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读书极难 四子
学者读书极难，四子、六经之外，有宋儒濂洛关闵之著作、注解，此外又有性理群书：《性理大全》、《近思录》、《近思续录》、《伊洛渊源录》、《伊洛渊源续录》、《理学名臣录》，此外又有何北山、王鲁斋、吴草庐、金仁山、许白云、方逊志、薛敬轩、吴康斋、陈白沙、（0）胡敬斋诸君子之文集及注解之类多矣。要皆不出宋儒之学，其源流皆本于宋儒，而非尧舜以来之传。其言满世，况为时制所重，资以取士，学者不能不读，亦未可尽非，亦未可尽是，要皆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若真有志圣人之学，则必当有辨，此读书之所以难也。
近日士大夫作文每事欺诳，惟任己之好恶，因时之趋尚，因人之所欲，肆口言之，略不检核，以究理之是非，事之诚伪，此实文字之衰，风俗之弊。吾见赵东山为宋太史作《潜溪集后序》，有不安，以书与宋太史请改之，书曰：“鄙文中有数字未安，其一二处恐是绣梓时改入者，笔稿日新多却一‘而’字，似不可读。前辈云，文章如铁墼子累墙，区区何敢言此，然‘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固昌黎律令也。‘久游于黄公之门’，添一‘久’字，味便浅，不若无之，有包涵。旧云‘侍讲黄公’，官当在姓上也；曰‘文献黄公’，则姓不可在谥上矣。‘最是’后面有‘二公之所指授’两语，而前出‘先师’二字，攀附矜恃之章，遂不可掩，使虞门先进见之，岂无兀者齐执政之讥乎？虽然，又有请焉，弟子称先师，三代遗礼也。但后世事体，各自不同，汉儒传授甚陋，然得称先师者，以其专门也；当秦火之后，固以经学为重矣。后来如韩欧门人最多，然曾子固出于欧，陈无己出于曾，其师资分谊又非如韩门弟子、苏门学士而已，二公乃未闻有先师之称。关洛门人终身严事，宜称先师，而文字间未之见；至朱子没，门人始皆称先师，则事体又非汉儒比矣。虞先生海涵地负，广大精微，又尝显仕于朝，区区登门最晚，管窥蠡测，韩太师包子厨中缕葱丝者犹有愧焉，故平日窃尝称学生，称门人，独不敢称先师，此一节自合就正。”观此一书，可知前辈作文之不苟，即此不苟，则知凡学者皆不可苟也。
《论语》曰：“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集注》以为不知何谓？盖圣门之学，以言行为先，此乃言也，言之称谓，皆学者事，不可不知。夫子偶因弟子有不明者，故举以教之，记之于此。可见圣人之学，小大精粗，无所不尽，此亦“入太庙，每事问”意也。非若后世学者，知其大则忽其小，知其小则遗其大。又如今人，欲敛饬则事足恭，安怠惰则事焰慢，凡语言、称呼、交际、礼仪所在，惟意而出，略不思其理当如何，此皆学之不明，今之通弊也。
或有以戏子喻士大夫者，此言最切中今日之弊，云：“戏子登场，或为忠，或为孝，或为喜，或为怒，或为廉洁，或为贞淑，或为抗直，或为执法，或为义行，或为事业，皆非其真；只欲看者喜欲，觅些赏钱而已，及下场依旧一戏子。”此言，吾党极当知而深省，庶几于道有得。
学者常要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不可一时放之散乱。稍起妄念，即思究破，若放散乱，便成荒失，渐堕肆戾，气质无由变化，乃谓气质素禀得如此。然不知只当初不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即《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文王所谓“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也。此言其性之体如此。孔子所谓“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是也。若言其用，《大学》所谓“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孔子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若求其要，常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此孔子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也。此予所谓“艮知其止，以存其心”是也。即此存存，谓之有乎？谓之无乎？以视无极、无欲、无心、无情之云何如？如儒、释之所以分也。
《易》曰“艮其止”者，言艮之德，在于止也。曰“止其所”者，止得其所也。《大学》曰“知止”者，知其止之所也。凡物之止，皆不可强，皆有自然之止，况心之神明出入无时，非知其出之所，能得其自止乎？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云“安”者，盖以人心之动，惟“安”为难，得其“安”，则得心之体矣，故曰“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安而动，皆妄动也，故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此极言妄动之非，所以去道之远也。能不妄动，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千古圣学之的也。
卷第四今之论治者，…论政事（略）卷第五典籍所载，乃天地万物之理，及圣贤君子言行，恶可不讲求？但要知古人远取诸物，则必近取诸身，理义人心所同，彼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必于吾心独知之地实致其力，必求仁，必求道，必求德，不使一毫不尽，则此心之理，建诸天地，考诸三王，徵诸庶民，质诸鬼神，百世以俟圣人，以验其悖与不悖、谬与不谬、疑与不疑、惑与不惑、可徵与不可徵，而益致其克己之功。必如孔子所谓：“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颜子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所谓：“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求其如舜而已矣。”如此自励，益坚其志，益精其心，读书有何害哉？但缘后世儒者，不知求之吾心，专于纸墨之间，求其陈迹，拘拘而依仿之，致失天理之当然，所以为读书之害也。
《大学》之道，“成己”、“成物”而已。“成己”者，“明德”、“亲民”之事也；“成物”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成己”所以“成物”，合内外而一之也。其用工之要，只在“致知在格物”一句。何哉？人心之本，独知而已，仁、义、礼、智、信者，人心独知之秉彝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者，人身所具之五伦也；家、国、天下者，人身所必有而不能无也。凡此之理，始于知，发于意，出于心，成于身，故《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民也，所谓蒸民，乃天之所生也。物者事也，有君臣则有君臣之事；有父子则有父子之事；有夫妇则有夫妇之事；有长幼则有长幼之事；有朋友则有朋友之事；有其事必有其则，所谓“有物有则”也。则非外铄，皆在人心独知之中，所云“至善”者在是。但人生不能无习，人心不能无染，若不知慎独而致其知，而去其习染之私，则明德日蔽，蒸民不亲，“成己”、“成物”之道皆不获止于至善矣。夫所谓慎独以致其知者，己《中庸》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论语》所谓“克己”是也。只看所遇何事，如在于君臣，即于此求尽君臣之道；如在于父子，即于此求尽父子之道；如在于夫妇，即于此求尽夫妇之道；如在于长幼，即于此求尽长幼之道；如在于朋友，即在此求尽朋友之道。求尽其道于吾身，则吾身之物格；吾身之物既格，然后家、国、天下之物皆由之而格矣，故曰“致知在格物”。盖人人有知，皆含天性之灵而备万物之理，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是也。其理必尽人伦之道，而一毫不容差爽，所谓“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故孔子读《诗》，特赞此为知道；孟子论性善，而特引此以明之，盖以此诗深合“致知在格物”之旨也。知用功只在于此，则知所先后而近道矣。故自此句以上，至于“欲明明德于天下”，皆有“先”字；故自此句以下，至于“国治而后天下平”，皆有“后”字。“先”者，先此皆无所致力也；“后”者，后此亦无所致力也，则知工夫只在此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