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吴猛，非夫差
吴子、吴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宫，不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说，不足辩。《莱州府志》：“传疑”一条云：“春秋时，吴王夫差登劳山，得《灵宝度人经》。”今欲去其年代，而改为吴猛，庸愈乎？按《晋书》，“吴猛，豫章人。”晋时亦未有东昌之名也。
来札：泰山无字碑非始皇，乃汉武时物，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风雨，大怒罢。”此可信者，汉武何故立无字碑？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鄙著《日知录》，有《考泰山无字碑》一事，曰：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词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援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呆，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蝎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灵乎？
李君似未见仆此论，不知其所谓别史者何书：将考千载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记》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风雨之阻，大怒罢之。且如《水经注》：“孔子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录于《史记》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罢其一，不罢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风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罢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时，又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来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为制始于王莽，则见于刘熙《释名》之书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谬矣。是其所引别史，不过二十馀字，而谬妄已有数端。又考《山东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无字碑。”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书之传也。又从而文之，无乃为前人所笑乎？
来札：俗以丈人为泰山。唐明皇封禅，张说婿韦晤扈驾，以说婿，增三级。後帝忘其故，问群臣。伶官黄幡绰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为泰山。不知春秋时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荣启期处也。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辩。乃谓春秋时有丈人峰，其何所据？《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成阝之野。”无“丈人”字。夫纪载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实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吴门于曲阜，即去一“阊”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谓天下遂无读《列子》、《论衡》二书之人哉？
来札：大公封营丘，地泽卤，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国，未便夺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于上游也。古史万国，商三千，周千八百，当伐纣时，不知其如何变置，殷都朝歌，千里内不免改王畿为候国；周都镐京，千里内不免改侯国为王畿。涧水东、瀍水西皆诸侯，营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东方诸候附纣者众，故封大公以弹压耳。足下乃过信《货殖传》，未敢以足下为是。
鄙著《经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澙卤，人民寡。而《盂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且五世反葬于周，而地之相去二千余里。夫尊为尚父，亲为後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
《汉书》曰：“齐地，虚、危之分野也。少吴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大公。而《史记》以大公为武王所封。当武王之时，而大公至国修政，人民多归齐，为大国矣。考《左氏传》管仲之对楚子，展喜之对齐侯，并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郑康成注《檀弓》，谓大公受封，留为大师，死葬于周。又《金滕》之书有二公，则大公在周之明证。二说未知孰是。李君变置弹压之论，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测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又与人书十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