作，则知我罪我安所徵，乱臣贼子安所惧，锡瑞案陈氏引春秋书法，兼采三传，求其增损改易之迹，可谓深切著明，即此足见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其说近是而实不是，孔子作春秋非可凭空结撰，其承旧史是应有之事，鲁史亦非能凭臆捏造，其承赴告亦是应有之事，左氏家说本非全然无理，特后人视之过泥，持之太坚，谓春秋止是钞录旧文，尚不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袭三国志，新五代史唐书之因旧五代史唐书，犹有增损改易之功，则春秋一书，于鲁史为重台，于左传为疣赘，宋人废之，诚不过矣，而春秋经岂若是乎。
论宋五子说春秋有特见与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预后以后之陋见谬解宋五子于春秋无专书，而说春秋皆有特见，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而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程子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共微辞隐义，时措咸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制，惟孟子为能知之，朱子曰，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又曰，三家皆非视见孔子，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又曰，杜预每到不通处，不云传误云经误可怪，是何识见，锡瑞案春秋始误于杜预，而极谬于刘知几，当以宋五子之说正之，其说与孟子公羊之旨合，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非即素王改制之旨乎，曰，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非即为汉定道之旨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非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旨乎，曰功过不相掩，非即善善从长之旨乎，程子曰，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非即作春秋垂空言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之旨乎，引行夏之时四语为证，非即损益四代，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之旨乎，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岂得如杜预云周公已有春秋凡例乎，曰，乃仲尼所自作，岂得如杜预云孔子多钞鲁史旧文乎，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与门人讲说，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之意，而史记以鲁君子左邱明，列七十子口受传旨之外，则邱明不得口受，不当如刘歆轻口说而重传记矣，曰，三家皆非亲见孔子，公皆子夏弟子，未必亲见孔子，而作传之邱明，与论语之邱明，是一是二，古无明文，不必如刘歆云邱明亲见圣人，荀崧云邱明造膝亲受矣，程子云，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尤道尽杜预以后诸儒之陋见谬解，春秋经世，庄子尝言之矣，其义在孟子云，天子之事，公羊云，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预以后，不明此义，其高者以为惩恶劝善，仅同良史直书，其下者以为录旧增新，不过钞胥校对，其失由于专据左氏，不治公，于孔子所以为后王立法，以驯致太平者，全未梦见，孟子所称为天下一治，功可继群圣者，亦不致思，宋五子非春秋专门，未心深求公二传，乃独能知微言大义，不惑于杜预诸人浅陋之见，由其学识超卓，亦由此心此理之同，与古人不谋而合也，程子曰，大义炳如日星，朱子已引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以证之，至于微辞奥义，时措咸宜，程朱以为难知者，学者能研求公二传，当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