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
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终始，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论看《通鉴》之法，昔陈莹中尝谓《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然虽有是药山，又须会采，若不能采，则不过博闻强记而已。壶邱子问于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爱。”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智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又曰：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其偏胜及流弊处皆当考。复须识一君之统体，如文帝之宽、宣帝之严之类。统体盖为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统体，复有一国之统体，观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识一代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二者常相关也。既识统体，须看机括，国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败，人之所以邪正，于几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读史既不可随其成败以为是非，又不可轻立意见，易出议论，须揆之以理，体之以身，平心熟看，参会积累，经历谙练，然后时势、事情便可识别。（《左编吕祖谦传》）傅良著述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行于世。傅良为学，精于古人制度，年经月纬，昼检夜索，询世谱，编史牍，搜断简，采异闻，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止；千载之上，珠贯而丝组之，若目见而身折旋其间。吕祖谦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傅良既实究治体，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间；销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群臣庶民并询迭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左编》）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然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复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左编》）荆川唐先生于载籍无所不窥，其编纂成书以数十计。尝语其徒曰：“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次之诸史，可以见古人经纶之迹；又次则载诸世务，可以应用资者。数者本末相辏，皆有益之书，余非所急也。”所辑最巨者，有《左编》、《右编》、《儒编》、《诗编》、《文编》、《稗编》，凡六种。（《焦弱侯澹园集》）治古之时，非唯道德纯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学之彦，亦精赡宏博，足以为经济之用。盖自童之始，十四经之文，画以岁月，期于默记。又推之于迁、固、范氏之书，岂直览之！其默记亦如经。基本既正，而后遍观历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异同，会其纲纪，知识益且至矣。而又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撰定之集录，探幽索微，使无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封建郊祀，职官选举，学校财用，贡赋户口征役之属，无所不诣其极；或庙堂之上，有所建议，必旁引曲证，以白其疑，不翅指诸掌之易也。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本强不能对。呜呼，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孰谓如是之学，其能有以济世哉！（《宋学士集曾侍郎神道碑》）古人之文章，衔华佩实，画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抵。韩、柳所读之书，其文每胪陈之。宋景濂为曾侍郎志，叙古人读书为学之次第也，此唐宋以来高曾之规矩也。宋人《传考亭》、《西山读书分年》之法，盖自八岁入小学，迨于二十四五，经经纬史，首尾钩贯，有失时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则三十前已办也。自时厥后，储峙完具，逢源肆应，富有日新，举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应举，盖已在学成之后；方希古负笈潜溪，前后六载，学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远，学法芜废，自少及壮，举甚聪明猛利朝气方盈之岁年，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年运而往，交臂非故，顾欲以余景残晷，奄有古人分年课程之功力，虽上哲亦有所不能。（《有学集》）古人之学，自弱冠至于有室，《六经》《三史》已熟烂于胸中，作为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榱题，指挥如意。今以空疏缪悠之胸次，加以训诂沿袭之俗学，一旦悔恨，改乘辕而北之，而世故羁绁，年华耗落，又复悠忽视阴，不能穷老尽力以从事于斯，遂欲卤莽躐等，驱驾古人于楮墨之间，此非愚即妄而己矣。（《有学集》）先生尝曰：“敬敷五教在宽，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则是为教者当以宽容存心也。今日学中大体虽要严密，然就中节目宽缓，大概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长，必一事有所短，千万不同，遽难以强之也。《学记》自‘一年离经辨志’至‘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其始终节次，几多积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当随其学之所至而渐进也。盖教人与用人正相反，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许鲁斋集附录》）公丁母忧，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请掌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妄对。则取书问之，不能对，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范文正公遗事》）公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他日必求所以称之者。（《范文正公遗事》）（公在南都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食饮，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求于仁义。……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公神道碑》）昔公以正大之学，卓冠群贤；以忠义之气，振厉天下。其功之被当时而泽后世者，固不可遍举，独举其切而近者。则公于所在开设学校，以教育多士，至吴郡则以己地建学，规制崇广，迨公之子恭献公复割田以成公之志。当是时，天下郡县，未尝皆置学也，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元李祁《文正书院记》）按：荆公祭公文有云：取将于伍，后常名显；收士至佐，维邦之彦。朱子曰：公振作士大夫之功多。
朱子道：公使士大夫奋发振作，其功劳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