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
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他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我两件窜乱的实事：其一，宋楼钥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一过，发见四库本改窜甚多，而尤以他替妇人所作的墓志铭为甚。因为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记女子改嫁的事实，及其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人则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从一而终。至于把她归于哪一个丈夫，则以官阶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前夫，后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后夫。其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其书中土久佚，修四库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意为夷狄虽有君，犹不如诸夏之无君；而四库本的疏意，则是诸夏无君，犹不如夷狄之有君。意义极端相反，而乃发现于同一书中，其字数又相同。知不足斋本亦据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合，后印本则与四库本合。盖四库馆臣因清帝出身女真，故每逢书中说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义上，必改得它不伤皇帝的面子而后已。知不足斋本既已刊成，始知馆中改笔，不敢不依钦定文字，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斋丛书即用初印本，犹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用四库本，两书均易见，大家不妨把它们对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四库馆是有主义的，有作用的。他们对于古籍，不是客观的整理。他们用了自己的主张和凭藉了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番：哪种应提倡，哪种应遏绝，哪种应依因，哪种应改变，借编纂之业以行其去取予夺之权。倘使那时还没有刻书的一件事，传钞的本子又相习以四库为正本，则数十百年之后，四库本即得统一全国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可知刘歆在校书时改窜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正不必对于今文学家的攻击作过分的怀疑。
姚氏着作，当时或有几种刻本，因为在好古堂书画记及书目上证明他不是一个穷人。就算他的着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没有及身写定而不刻，也必有许多钞本。何以四库总目上只把他的庸言录存了目，其他连存目也彀不上呢这很明白，他的怀疑古书和攻击古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或竟被销毁了；他们又虑后人有赞同其说的，故即于庸言录的提要上作总括的一骂，以见其人之不足取。实在清学到了干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起来了，清初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只有伪古文尚书，因为它起在魏、晋间，彀不到汉，没有汉代的权威者为它保护，又因它的宗师是王肃，适为汉学宗主郑玄学派的敌人，又因当时大师惠栋亦曾继续阎氏之业而为古文尚书考，故他们对于清初提出的许多辨伪问题只有伪古文尚书一案是承受了的。姚氏太勇了，什么书都要疑，当然应受他们的排斥。姚际恒的传状，我们找不到。现在姑把毛奇龄的西河诗话和吴振棫的杭郡诗辑中两段文字写在这里，权当他的小传：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祗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予尝作何氏存心堂藏书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书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箧已耳！」立方，际恒字。及予归田后作大学证文，偶言「『小学』是写字之学，并非『少仪』」、『幼学』之谓，不知朱子何据竟目为童学，且裒然造成一书，果是何说」立方应声答：「朱所据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记正指字学，诚不知朱子何故袭此二字」，因略举唐、宋后称「小学」者数处，皆历历不谬。坐客相顾皆茫然，则度越时贤远矣。第是时兄已死，予述兄语示立方，立方即赠予长律二十韵，……其情词笃实；始知亡兄非轻许人者。(西河诗话卷四)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钱塘监生。……首源博究群书，撑肠万卷。……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精治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予婚嫁毕而治九经」。遂屏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凡一百六十三卷。又着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持论极严核。其家构海峰阁，西面湖，檐际悬旧窑霁红，夕阳映射，一室皆作霞光。有西绝句云：『高阁虚明木榻施，昼间兀坐每移时。湖山一角当面，烟树残霞晚更宜」。(国朝杭郡诗辑；前段与武林道古录略同。)从这两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一)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二)他五十以后始专力治经，阅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三)古今伪书考是庸言录的一个附录；(四)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意味的人。他的生年，可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里寻到。文云：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着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上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卷八)阎若璩是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生的，姚氏比他小十一岁，则是生于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他们两人相遇，在康熙三二年(癸酉，一六九三)，是年阎氏年五十八，姚氏年四十七。当他四十七岁时，所着攻伪古文的书已成十卷了，可见他并不剽袭阎氏之说，只是不谋而合；又可见他研究经学并不很迟。或者他在九经通论中先成古文尚书通论，故阎氏见他，但提此书；朱彝尊的经义考中亦但着录其古文尚书别伪例。他成了此书之后，就用了研究伪古文尚书的方法，再去研究别种经书。(诗经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一七○五年；春秋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七。)当他六十四岁(康熙四九，庚寅，一七一○)九经通论脱稿时，阎氏已死了六年了，朱氏也于上一年死了。再过些年，学术的重心移到惠栋、戴震的身上，清初的辨伪运动便成了「过时货」了。所以姚氏的学问，此后就不听到别人谈起，除了杭世骏之外，干、嘉学者几乎没有引用他的片词只语的，到四库馆一开，学术思想更统一了，他便没有立锥之地了。他的卒年无考。我们只能从上条知道在一七一○年以后。但前年柳翼谋先生(诒征)在好古堂书目跋中谓参之以姚之骃序，必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之前。按姚之骃序云(此序多误字脱字，今以意增改，加括弧以别之)：自柱下盛文史，而后代侈言藏书；秘阁而外，若车，若库，若架，若仓，不知几千万卷也。然人之于书，多藏者未必善读；虽有十行俱下之目，而政事倥，酬应纷如，彼别架迭窗者徒侍束修半(此四字有误)而已。故侈言藏书者，名也。若予世父首源先生则不然。先生自束发受书，已能沈酣故籍；乃一生坎壈，兀兀穷年，惟日手一编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乃口(更)搜之市肆，布□(函)巾箱，□□(汗牛)充栋；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然则千古之多藏而善读者孰如首源先生哉！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计如□(千)卷；予小子受而读之，为写副墨。□(至)子(于)先生乎(手)着，几于等身，皆从藏书中咀华嗽润而出之者也，故谨附录于后。
康熙乙未夏杪，钱塘姚之骃敬题于露涤斋。
这篇序上有「一生坎壈」之语，或可作为在他卒后之证。但味「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予小子受而读之」之言，又若生存时语，似乎姚际恒编好之后他即去借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