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绍兴二年十一月
《宋史》：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见于经传者义训，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亭邮表名，又为圭名，又为姓氏，又为木名，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常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则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三十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于正月九日造迁翼皇帝、简穆皇後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从。
绍兴元年四月，诏今後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曰：“凡庙讳未祧，只当阙笔。”《实录》：“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进贺表笺礼仪，其有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种树脯齐书》：“刘善明为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槚杂果，遂获其利。”《梁书沈瑀传》：“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枣，女丁半之。咸欢悦，顷之成林。”魏应豫《与庞惠公书》：“比见所上利民之术，植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栽桑枣《实录》：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农民田亩，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诏谕五军都督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十一月王寅，诏凤阳、滁州、庐州等处民户种桑枣柿各二株。
二十六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上谕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也。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种植桑、枣，且授之种植之法。又令益种棉花，率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上谕户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用足，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人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往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六年以後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勤督每丁种桑、枣各百株，官常点视。三年给田，开其所种多寡，以验勤怠。”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桑、枣，生民衣食之计。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种，违者究治。”正统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调学校风宪官，兼督民间栽种桑、枣。
平阳府《太平县志》：“国初，令各里设拓桑园，以重蚕事。其後皆废，地多为民占，嘉靖听民易买，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汉，易得拓桑故园，舍为义冢。”《郡国志》：“凡桑、枣田地，丈量时俱被豪民摊洒粮税，占为己业，故处已不可考，命桑，枣带税粮征收。”（《金史食货志》：“凡桑、枣户民，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除枯补新，使之不阙。”）老人《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命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讼词。先是，州县小民，多因小忿，辄兴狱讼，越诉于京。及逮问，多不实。上于是严越诉之禁，命有司择民间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听其乡诉讼。若户婚、田宅、斗殴，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给教民榜，使守而行之。”贴书《实录》：“洪武四年正月，禁诸司滥设贴书。初，省府诸司既设掾令史，复设贴书，乃前元官不亲案牍，弊奸吏得以舞法，为害滋甚。于是内外诸司定设掾吏、令史、书吏、司吏、典吏，员之多寡视政之繁简为额，若滥设贴书者，罪之。”案牍减繁式《实录》：“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牍，减繁式。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犊最繁，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贴书、曰小书，生体文繁词，多为好利，国初犹未尽革。至是，吏有以成案进者，上览而厌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为好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议减其繁文，著为定式，镂板颁之，俾诸司遵守。”钦字《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书‘圣旨’二字，凡有升赏差调等事，悉以‘钦’字代之。”巡检《实录》：“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谕天下巡检曰：‘古者设官分职，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设巡检于关律扼要，遏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然自设置以来，未闻其举职者。今特遣使分视各处，以检防有道，讯察有方，有能坚守是职，镇静一方，秩满来朝，朕必嘉焉。”丧制《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且京师者，天下之本，万民之所则。一事非礼，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况送终，礼之大者，不可不谨。乞禁止，以原风化。’上是其言，乃诏中书省，令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