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昙叟 答孙子发书
”张昙叟《答孙子发书》论《资治通鉴》，其略云：温公尝曰：“吾作此书，惟王胜之曾阅之终篇，自馀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已欠伸思睡矣。”温公所言，学者之通患，盍以何学士、王胜之之事为读书法？
古人遇事，各从其分而应之，则无失中之患。司马公辞宥密之命，与吕正献公同居洛，正献起知河阳，乞在京宫祠，裕陵大喜，遂召还。或疑二公出处优劣，程先生云：“吕公，世臣也，不得不归见上。司马公，诤臣也，不得不退处。”文潞公拜平章，伊川为崇政殿说书，先生以师道自居，每讲色甚庄，泰陵畏之。潞公年九十，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或议先生之倨，视潞公之恭为未尽，先生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留丞相绍熙之末，自相位逃，赵忠定力赞内禅，或以二公处变不同，问於范仲黼郎中，范曰：“赵丞相，同姓之卿也，留丞相，异姓之卿也，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赵文昭语真文忠当思所以谋当路者，毋徒议之而已，文忠曰：“公宗臣，当思所以谋。德秀，得朝廷一议论文臣尔，是数者剂量所处，岂无醇疵？未可以轻议。”抑知人之识，其分为不易耳。
温公嵩山题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则不闲。措足於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又书曰：“光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即题嵩山语，而愈诚悫。盖公一举动，无时不存此意，康节称君实脚踏实地人，公自以为知言，信哉！
康节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张宣公称下句极是，上句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范忠宣公云：“以贵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文公称上句自好，下句既不知自治，其昏迷以及人，使亦如我之昏。若横渠云：“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语便不同。予以是叹修辞之难，先儒立教，不敢秒忽放过，凡人可以易言哉！君子、小人，语本刘高尚云记宣公之论者，以为康节《语录》传讹，此其微尔。
司马光为《耆英会序》云：“乐天在洛，与高年者八人游，时人慕之，图传於世。宋兴，洛中诸公继而为之，再矣，图形普明僧舍，乐天之故第也。”《笔谈》亦谓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今考修香山故事，惟至道初李文正公罢相后，以司空致仕，年七十七，思乐天洛中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欲继其事为晏集，故相宋惠安公、吴僧赞宁预焉，会蜀寇起而罢，其事当在京师。至和间，杜正献公亦已致仕，与凡老年得谢者为五老会，其事又在南都。谓再会洛，未能详后是，如米元章《九隽老会序》云：“中散大夫河间公靖镇吴，俗乃辟群斋，会九隽老。”则其事在吴，名氏且未悉著。独潞公以元丰五年尹洛，为耆年会，凡十三人，可以践唐贤遗躅而过之矣。又元丰初，赵清献守杭，赵康靖自南都来，年八十一，共游湖山，为二老图，清献时七十一，程给事师孟守越，又减清献一岁，尝同唱和，清献谢事过之，因增程公为三老图。盛哉！承平典型也。渡江以来，有若史忠定六老图，周益公二老堂会，清时胜事，各擅一门，岂惟家庭之庆？又有刘汭者，写益公与兄乘成居士必正、杨文节为三老图，平园、诚斋集有诗，亦庐陵佳话也。
王沂公以简纸数轴送人，皆他人书简后截下纸。晏元献公凡书简首尾空纸，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备用。王文康公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尝戒其子弟。诸公皆身处贵盛，俭德若此，世俗费纸者，何人语以古事、未必不毁薄。梁东莞臧逢世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末，写《汉书》，见《颜氏家训》。
