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其初之云 出庄周书
）复其初之云，出庄周书，（《庄子缮性篇》曰：“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知，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民始惑乱，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岂彼以神言，此以理言，不嫌于语同而指异欤？
曰：孟子言性善，非无等差之善，不以性为足于己也，主扩而充之，非复其初也。人之形体，与人之心性，比而论之，形体始乎幼小，终于长大，方其幼小，非自有生之始，即撄疾病小之也。今论心性而曰“其初尽人而圣人，自有生之始即不污坏者鲜”，岂其然哉！形体之长大，质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仞；心性之资于问学，进而贤人圣人，非复其初明矣。形体无亏阙，故可以长大，而夭伤者失其可长大者也。赤子之心，皆有仁义礼智之端，可以扩充，而不充之者，失其能充之心者也。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而人异于物者，其性开通，无不可以牖其昧而进于明，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得于天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老聃庄周告子释氏，谓得之以性皆同其神，与天地等量，是以守己自足，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充之。宋儒或出焉，或入焉，故习其说者不得所据，多流于老释。读古人书，所慎尤在疑似，此亦当辨之大端也。（二十三）问：神为形气之主宰，庄子谓：“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释氏“人死为鬼，鬼复为人”之说同此。在古人制祭祀之礼，以人运事鬼神，而《传》称鬼犹求食，及伯有为厉；又宇宙间怪见不一，愚夫妇亦往往耳闻目见，不得不惑于释氏所云。而言仙者，又能盗气于天地间，使其神离血气之体，以为有。故其言性也，即神之炯炯而不昧者；其言命也，即气之絪缊而不息者，有所指实也如是。老耼庄周告子释氏静以会夫一身，见其贵于此，莫先于此。今以形气神统归之材，而曰性可以根柢言，神可以主宰枢纽言，理则譬之中规中矩，不以神先形气，不以理为主宰枢纽根柢。老释之说，宋儒之说，指归不同而失同，何也？
曰：孔子言：“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便，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成是性斯为是材以生，可以原始而知也；形敝气散而死，可以反终而知也。其生也，精气之融以有形体，凡血气之属，有主则能运动，能运动则能知觉，知觉者，其精气之秀也。人之知觉，能通乎天地之德，因行其所知，底于无失，斯无往非仁，无往非礼义矣。《左氏春秋》曰：“人生始化曰魂，既生魄，阳生魂。魂魄非也，其精气之能知觉运动也，是以又谓之神灵。曾子言”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是也。至于形敝而精气犹疑，是谓游魂，言乎离血气之体也。精气为物者，气之精而凝，品物流行之常也；游魂为变者，魂之游而存，其后之有敝有未敝也。变则不可穷诘矣。彼有见于游魂为变，而主其一偏，昧其大常，遂以其盗天地生生之机者为己之本体。彼之以神先形气，圣人所谓游魂为变中之一端耳。在老释就一身分言之，有形气；有神识，而以神识为本；推而上之，以神为有天地之本，遂求诸无形无象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象为幻。在宋儒以形气神识同为已之私，而理得于天；推而上之，于理气截之分明，以理当其无形无象之实有，而视有形有象为拙。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以礼义与性为二本，宋儒以理与气质为二本，老聃庄周告子释氏以神与形体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礼义，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庄周告子释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实害圣人之教者也。（二十四）问：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云：“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庄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范文正公文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朱子语类》，廖德明录癸辰巳所闻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似，近年来方打得分晓。”（癸巳，朱子四十四岁。）朱子《答江尚书书》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自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十余年有《答何京叔》二书，意见乃与释氏不殊，信彼为有实得，此为支离，反用圣贤言语指其所得于释氏者。及五十内外，所见渐定，不惑于释氏。合观程子朱子张子皆先入于老释，究之能觉窹其非，何也？
曰：四君子皆志圣贤之志者也，其学主乎求是，故于此于彼，期在自得，不在虚名。考之《六经》，茫然不得性道之实体，则必求诸彼矣。求诸彼而其言道言性确有指实，且言夫体用一致也似神，能靡不周。（如说“性周法界，净智圆妙体自空寂。”）故朱子尝驰心空妙，冀得之以为衡鍳事物之本，极其致，所谓“明心见性”，不过“六用不行”，彼所以还其神之本体者，即本体得矣，以为如此，便混无欠阙矣，实动便差谬。在彼以自然为宗本，不论差谬与否，而四君子求是之心，久之亦如其不可持以衡鍳事物，故终能觉寤其非也。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遂其自然也。孔孟之异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者，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踰矩”，皆见夫天地人物事为，有不易之则之为必然，而博文约礼，以渐致其功。彼谓“致虚极，守静笃”，“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至于“道法自然”，无以复加矣。孟子而后，惟荀子见于礼义为必然，而不知礼义即自然之极则；宋儒亦见于理为必然，而以理为太极，为“生阳生阴之本”，为“不离阴阳，仍不离于阴阳”，指其在人物为性，为“不离气质，仍不离于气质”。盖不知理者，自然之极则也，视理俨如一物，加以主宰枢纽根柢之说，一似理亦同乎老释所指者之于人为本来面目。朱子之辨释氏也，曰：“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就彼言神识者，转之以言乎理，尊理而重学，近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矣。然以彼例此而不协乎此，故指孔孟所谓道者非道，所谓性者非性。增一怳忽不可得而推究之主宰枢纽根柢，因视气曰空气，视心曰性之郛郭。是彼奉一自然者之神，居此空气之上，郛郭之中；此奉一自然者之理，居此空气之上，郛郭之中也。苟知物必有则，不以则与物二视之，庶几于孔孟之言道言性者始可通。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自然之极则，是谓理，宋儒借阶于释氏，是故失之也。凡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觉，宋儒言“道为气之主宰枢纽”，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枢纽”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以“理堕在形气之中，变化气质，则复其初”，如彼以“神受形气而生，不以形物欲累之，则复其初”也。皆改其所指为神识者以指归也。（二十五）（以上九问答为卷三）《学术辨-清-陆陇其》学术辨清 平湖陆陇其稼书着辨上汉唐之儒崇正学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则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后异端曲学知儒者之尊孔孟也于是皆托于孔孟以自行其说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学者遂莫从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辟邪然后孔孟之道复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来异端曲学知儒者之尊程朱也于是又托于程朱以自行其说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学者又莫从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则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所指则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则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则冰炭矣程朱言静言敬则亦言静亦言敬静敬之名同至所以为静敬则适越而北辕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则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则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论也黑白淆而雅郑混虽有好古笃志之君子力扶正学亦止知其显叛程朱之非至其阳尊而阴篡之者则固不得而尽绝矣盖其弊在宋元之际即有之而莫甚于明之中叶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且辑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明己之学与朱子未尝异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王氏之学徧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于是泾阳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向之邪说诐行为之稍变然至于本源之际所谓阳尊而阴篡之者犹未能尽绝之也治病而不能尽绝其根则其病有时而复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今之说者犹曰阳明与程朱同师孔孟同言仁义虽意见稍异然皆圣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于孔孟自外于仁义则天下之人皆知其非也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义而非仁义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阳明之流弊非阳明之过也学阳明之过耳程朱之学岂独无流弊乎今之学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轩敬斋月川之丝毫无疚也其流入于偏执固滞以至偾事者亦有矣则亦将归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末学之弊如源清而流浊也立教之弊如源浊而流亦浊也学程朱而偏执固滞是末学之弊也若夫阳明之所以为教则其源先已病矣是岂可徒咎末学哉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