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丛子?
《孔丛子?军制》篇间于今古之间，有用《周礼》之文，有用《司马法》之文。今凡与《王制》、《司马法》同者，则以入《王制》；与《周礼》同者，入古学也。[又考《司马》逸文与《王制》同见于孔、贾诸疏所引者，今本乃无之。岂孔、贾所引别一书，今存本乃《穰苴书》欤？]三统循环，由周而夏，此质家矫枉之言，孔子不主此义。周末名流，竞欲救文。老、尹、桑、庄，厌弃文敝，至于排仁义，不衣冠。矫枉者必过其正，此诸贤之苦心，救世之良药也。然风气日开，文明渐备，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尽，来往为宜，若欲改周从夏，不惟明备可惜，亦势所不行。继周不能夏制，亦如继唐虞之不能用羲、轩也。子桑伯子，欲复夏礼者也。《说苑》言孔子往见论文质之事。《论语》所谓「简」，谓夏制也；「敬」，谓殷制也。孔子许伯子之质，仲弓以继周不能用夏，惟当用殷，小参夏意，深明损益，洞达治体，与孔子语颜子意粗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谓可与言继周之事。《王制》用殷礼，仲弓有启予之助。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独取一冕，凡仪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从冕推之，故仪礼以及威仪皆不改也。「乘殷辂」、「辂」取实用，务于致远，凡制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无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复古。惟天道尚质，行时郊祀，大约皆夏正也，假时、辂、冕以示其例而已。四科之中，颜子、仲弓以德行见。制作精意，二子得闻，以下偏才，舍大谋细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观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过半矣。
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选举之政；因阍弑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门；因诸侯争战，乃使二伯统制之；国大易为乱，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渎祀，乃订为四时祫祭；厚葬之致祸，乃专主薄葬。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至于仪礼节目与一切琐细威仪，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关，全用周制，故今学《祭统》祭礼仪注与古学《祭义》同也。凡今学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仪。《礼记》虽为今学，然所言与经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考分类钞，凡今无者，别为一册。入此门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学只一派。虽齐、韩参用古学，然其主今学处无异说者。古学则在经已有数派，不能同。故今古分类钞，凡专派与所无，皆为注明。如会同为《周礼》专派，禘尝为《孝经》专派。他家所无者，入之。又《周礼》无禘祫；《左》、《国》无祫；《周礼》朝、觐、宗、遇分四时，为专派；《左》、《国》有朝无觐、宗、遇。并为注明分隶。治古学者当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严。不可但因其俱为古学，遂蒙混而说之，如前人之混乱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至于先师异解，汉人因其异师，亦以为有今古之别，实则非也。如爵制之大小，罍制之异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无所据，何分古今？又《尚书》稽古有「同天」、「顺考」之异说，然无关礼制，随便可也。因「同天」偶为今学家言，「顺考」偶为古学家言，学者亦遂以为今古有所分别，实则不然。今学附庸，古《周礼》无附庸。《异义》古学说有附庸，此亦后师误说。许氏有从今改古之条，皆此类也。
今学礼，汉以前有《孟》、《荀》、《墨》、《韩》可考。古学则《国语》、《周书》外，引用者不少。汉初燕赵之书不盛传，贾、张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谓其出于晚近也。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为今古学。由地而分之，喻古为北皿，鲁为南皿，齐为中皿。北人刚强质朴，耐劳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宽柔敦厚，温文尔雅，此鲁派也。中皿间于二者之间，舟车并用，麦稻交储，习见习闻，渐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齐学之兼取古今义，正如此。
《孝经》、《论语》，《汉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复二派之旧，其事颇难。《孝经》为古派，全书自成首尾。《论语》则采录博杂，有为今学所祖，有为古学所祖。欲一律牵合，于今古说必多削足合屦之失。然旧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强合之，窃欲仍分为二家。《论语》今学详今，古学详古，凡异说皆注明，如附解存异之例。至于《孝经》，纯以今学说之，则又用《左传》以古礼说《春秋》之法。好学深思之士，必能成此书也。
今、古经传，唯存《春秋》。《王制》、《周礼》皆《三传》所据以为今古之分者。四家为今古之正宗，同异之原始。二门既别，然后先师各囿所习，推以说《易》、《书》、《诗》、《论语》、《孝经》。凡此五经今、古之说，皆后来附会之谈，非本义也。说《春秋》得孔子修撰之旨者， 《三传》之中唯《穀梁》。说《易》、《书》、《诗》、《论语》、《孝经》，皆当力求秦汉以前之说。故五经今古先师之说，多与以前同。今当以秦以前者为正义，汉以后者为晚说也。
《艺文志》《孝经》下云：「各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全处，古文皆异。」《孝经》古文异今文，不审是先秦原文，抑汉后译改？然必有不安，其说乃异，是今文自招之也。《左传》破今学，其所以立异之处，亦如《孝经》多由今说不安，或弟子主张太过，或义例繁难不能画一之处。古传则必别立一说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极诋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据《周礼》以驳传？苟能尽明今学，则事理平实，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之风，终当自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