《复斋漫录》云：“山谷谪涪州别驾，因自号涪翁。按《益都耆旧传》：‘广陵有老翁，钓於涪水，自号涪翁。’然则涪翁之称，古有之矣。”《苕溪渔隐》曰：“《后汉 逸民传》：‘初，有父老，不知何在，常渔钓於涪水，人因号涪翁。’复斋不取於此，乃取《益都耆旧传》后汉《郭玉传》语，谓涪翁之称，古有之矣，不始於鲁直也。”《芥隐笔记》引援亦同。余记《唐书 陆龟蒙传》：“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汉上者。”独不用前二书为证，当别有考也。
陈福公在相位，欲营居第，视其图以为高，悉裁损之，制度甚庳，董后者云：“宰相门不高大，无以容车马。”公曰：“吾今日有阍者，一两世后，吾门扉要使小姨辈可开阖尔。”当与李文靖厅事仅容旋马，俱为美谈，乃所以遗子孙也。水心集《刘建翁墓志铭》云：“居室尤陋，不改，予间过之，及门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云：‘自二父在，而四方之过莆者，无不造於庭，盖今之轿大於旧矣，乃世变也。’予亦笑曰：‘轿虽大，不数寸，公门扉无乃太狭乎？而不知变也。’”福公与刘皆莆人，土风殆近古，二父者，宾之夙、复之朔，建翁名起晦，复之子，潜夫尚书诸祖父。叶公之对，虽似谑，实贤其不变於俗也。或曰：乾淳诸老，典型自别，不独莆土风近古也，况福公贤相乎？
李仁甫侍郎，淳熙间，因阜陵论先儒从祀当升黜去取，遂奏言：“范仲淹佐仁宗，谨庠序之教，始遍郡国立学，更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欧阳修倡起古文，攘斥异端，视唐韩愈无愧，嘉、治平之间，人才特盛，修所长育成就，为力居多。而司马光及苏轼，风节弥高，其学术专务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流离颠沛，之死靡憾，盖似孟子。当安石萌芽，唯光、轼能逆折之，见於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轼著《书传》，与安石辩者凡十八九条，尤为切近深远，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使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轼，斯为允当，并及仲淹、修，亦无不可。”又言：“昨蒙圣论，欲升光、轼配享於堂，辄疑陈瓘斥王安石逆像献否，圣谕谓若亲酌献，则蹔迁其坐於他所，君臣之分，终有未安，光、轼必不敢当此理。只用世次先后，使继韩愈，亦无降抑。”按《道命录》、杂记等书：赵侍郎粹中乞去王一雱，择本朝名儒列於从祀，上论以范、司马二文正、欧、苏二文忠、李公以为可，赵卫公主之，且谓范公自以功业名，欧公当时亦微有玷，不若止用马、苏而升於堂上，龚、李二参皆不以为可。盖跻祀堂上，附舒王，近此固无怪，本以矫学术之弊，此扬彼抑，不拟承其太过者。尊尚之至，则可见矣。读《巽岩集》中疏，虽或推扬上意，其秉礼守正，善於立论也，时则周、程未暇议。端平间，李公之子季允枢密在从班奏：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者十人：胡翼之、孙明复与邵、周、张、二程氏，而司马、欧、苏预焉，请下经筵秘书省国子监议，未详覆孰可否。迨淳□，而周、张、程从祀，又咸淳，而司马、邵氏始亦从祀。若范、欧、苏文章、名节、世论、道德、性命，欲引而合之，无由也。即李公所称，已於范、欧、苏有所区别矣，亦各从其实欤。
谢上蔡之孙曰偕，其子无衣食，替人承符引养老母。黄子耕守天台，修郡志，访求故家，得之，请见，抗宾主祀，给冠带田宅。杨龟山之家既卖其宅，四世孙子复病之，事诉纷然，余景瞻守南剑，曰：“有司用交易法尔，安能空手以得？”自至郡，例卷百馀万，谢不取，因赎以归之，修补其漏阙，又职子复于学，以廪之，见叶正则所为祠记。吴明辅用此二事《跋楼大防参政遗族孙帖》：“故宗遗胄，忽焉沦坠，或不俟年数之远。”陆务观顾以宋广平、沈义伦之后为卒、髠为僧，不胜慨然，异时贤士大夫每於此尽情，而录后恤孤，具有故事。茂陵诏求伊川程氏后，池州申、直下两房子孙曰观之、曰源，於是观之补不理、选限登仕郎，充池州州学学宾，月廪给以奉祭祀；源赴吏部铨量、补迪功郎，渐迁二令监丞。时又命陆文安九渊之子特之、沈端宪焕之子省曾俱读书秘省，宾嘉定十六七年间。叶氏《闻见录》云：“源，鬻米都门外，有教以干当路者，著《道学正统图》，以考亭之后，勦入当路姓名，遂授初品。”而吴大礼绍定《封事》有云：“如程源、如沈省会，不识一丁字，未三五年与之贰郡。乃布衣韦带之士，勤苦灯窗，驰驱仕路，有二三十年不可得者。”张端义《封事》亦云：“秘书省读书，朝廷异礼待天下遗逸之士，假借先儒之后，影射市井之徒，老成学者饮耻而没。”或谓指省曾辈也。表贤者后，盛时美意，犹不免於异论，事何者无弊？使世家果有如程氏子拔之寒微，正未可议，抑处置在适中尔。”前辈有两黄裳，皆为端明殿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