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地之书 有 水地记
水地之书，有《水地记》一卷，《校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其他著述不备举。《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他部亦多参与焉，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曰《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矣。震尝言曰：“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骎骎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东原文集》卷八与某书）又曰：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面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戴氏遗书》九附录答彭进士书）又曰：“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同上）震欲祛“以释混儒”、“舍欲言理”之两蔽，故既作《原善》三篇，复为《孟子字义疏证》，《疏证》之精语曰：“...《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又曰：“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之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蹙，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又曰：“朱子屡言‘人欲所蔽’，凡‘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人之大患，‘私’与‘蔽’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又曰：“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如有别物焉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释，终昧于孔孟之言故也。”又曰：“问：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经中无其文，故借...之语以饰其说、以取信学者欤？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盖其学借阶于老释，是故失之。凡习于先入之言，住往受其蔽而不自觉。”《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右所录者未尽其万一也。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的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震亦极以此自负，尝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戴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虽然，戴氏学派虽披靡一世，独此书影响极小。据江藩所记，谓当时读《疏证》者莫能通其义，惟洪榜好焉；榜为震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按此书即与《孟子字义疏证》相发明者）。朱筠见之，谓；“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是。”榜贻筠书力争不得。震子中立，卒将此书删去。（《汉学师承记》卷六）可见当时戴门诸子之对于此书，已持异同。唐鉴谓：“先生本训诂家，欲讳莫不知义理，特著《孟子字义疏证》以诋程朱。”（《国朝学案小识》）鉴非能知戴学者，其言诚不足轻重，然可以代表当时多数人之心理也。当时宗戴之人，于此书既鲜诵习发明，其反驳者亦仅一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然搔不著痒处。此书盖百余年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此其收获所以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