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春秋》：刘渊左手有文，曰“渊”
《十六国春秋》：刘渊左手有文，曰“渊”。彭神符有文在手，曰“神符”。《东观汉记》：公孙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数移书中国；上赐述书曰：“瑞应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僭伪之人，尚应符瑞，况制作之圣、治万世者乎！）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春秋》，天子之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下）（考孔子道，至可信据，莫若孟子。时周命未尽，王名未去，而孟子一生不至周，未尝一劝诸侯尊周，但劝诸侯行王政，云“以齐王，犹反手”。故李泰伯攻之，虽以孟子为不臣可矣。然此实后世一端之义也。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周自幽、厉后，威灵不能及天下，已失天子之义。孔子因其实而降为风，夷为列国。《史记儒林传》谓“周道亡于幽、厉”。孟子谓“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盖自周至幽、厉，孔子以为周亡。《春秋》天子之事作，刘向、淮南、董生所谓《春秋》继周也。孟子传孔子之微言，李觏安足以知之？宋人仅知尊王攘夷之义，宜其反却视不信也。）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同上）（当一王之法，即董子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繁露符瑞》）（董子醇儒，发改周受命之说，昭晰如是。孔门相传之非常异义也。）──右孔子为制法之王显证。
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何注：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公羊》宣十六年）（王降为风，夷于诸侯，盖孔子大义。《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周道亡于幽、厉。自是孔子以《春秋》继周，改周之制，以周与宋，同为二王后。故《诗》之三颂，托王鲁、新周、故宋之义，运之三代，传之口说，着之《公羊》、《谷梁》，大发明于董子。太史公、刘向、何休，皆无异辞。示周不兴，孔子乃作，何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太史公所谓不可书见、口授弟子者也。）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繁露玉杯》）（董子直谓孔子为新王继周。董子一醇儒，岂能为此悖谬之论？盖孔门口说之传也。）《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繁露三代改制》）（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变周制，以殷、周为王者之后。大言炎炎，直着宗旨。孔门微言口说，于是大着。孔子为改制教主，赖董生大明。）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韶》舞，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繁露三代改制》）《春秋》曰：“杞伯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同上）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公羊》隐元年注）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以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