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断 西京杂记 新语
独断、西京杂记、新语、新序、说苑、潜夫论、申鉴、中论、新论、论衡、星经，亦多善者，但少杂耳。（经义杂记十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余嘉锡辨证）新语二卷，旧本题汉陆贾撰。案汉书贾本传称着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儒家陆贾二十七篇，（案汉志实二十三篇，此「七」字误。）盖兼他所论述计之。隋志则作新语二卷。此本卷数与隋志合，篇数与本传合，似为旧本。然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楚汉春秋，张守节正义犹引之，今佚不可考。战国策取九十三事，皆与今本合，惟是书之文，悉不见于史记。
辨证曰：「嘉锡案：自来目录家皆以新语为陆贾所作，相传无异词，至提要始创疑其伪，而其所考，至为纰缪，不足为据。如所引汉书司马迁传，考之汉书，实无其文，迁传终篇，未尝言及陆贾新语，其赞中惟言：『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亦无取陆贾新语作史记之语。惟高似孙子略卷三云：『班固称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此盖似孙误记，而提要误信之，未及覆考之汉书本传也。（卷五十一杂史类战国策提要后案语引班固语，尚不误。）考后汉书班彪传、史通古今正史篇述史记所采书，皆与迁传赞同，他书亦无取新语作史记之说，则是书之文，悉不见于史记，固其宜也。」王充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本亦无其文。
辨证曰：「案：是书贾本传作十二篇，汉志儒家陆贾二十三篇，提要既知为兼他论述计之，则论衡本性篇所称引之语，称『陆贾曰』，不称『新语曰』，自是贾他论述中之文。故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新语叙谓：『本性篇所引，当在汉志二十三篇中。』则今本之无其文，亦不足异。论衡书虚篇引陆贾曰：『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其文亦不见于今本。又薄葬篇云：『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儒者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示不负死以观生也。陆贾依儒而说，故其立语，不肯明处。』今新语无论鬼神之语，此亦引贾他著述也。西京杂记卷三曰：『樊将军哙问于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应之曰：有。夫目●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干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目●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干鹊噪则餧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宝也，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五引殷芸小说略同。西京杂记乃晋葛洪杂钞诸书为之，说详彼书条下，此所记陆贾之语，以意度之，必出于陆贾二十三篇之中，盖就论衡所引观之，知贾喜论性命鬼神之事；此条之论瑞应，与书之宗旨体裁，正复相合也。贾所著书，除新论外，其可考者如此，提要及严氏仅引本性篇一条，盖犹考之未详矣。」又谷梁传至汉武帝时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谷梁传曰，时代尤相抵牾。其殆后人依托，非贾原本欤？
辨证曰：「案谷梁传出世时代，御览卷六百十引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作传，弥失其本事矣。』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章，疏引郑玄云：『谷梁近孔子，公羊正当六国之亡。』（此郑释废疾之文）汉书儒林传云：『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又云：『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并无谷梁传至武帝时始出之说。提要之意，盖以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于鲁申公，申公之学，惟江公尽能传之，申公至武帝时年八十余乃卒，而江公在武帝时与董仲舒并，（以上并见儒林传）因谓谷梁传至是始出，为贾所不及见；不知申公为浮邱伯弟子，其谷梁春秋之学，自当是受之于伯，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师盖即浮邱伯，其时贾方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居左右；吕太后时，浮邱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见楚元王传及儒林传）贾亦方为陈平画与绛侯交驩之策，（均见贾传）是贾与浮邱伯正同时人，又同处一地，何为不可以见谷梁春秋乎？新语资质篇云：『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盐铁论毁学篇云：『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不免于瓮牖蒿庐。』又云：『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包邱子饭麻蓬藜，条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与新语所言鲍丘、李斯之事合，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即所谓伏隐蒿庐之下，包邱即鲍邱，古字通用。（文苑英华卷八百五顾况华亭县令包公壁记云：「鲍靓通灵之士，秦有包邱，汉有包咸。」是唐人尚以鲍邱与包邱为一姓也。）包又与浮通，左氏隐八年经浮来，谷梁作包来，是其证。鲍邱子即浮邱伯，（汪中荀卿子通论、顾千里盐铁论考证后序、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七，均谓包邱子即浮邱伯，今参用其意，更详加考证如此。）浮邱伯为孙卿门人，见楚元王交传。贾着新语，在申公卒业之前，浮邱尚未甚老，贾之年辈当亦与相上下，而贾极口称之，形于奏进之篇，其意盖欲以此当荐书，则其学出于浮邱伯，尤有明征。谷梁传序疏云：『谷梁子名俶，字符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四云：『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荀卿门人，申于诗为再传，何独于春秋而亲受业乎？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余，计其生当在秦初并天下日，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悠谬不胜辨。』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四云：『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师浮邱伯也，盖荀卿传浮邱伯，浮邱伯传申公。』其说是也。浮邱伯以诗及谷梁传授弟子，贾与之同时，敬其德行，安知其不从之问春秋大义，如司马迁之问故于孔安国耶？特贾非专门名家，故儒林传不列其名耳。则其引谷梁传，曾何足异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云：『汉兴，天下惟有易、卜。至文帝时，诗始萌芽。至武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者，特谓文、景以前诸儒，皆孤经传授，至武帝时，邹、鲁、梁、赵，皆有先师，其传始广耳。考之汉书楚元王传：『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至楚，高后时，浮邱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又儒林传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又云：『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胡毋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皆修春秋左氏传。』是则诗之萌芽，早在高后之时，而礼与春秋，自汉兴已有先师矣，安得执刘歆之言，谓谷梁传至武帝时始出乎？）辨惑篇引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事，与谷梁传略同，而其词加详。公羊既无其事，左传所载复不同，知其用谷梁义也。『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傳作『兩君就壇，兩相相揖』，『夷狄之民何求為』，傳作『夷狄之民何來為』，『使優於魯公之幕下』，傳作『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可以考見古今傳文之異。至德篇云：『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案谓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也。）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刻桷丹楹，眩曜靡丽，收十二之税，不足以供回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快（「快」字原缺，据治要补。）妇人之目，财尽于骄盈，人力罢于不急，上困于用，下饥于食，乃遣臧孙辰请（原缺二字）于齐，仓廪空匮，外人知之，于是为宋、陈、卫所伐。』考谷梁庄二十八年冬筑微传云：『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臧孙辰告籴于齐传云：『国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饥，君子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