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
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然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其兼之者欧公耳。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水心与窗论四六，窗云；“欧作得五六分，苏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欧更与饶一两分可也。”水心见窗四六数篇，如《代谢希孟上钱相》之类，深叹赏之。盖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华藻，立儒为之典刑，合欧、苏、王为一家者也。真西山尝谓余四六颇淡净而有味，余谢不敢当，因言本得法于窗，然才短，终不能到也。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虚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礼问聃，则聃非不知礼者，而聃之言如此，亦岂非礼之意，然而独讳言礼，顾以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盖聃之于礼，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废，则意亦不能以独立矣。此老子鉴文之弊，而矫枉过正之言也。或谓有二老子：绝灭礼乐之老子与孔子问礼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传》多疑词，既称莫知其所终，又称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既称太史儋即老子，又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子，而太史公不能断耶？余谓老子所答问礼之旨，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论礼之意则是，其废礼之文则非耳。太史公虽不能断，然亦卒断之曰“老子，隐君子也。”既曰隐，则其年莫得详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断，后二千余年，将何所据而断耶？
欧公记菱溪石，虑后人取去，则以刘氏子孙不能长有此石为戒。东坡记四菩萨画，虑后人取去，则既以父母感动人子，而亦以广明之贼不能全子孙，而有此画为戒。以仆观之，石虽奇，画虽工，要皆外物耳。欧公之移置二石，虽非取为己有，其为取一也。东坡既知舍此画矣，而犹汲汲恐他人之取，其为不能舍亦一也。石与画，自二公不能不恋恋，而欲使他人不恋恋，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贪机，虽刑祸立至，尚不知戒，况身后盛衰乎？且东坡之舍此画曰：为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为父母乎？然则二公之见，犹不免于痴矣。（余云：米元章临终焚所玩法书、名画，即是此意。）台之谚称水母以虾为目，盖非虚语。《广韵》言：它即水母也，以虾为目。
文虽奇，不可损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质。
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
前辈为文，虽或为流俗嗤点，然不肯辄轻改，盖意趣规模已定，轻重抑扬已不苟，难于迁就投合也。欧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载吕、范交欢弭怨始末，范公之子尧夫不乐，欲删改，公不从。尧夫竟自删去一二处，公谓苏允明曰：“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移动，使人恨之。”荆公作钱公辅母墓铭，钱以不载甲科通判出身，及诸孙名，欲有所增损。荆公答之甚详，大略谓：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词赋，虽闾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七孙业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又云：“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别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东坡作《王晋卿宝绘堂记》，内云：“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而国，凶而身，此留意之祸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请改之。坡答云：“不使则已，使即不当改。”盖人情喜谀而多避忌，虽范、钱、王，闻人犹不免，何怪流俗之纷纷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谀，固不肯避忌，虽与范、钱、王厚善，亦终不为改也。水心作《汪参政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盖与秦桧同时者也。汪之孙浙东宪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云：凡秦桧时执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独以先正厚德，故勉为此，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汪请益力，终不从。未几，水心死。赵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门下有受汪嘱者，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书，惜不见集中。退之云：吾之为此文，岂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通其词者，本志于古道者也。古之遭，不苟毁誉于人，则吾之为斯文，皆有实也。然则妄改以投合，则失其实矣。穆伯长贫甚，为一僧寺记，有贾人致白金，求书姓名。伯长掷金于地曰：“吾宁饿死，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夫求书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为墓志及他文，后多收入史传，使当时苟务投合，则已不能自信，岂能信世乎。水心为《窗集》字末云：趋舍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学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诳以为文者，文虽工，必不传也。
水心文本用编年法，自淳熙后道学兴废，立君、用兵始末，国势污隆，君子小人离合消长，历历可见，后之为史者当资焉。
水心与窗论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与吕丈说。”吕丈，东莱也。因问窗某文如何？时案上置牡丹数瓶，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种，先生能数十百种。”盖极文章之变者。水心曰：“此安敢当，但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磁缶、瓦杯，然却是自家物色。”水心盖谓不蹈袭前入耳。磁瓦虽谦辞，不蹈袭则实语也。然不蹈袭最难，必有异禀绝识，融会古今文字于胸中，而洒然自出一机轴方可。不然，则虽临纸雕镂，只益为下耳。韩昌黎为樊宗师墓志，言其所著述甚多，凡七十五卷，又一千四十余篇，古未尝有，而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以为文从字顺。则樊之文亦高矣，然今传于世者仅数篇，皆艰涩，几不可句，则所谓文从字顺者安在？此不可晓也。
相如赋云：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诗》云：“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六帖》云：张协有《都蔗赋》。
●卷二四时异景，万卉殊态，乃见化工之妙；肥瘠各称，妍淡曲尽，乃见画工之妙。水心为诸人墓志，廊庙者赫奕，州县者艰勤，经行者淳粹，辞华者秀颖，驰骋者奇崛，隐遁者幽深，抑郁者悲怆，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可以见文章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