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礼记》之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
子曰：《礼记》之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鲧之篇，皆未可据也。
子曰：《周礼》之书多讹阙。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在学者审其是非而去取之尔。
子曰：《原道》之作，其言虽未尽善，然孟子之后，识道之所传者，非诚有所见，不能断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识大矣。
子曰：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舜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本朝经典比之前代为盛。然三十年以来，议论尚同，学者于训传言语之中，不复致思而道不明矣。
子曰：鲁威公弒君而自立，其无岁不及诸侯之盟会者，所以结外援而自固也。齐远与戎盟，《春秋》危之而书至者，以谓戎也。苟不知郑真陈之党恶而同为不义，则必执之矣。此居夷浮海之意也。
子曰：自古篡弒多出于公族。盖其自谓曰：先君之子孙也，可以君国。而国人亦以为然，从而奉之也。圣人明大义以示万世，故入《春秋》之初，其弒君者皆绝属籍。盖为大恶，既自绝于先君之世矣，岂得复为子孙也？古者公侯刑死则无服，况于弒君乎？此义既明矣，而或有以属称者，可见其宠太过，任之太重，以阶乱也。《春秋》所书，大概事同则辞同，后之学因以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辞异者，其义各不同，盖不可以例断也。
子厚为二铭以启学者，其一曰《订顽》。《订顽》曰云云杨子问：《西铭》深发圣人之微意，然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至于兼爱，后世有圣贤，而推本而乱，未免归过于横渠。夫子盍为一言推明其用乎？
子曰：横渠立言，诚有过，乃在《正蒙》。至若《订顽》，明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理一而分殊，墨氏则爱合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斯亡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用，不亦异乎？
杨子曰：时也。昔从明道，即授以此书，于是始知为学之大方，固服之，岂敢疑其失于墨氏比也。然其书以民为同胞，鳏寡孤独为兄弟，非明者默识焉，知理一无分之殊哉？故恐其流至于兼爱，非谓其言之发与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远近亲疏各当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施之心，无称物之义，疑其辞有未达也。今夫子开论，学者当无惑矣。
或问：子厚立言，得无有几于迫切者乎？子曰：子厚之为人谨且严，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则宽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犹有英气存焉，是以未若颜子之懿，浑然无圭角之可见也。
或曰：圣贤气象，何自而见之？子曰：姑以其言观之，亦可也。
子曰：《订顽》言纯而意备。仁之体也，充而尽之。圣人之事也。子厚之识，孟子之后，一人而已耳。
子谓门弟子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颜子之所乐。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子曰：乾坤毁，无以见《易》，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夫所谓易也，此也，密也，果何物乎？圣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学者深思，当自得之。得之则于退藏之密何奚远乎？
子曰：读书而不留心于文义，则荒忽其本意。专精于文义，则必固滞而无所通达矣。
或问：王介甫有言，《干》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子曰：使人臣每怀此心，大乱之道也，且不识汤武之事矣。
然则谓何？子曰：知大人之道为可至，则学而至之，所谓始条理者，智之事也。
或问：胡先生以九四为太子爻，可乎？子曰：胡为而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