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
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雠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征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白入于齐』，以国系齐，明当立也；又书『公伐齐纳纠』，二传无子字。纠去子，明不当立也；至『齐人取子纠杀之』，此复系子者，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与征之事全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则诚也。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明「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闲待之。」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礼极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闲，则待之之礼为至矣。然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系待之轻重，特以不用而去。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闲则又系用之浅深，临时裁酌而应之，难执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贞观」；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贞明」。
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易之干卦言圣人之事，坤卦言贤人之学，惟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至于圣人，亦止如是，更无别途。穿凿系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不害，则塞乎天地；一为私心所蔽，则欿然而馁，却甚小也。「思无邪」，「无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
德性谓天赋天资，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所守不约，泛滥无功。明学者须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有德则「不习无不利」，「未有学养子而后嫁」，盖先得是道矣。学文之功，学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触类至于百千，至于穷尽，亦只是学，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为知道者言，不可为学者言。如心得之，则「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譬如学者，若未得者，须心手相须而学；茍得矣，下笔便能书，不必积学。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颜子言孔子，孟子言尧、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见如是。
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
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
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道体物不遗，不应有方所。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
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釆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
孟子之于道，若温淳渊懿，未有如颜子者，于圣人几矣，后世谓之亚圣，容有取焉。如「盍各言尔志」，子路、颜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与物共者也。颜子不自私己，故无伐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若圣人，则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类。孟字疑误。
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见知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