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著宋史评，为王安石、韩侂胄辩也
十二月，著宋史评，为王安石、韩侂胄辩也。其辩安石略曰：“荆公昼夜诵读，著书作文，立法以经义取士，亦宋室一书生耳；然较之当时，则无其伦比，廉孝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想。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即当时至元祐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亦讼其法，以为不可尽变。惟青苗、均输、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窦。然人亦会考当日之时势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岁疮发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称帝，此皆臣子所不可与共戴天者也。宋岁输辽、夏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吊、聘问、赂遗近幸又倍是，宋何以为国！买以金钱，求其容我为君，宋何以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举兵，则兵不足；欲足兵，饷又不足。荆公为此，其得已哉！辟之仇戕吾父兄，吾急与之讼，遂至数责家赀，而岂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闻北风而战栗，于是墙堵而进，与荆公为难，大哄极诟，指之曰奸、曰邪。并无一人与之商搉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计焉；惟务使其一事不行，立见驱除而后已，而乃独责公以执拗，可乎！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办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而韩琦、富弼等，必欲沮坏之。毋乃荆公当念君父之，而韩、富、司马光等，皆当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敌疑者近有七：一招高丽朝贡；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树于西山，制其蕃骑；一创团保甲；一筑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领弓矢新式，大作战车；一置河北三十七将，皆宜罢之以释其疑。’嗟乎！敌恶吾备，则去备；若敌恶吾有首，将去首乎！此韩节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见，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计，而史半削之，幸琦误以为罪状遂传耳，则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诋荆公，陆佃曰：‘此谤书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耶！其指斥荆公者，是耶？非耶？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辩侂胄略曰：“南宋之金，与北宋之辽，又不可同年而语也。乃累世知岳飞之忠，累世皆秦桧之智，独韩平原毅然下诏伐金，可谓为祖宗雪耻地下者矣；仗义复，虽败犹荣者矣。乃宋人必欲诛之以畀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临城下，宗社立墟，敌问戎首，无如何也。乃夷考当时，叶适、丘崈、辛弃疾等支吾于北，敌无胜计，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异哉！有题朝门者，曰：“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一入竟亡燕！”可见当时人即惜之，非诛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见平原首，率群臣哭祭礼葬曰：“此人忠于谋国，缪于谋身”，谥曰‘忠缪’，则金非恶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传，徒以贬道学曰‘伪学’，犯文人之深恶耳。宋儒之学，平心论之，支离章句，染痼释、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于伪乎！其时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学辈言行了不相顾’，其徒不已有伪乎，而遂深疾之也！至于指数其奸，除贬伪学外，实无左验，徒曰‘姬媵盛，左右献媚’而已。郭汾阳犹穷奢极欲，张曲江犹喜软美，而欲责平原以圣贤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笔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来，直视为奸宵，无一察焉，不其冤哉！”郭子固寓书问学。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诗文，闻塨言颜先生之道，辄弃去，为天文、地理、礼乐、书数、河渠诸学。仕刑部员外郎，精练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奏谳，再四欷歔，全活甚伙；升御史，上疏谓官宄残民，请汰之。性孝友，谦默有容，非其义，强之财，弗受也，年四十一卒。博野知县徐公国绶造庐拜见。
丁丑（一六九七）六十三岁正月，偶观宋孙鼛、吴时二传，叹宋家每论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读书，不可疗之痼癖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奕世，伤哉！思人至衰老，容色气度，宜倍宽和，以乐人群；骨力志情，宜更刚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岂不可惧。二月，思宋人但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见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材武，便憎恶斥为小人，此风不变，乾坤无宁日也！阅韩诗外传，仁道有四：圣仁、智仁、德仁，而磏仁为下。叹曰：“予求仁而好其下，殆哉！” 观古书言十淫，有“淫中破礼”，“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谓乎！” 三月，广平陈宗文来访。四月，王法干与先生言学，忽叹曰：“宋儒竟是惑世诬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 答塨书曰：“吾所望与于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惧其放，畏其杂，相见责善过切，如日暮途远，担重力罢，将伯之呼，不觉其声高而气躁也。” 六月，思天之所祚报者，人不感称，己不表见，所谓阴德也。又思对越上帝，不为世味纠缠，不为喜怒劳扰，不为疾病困缚，乃为晚年进益。七月，定兴刘棻旃甫刊先生订改王应麟三字书。九月，思古人静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污染，退然自藏，极其严密，一无粗疏，即“不动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禅宗空静，而文之以“主一”，又赘之以“无适”，以似是而非者乱吾学哉！十一月十七日，哭奠叔母墓，告服阕。戊寅（一六九八）六十四岁正月，登厕，皆梁之糠秕也，出谓人曰：“昔年岁俭，入刚主家，厕矢积糠。此处正堪自对，焉知贫之苦乎？” 三月八日忽长吁，自愧必有隐忧不自觉者。思千古无暴戾之君子。四月，思诸子不及门，吾即无学习，亦是无志，遂独习士相见礼，如对大宾。鄢陵裴文芳子馨来问学。五月，观朱子语类“秦桧爱与理学交，自谓敬以直内，终日受用”，则当日理学之为小人假者，固多矣！六月，保定詹远定侯来问学。观语类曰：“本朝全盛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外人侮，亦只忍受，不敢与较，方得天下少宁；积而至于靖康，一旦所为如此，安得天下不乱？”不知此言，是怨庆历、元祐诸人乎？抑怨靖康诸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