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错举，名曰春秋，则吕氏犹较虞卿《晏子春秋》为合度也
四时错举，名曰春秋，则吕氏犹较虞卿《晏子春秋》为合度也。刘知几讥其本非史书，而冒称《春秋》，失其旨矣。（其合於章程，已具论次，不复置论。）──右十四之二十九《淮南内》二十一篇，本名为《鸿烈解》，而止称淮南，则不知为地名与？人名书名与？此著录之苟简也。其书则当互见於道家，志仅列於杂家非也。（外篇不传，不复置论。）──右十四之三十道家《黄帝铭》六篇，与杂家《荆轲论》五篇，其书今既不可见矣；考《皇览》黄帝金人器铭，及《皇王大纪》所谓舆几之箴，巾几之铭，则六篇之旨，可想见也。《荆轲论》下注“司马相如等论之”，而《文心雕龙》则云“相如属词，始赞荆轲”。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赞之类也。铭箴颂赞有韵之文，例当互见於诗赋，与诗赋门之《孝景皇帝颂》同类编次者也。（《孔甲盘盂》二十六篇，亦是其类。）──右十四之三十一农家讬始神农，遗教绪言，或有得其一二，未可知也。《书》之《无逸》，《诗》之《豳风》，《大戴记》之《夏小正》，《小戴记》之《月令》，《尔雅》之《释草》，《管子》之《牧民》篇，《吕氏春秋任地》诸篇，俱当用裁篇别出之法，冠於农家之首者也。（神农、野老之书，既难凭信，故经言不得不详。）──右十四之三十二小说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书虽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青史子》，云“古史官纪事也。”则其书非《尚书》所部，即《春秋》所次矣。观《大戴礼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记，则其书亦不侪於小说也。
──右十四之三十三汉志诗赋第十五
《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犹如《太玄》之经，方州部家；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法至善也。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之赋，十逸八九，而叙论之说，阙焉无闻，非著录之遗憾与？若杂赋与杂歌诗二种，则署名既异，观者犹可辨别；第不如五略之有叙录，更得详其源委耳。
──右十五之一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徵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故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於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不能尽归一例者耳。岂若后世诗赋之家，裒然成集，使人无从辨别者哉？
──右十五之二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义当列诗於前，而叙赋於后，乃得文章承变之次第。刘、班顾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岂非颠倒与？每怪萧梁《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竞效法之，为不可解。今知刘、班著录，已启之矣。又诗赋本《诗经》支系，说已见前，不复置议。
──右十五之三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歌诗一种，则诗之与赋，固当分体者也。就其例而论之，则第一种之《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及第三种之《秦时杂赋》九篇，当隶杂赋条下，而猥厕专门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丽之故，则以《淮南王赋》列第一种，而以群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谓以人次也。《秦时杂赋》，列於《荀卿赋》后，（志作孙卿。）《孝景皇帝颂》前，所谓以时次也。夫著录之例，先明家学，同列一家之中，或从人次；或从时次可也，岂有类例不通，源流迥异，概以意为出入者哉？
──右十五之四《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武帝所作”。按刘向为成帝时人，其去孝武之世远矣。武帝著作，当称孝武皇帝，乃使后人得以考定。今曰“上所自造”，何其标目之不明与？臣工称当代之君，则曰上也。否则摛文纪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称为上也。窃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时人标目，刘向从而著之，不与审定称谓，则谈《七略》者，疑为成帝赋矣。班氏录以入志，则上又从班固所称，若无师古之注，则读志者，又疑后汉肃宗所作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