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 七经义疏 刊布十三经
纂《七经义疏》，刊布十三经、二十四史、九通，开四库馆修书，分藏大江南北，纵人入读，教经史百家之学也；同治军务敉平以后，内外开同交方言馆，教译也；设制造局，教械也；设船政衙门，教船也；屡遣学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学公法、矿学、水师、陆师、炮台、铁路也，总署编刊公法、格致、化学诸书，沪局译刊西书七十馀种，教各种西学也。且同文馆三年有优保，出洋随员三年有优保，学堂学生有保奖，游历有厚资，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无如陋儒俗吏动以新学为诟病，相戒不学，故译书不广，学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学，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学者负朝廷耳。且即以旧制三场之法言之，虽不能兼西学，固足以通中学，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窃，非尽法之弊也。果能经义、策问事事博通，其于经济大端、百家学术必能贯彻，任以政事必能有为，且必能通达事变，决不至于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书而不读，家有师而不亲，过庭、入塾惟务欺饰，及至颓废贫困，乃怨怼其父母，岂不悖哉？大率近日风气，其赞羡西学者自视中国朝政、民风无一是处，殆不足比于人数，自视其高、曾、祖、父亦无不可鄙贱者，甚且归咎于数千年以前历代帝王无一善政，历代将相、师儒无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国有何学，西国有何政也？
游学第二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馀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请论今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馀年，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不特此也，暹罗久为法国涎伺，于光绪二十年与法有衅，行将吞并矣，暹王感愤，国内毅然变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去年暹王游欧洲，驾火船出红海来迎者即其学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学，各国敬礼有加，暹罗遂以不亡。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谓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又尝遣学生赴英、法、德学水陆师各艺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又尝派京员游历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选也。虽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备时用者矣，若因噎废食之谈、豚蹄篝车之望，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勿听可也。尝考孟子所论圣贤帝王将相历险难、成功业，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忧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蹙国而不惧，是不动也；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以效法人为耻，是不忍也；习常蹈故，一唱百和，惮于改作，官无一知，士无一长，工无一技。外不远游，内不立学，是不增益所不能也；无心、无性、无能，是将死于忧患矣。何生之足云！
设学第三今年特科之诏下，士气勃然，濯磨兴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当之无愧，上副圣心者盖不多觏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为日未久，经费未集，兴办者无多。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游学外洋之举所费既巨，则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识已定者始遣出洋，则见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诏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骈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馀区，大县数十，小县十馀，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乂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赀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皆尝废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税其丁、废其法，或为抑释以伸老，私也；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公也。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旨宜无不允也。
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锐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须质性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减，功课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见已深，难于虚受，不惟见功迟缓，且恐终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且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语类》卷一百九］谅哉言乎。一曰不令争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须纳金于堂，以为火食、束脩之费，从无给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辎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今纵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规，堂备火食，不令纳费，亦不更给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课，分数多者酌予奖赏，数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纳费充用，则学益广，才益多矣。一曰师不苛求，初设之年，断无千万明师，近年西学诸书沪上刊行甚多，分门别类，政、艺要领，大段已详，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学堂矣；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学堂矣。大学堂初设之年，所造亦浅，每一省访求数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后新书大出，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若书院猝不能多设，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举业、楷书、放生、惜字、赋诗、饮酒、围棋、叶戏，动辄有会，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古人牧豕都养，尚可听讲通经，岂必横舍千间，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始则二三，渐至什伯，精诚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学制第四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此无限制者也；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学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独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资性敏者同为一班，资性钝者同为一班，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师长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