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 郑釐侯来朝
《竹书纪年》：郑釐侯来朝，《索隐》谓韩昭侯也，昭侯实哀侯之孙，去武子六世，与高诱注异，其距齐景公之卒百三十三年，晏子之卒百四十二年，赵简子之卒百十七年，推简子同时，乃甚悬绝。《吕氏》于其书见齐景公、赵简子等语俱不著，谓为见昭釐侯可也，其书独不著韩侯事，谓为齐景公、赵简子时亦可也，第合二书以论世次；莫能定也。如以孔子倾盖事定之，则见昭侯者非也，而其书且有疑焉。晁氏《读书志》谓：“观其文辞，近世依托为之者，多用字说，殆元丰以后举子所为，且以其书有秦襄公、赵简子，相去几二百年，牴牾类此。”予所读，本虽载其适秦，不言襄公也，岂或者疑而略之与？朱文公曰：“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其语多用《左传》、班史中字，其粉饰涂泽、俯仰态度，但如近年后生巧於模拟变撰者所为，不惟决非先秦古书，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只因《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与，必是当时贤者，可以假托惑世，遂造此书传合之，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丽，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又以《洛书》为《河图》，亦仍刘牧之谬，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或云王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今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托为刘向而不类向它书，后二篇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若世之匿名书者。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正是并缘释氏之说，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剥他书，傅会其说，其自序出处又与《孔藂子》载子顺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赵宗者，即指程婴而言，以《左传》考之，赵朔既死，其家内乱，朔之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故武从其母畜於公宫，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吕相绝秦语，其不足信甚。而近世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至引其说以自证其姓氏之所从出，则似诬其祖矣。”文公审为伪书，因会稽官书刻本，欲疑王、姚所作，不知绍兴间晁氏先已疑元丰举之矣。由乾淳视之，岂非百年文字赖晁说而稍古，王、晁免作伪之讥？惟叶正则推信以为真与孔子同时，可与《六经》并考，且云：“其书甚古，而文与今人相近。”论者谓正则既知之矣，或古有其书亡之，后人摘其存於《吕氏》者，特为此详略也，予将以《吕氏》书证之，曰彼诚出于近代，又何先见於此也？则昭釐侯之事与《吕氏》异，复有疑焉，况久逸於古史而始传哉。
“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右军帖中语，东坡《题潭帖》云：“宰相当是简文帝，殷则长源也耶。”黄伯思《刊误》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郄愔书，谓宰相，简文作相王时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书郄愔帖语耳，而结字实近时人伪作。愔书自与逸少早年抗行，而此帖了无晋韵，其非审矣。”余读刘潜夫诗：“厌倦今书尺，时将晋帖看。殷生与宰相，一体问平安。”但云“晋帖”，则右军、郄愔不必论，发扬帖中意有味也。
东坡谪海外，用鸡距笔，黄鲁直崇宁二年十一月谪宜州，为资源书卷，用三钱买鸡毛笔书两帖，风流特相宜。
王涯藏前世名书画，甘露之祸，为人破垣，剔取奁轴金玉，而弃书画于道。温韬发昭陵所藏书画，亦剔取装轴金玉而弃之。顷贵人家废楮断幅散售于外，或毁灭为飞尘，盖有锦褾玉轴见累者。昭陵地下之藏，尚当流落人间。史称王涯秘固重复不可窥，果安在哉？智力不足预於人事者多矣。
