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温公编修 资治通鉴
司马温公编修《资治通鉴》，辟刘贡甫、范纯夫、刘道原为属，两汉事则属之贡甫，唐事则属之纯夫，五代事则属之道原，余则公自为之，且润色其大纲。书成，道原复类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为《通鉴前纪》，又将取国朝事为《后纪》。《前纪》既成而病，自度《后纪》之不复可成也，更《前纪》为《外纪》。
《史记》载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县，立石刻辞。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惟有二世诏五十许字，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宋丞相莒公镇东平日，遣工就泰山抚得墨本，以庆历戊子岁别刻新石，亲作《后序》，止有四十八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亦言友人江邻几守官奉高亲到碑下，才有此数十字而已。其后东平刘斯立尝登泰山绝顶访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抚扌，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不措意，隐隐若有字痕刮磨扌后蚀，试令抚以纸墨，渐若可辨，盖四面起以东、北、南为次，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面起以东、北、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辞，其十行是二世辞，以《史记》证之，文意皆具，计其缺处字数适同，于是泰山之篆遂为全篇。如“亲巡远黎”，《史》作“亲巡远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作“圣陲”，“体”作“礼”，“昆”作“后”，则又史家差误，皆当以碑为正。其曰“御史大大”者，大夫也。庄子曰：“且而属之夫夫。”卫宏曰：“古文一字两各，因就注之。”斯立名，丞相莘老之子，善为文章，晚榜所居室曰“学易堂”，类其文为二十卷，号《学易集》，行于世。
漏泽园之法起于元丰间，初予外祖以朝官为开封府界使者，尝行部宿陈留佛祠。夜且半，闻垣外汹汹若有人声，起烛之四望，积骸蔽野，皆贫无以葬者委骨于此，意恻然哀之，即具以所见闻请斥官地数顷以葬之，即日报可。神宗仍命外祖总其事，凡得遗骸八万馀，每三十为坎皆沟洫，什伍为曹序，有表总、有图规，其地之一隅以为佛寺，岁轮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陈氏名向，字适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见，屡使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为度支员外郎。元初，出为江西转运副使，徙楚州，未几卒。
贾魏公平生历官多创置，景元年始置崇政殿说书，自都官员外郎首为之。四年，置天章阁侍读，与赵希言、王崇道首为之。比直龙图阁预内朝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递直侍讲于迩英、延义二阁，在崇政殿庭庑下。皇元年，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公自使相首为之。
崇政殿说书本以待庶官之资浅未应为侍讲者，故熙宁初，吕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始改京官即得之。至元中，范纯夫翰林、司马公休谏议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讲。宣和又置迩英殿说书，命扬中立龙图以著作郎为之。近岁，初召尹彦明，议所除官，将以为迩英殿说书，而议或以为祖宗时无有，乃改崇政殿云。
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闻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较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盖尝与宋次道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书时，彦朝已卒，其子问以镇库书献，诏特补承务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问渡江，书尽留睢阳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官制初行，李邦直为吏部尚书，时寄禄官才承议郎，神宗以其太卑，诏特迁朝奉大夫，其后无踵其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为文，常以为《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尤不喜《新唐书》，云：“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新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矣。”杨侍读绘熙宁间知南京，有惠政，予及见故老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秋劝农时，必微服，屏骑从至田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献浆水者，欣然为举之。”以是多知民间疾苦之实，亦以见前辈为政平易如此也。
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终身。汉文帝始以即位之十年为“后元”年，景帝复以即位之七年为“中元”年，又六年为“后元”年。至武帝初年乃号“建元”年，其后屡易其号，以至于今。虽立号纪年始于武帝，然其源盖自文帝之“后元”也。
韩魏公喜营造，所临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庄雄深称其度量。在大名于正寝之后稍西为堂，五楹尤大，其间洞然，不为房室，号“善养堂”，盖其平日宴息之地也。
国朝既以节度使为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次者间亦得之，盖优礼也。其不历二府而为节度使者，自国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陈康肃尧咨始自翰林学士，换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特诏位丞郎上，其后自安国军留后拜武信军节度使。张宣徽尧佐自礼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军节度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言者交章论之，遂罢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加宣徽使判河阳。王君贶自熙宁间以侍从久次为宣徽使，会官制作，废宣徽使不置，时为之者独有君贶与张文定二人，特诏领使如故，其后君贶判大名府当再任，遂拜武安军节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学士、上清宝宫使拜淮康军节度使。靖康中，张永锡孝纯自延康殿学士知太原府，拜检校少保某军节度使。建炎初，杜仆射充自端明殿学士东京留守拜宣武军节度使。大抵陈康肃以次迁、张宣徽以戚里、王君贶以官制改革、蔡居安以恩亻幸、张永锡以守御之劳而杜仆射以居守，欲重其任也。国朝不历真相而为相者凡七人，钱文僖、程文简、夏文庄、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子美，而邓枢密洵武真以少保领院而不兼节钺，前所未有也。
《历代贡举志-明-冯梦祯》历代贡举志一卷明秀水冯梦祯开之著
贡举之有科目，盖未之前闻也。虽周曰三物，曰四术，曰九年大成，试之似有定涂；曰选士，曰俊士，曰造士，曰进士，取之似有定序；曰论定，曰任官，曰位定，用之似有定制。大都极其详慎若此。而宾兴，而拜受，又极其隆重若此。初未以一定科目，薄试于始，厚任于终，贱视于先，尊显于后，若今兹也。
秦称虏用其士，而仕进之涂，辟田胜敌之外，无多寄径焉。
汉初，诏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郡守身自劝遣，嗣是诏孝悌复一身，置官二千石。建元初，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董仲舒请，令郡国岁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元光五年，徵吏人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给食，令与计偕。元朔初，天下谨法，莫敢谬举，而贡士盖鲜。故又诏中二千石及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郡国乃于属僚部人之贤，举为秀才廉吏，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而公车徵起者悉在焉。元封五年，诏州县察吏人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元朔[1]五年，诏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始元初，遣王平辈持节郡国，举贤良。本始后，王吉请明选求贤，除任子弟之令。永光初，诏丞相御史，举质朴重厚、退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王莽时，太常岁课，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为文学掌故。
后汉建武间，诏举茂才廉吏，三公而下，其数有差，于时进用，加以岁月先后之次，且卒焉持[2]拜，不复简试。故谤议纷起，良以士多矫饰也。建初初，复用故事，以四科辟士。永建后，又增甲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