《元和圣德诗》云“以红帕首”注者引《实录》曰：“禹会涂山之夕，大风雷震，有甲步卒千馀人，其不被甲者，以红绡帕抹其额，自此遂为军容之服。”又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红帕首”，“帕”一作“抹”。《送郑权尚书序》，“帕首靴裤”，盖屡用之。陆氏《笔记》举《孙策传》：张津尝著绛帕头，帕头者，巾帻之类，犹今言幞头也。韩文公云：“以红帕首，已为失之。”东坡云“绛帕蒙头读道书”，增一“蒙”字尤误，务观固不引涂山事，注韩文者亦不援孙策语，然《李》、《郑》二序，皆连“帕首靴裤”，取义为幞头正合。范史云：“向栩者，性卓绝不伦，读老子，状如学道，好被发著绛绡头。”李贤注：“《说文》：绡，生丝也。案此字当作幧，其字从巾。古诗云：‘少年见罗敷，脱巾著幧头。’”已上史注红绡头或即红绡帕。子谓孙伯符所称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或由东都之李，习妖妄者，辄以为首饰，栩其类也。韩诗“帕”为虚字，坡诗“帕”为实字，因文著字为蒙，所用本别，俱不免陆氏之疑。唐娄师德使吐蕃，谕国威信，虏为畏悦，后募猛士讨吐蕃，乃自奋戴红抹头来应诏，此近涂山军容之遗制，虽不敢以释帕首，其云“戴红抹额”，抑亦帕首巾帻之物尔。
徐铉随后主归朝，见士大夫寒日多披毛衫，大笑之，语人曰：“中朝自兵乱之后，其风未改，荷毡被毳，实繁有徒，深可骇也。”一日入朝，遥见其子婿吴淑亦被毛裘，归，召而责之曰：“吴郎士流，安得效此？”淑对曰：“晨兴霜重，苦寒，然朝中服之者甚众。”铉曰：“士君子之有操执者，亦未尝服。”盖自谓也。新平之行，幽土寒冽，门人郑文宝适掌转运，迎铉于途，解所被褐裘以献，铉终却之，遂为寒气所伤，下痢卒。杨文公记其事，铉之志可悲矣。然铉仕中朝，而中朝之士咸服之矣。张文潜云：“铉之为此言，是不甘为亡国之俘，为丑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岂不读《毛诗》也？幽诗曰：‘无衣无褐。’郑玄注：‘褐，毛布也。’非今段子乎？则其来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为裘，取毛织之为褐，理何夹乎？”文潜如此言之，想同时中州人士不平於铉尤甚矣。近惟程泰之尚书断之曰：“古固以狐羔□为裘，圣人服之矣。若谓古人不以织毛之衣袭朝服者，则令貂蝉亦古乎？若谓古人坚毅、死且不易，如是人多矣。”即其论厚于文潜，而铉之志可悲已夫。
韩持国不服凉衫，不变於今。邵尧夫不服深衣，不变于古。江邻幾《杂志》：“秘书丞宋飞卿云：士大夫着毛衫，已为徐常侍所讥。近年内臣或班行，制褐为凉衫，渐及士大夫，俄而两府亦服之，令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持国辈非之，不肯服。”又云：“凉衫以褐为之，以代毳袍。韩持国云：‘始於内臣班行，渐及士人，今两府亦然’，独不肯服，《仪礼》：‘妇人衣上之服制，如明衣谓之景，景，明也，所以御尘垢而为光明也。”则凉衫亦所以护朝服，虽出近俗，不可谓之无稽。”又《桐阴旧话》：“京师朝例，公服乘马，因中官及班行制褐紬为衫者，施于公服之上，号凉衫。既而虽二府亦服之，然士大夫至有幞首凉衫，而下不衣公服者，宫师见之，独不肯服，以初无此制，及指挥所讶也。今则遍于天下，间用为吊服，绍兴末暂罢紫衫，至以凉衫谒见，尤无谓尔。”李氏《杂记》又谓：“乾道李献之学士言：会聚之际，颜色可憎，今上奉两宫，宜服紫衫为便。阜陵之丧，赵忠定公始令群臣服白凉衫，纯素，已异汴都褐紬之制。”颜色故为可憎，况沈氏《笔谈》已谓：“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古之之遗法，《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按此云“黪衣”，非今凉衫明矣。
淳熙二年冬，程尚书大昌以大蓬西掖假大宗伯，押伴北使赤岸御筵服重金，周益公有诗云：“五日尹京非细事，四时仕宦固多般。”自注：“泰之，今春服绿，夏间阶绯，今借金紫，真傅游艺也。”按：游艺在唐，迎合武后，期年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以此方拟，出於雅谑，故不以为嫌也。
有黄生名充者，初冬无衣，陈无巳赠背子，坚不受，于是以朱氏所赆二疋寄之，有诗云：“割白鹭股何足难，食鸬鹚肉未为失。”宋建隆初，王师下湖南，澧鄂之民素不识骆驼，村落妇人诧观，称为山王。拜求福□者，拾其遗粪，穿系颈上，用禳兵疫。
齐王肃归魏，初不食羊肉酪浆，常食鲫鱼羹，渴饮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鱼羹？茗汁何如酪浆？”肃曰：“羊，陆产之最，鱼，水族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