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
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
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则以《序卦》、《杂卦》为孔子作者非矣。云“文王囚于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则以为伏羲重卦，又以为神农，以为夏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外无师传矣。其引《书》义，以大麓为山麓，旋机玉衡为北斗，文祖为尧太祖，丹朱为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实为衍文，《般庚》作于小辛之时，《微子》非告比干、箕子，《君奭》为居摄时作，《金縢》在周公薨后，《文侯之命》乃命晋重，鲁公《费誓》初代守国。凡此故实，具有明征，则后人臆解《尚书》，变乱事实者，皆非矣。云“《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则朱子以为淫人自言，王柏以为杂有郑、卫者，非矣。既云“《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而又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本《鲁诗》，以《关雎》、《鹿鸣》为陈古刺今，则毛、郑以下皆以《关雎》属文王，又以为后妃求淑女，非矣。云“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颂》”，则毛、郑以为正考父得《商颂》于周太师，非矣。云“《春秋》笔削，子夏不能赞一辞”，则杜预以为“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者，非矣。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于后别出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则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尝口受传指，荀崧以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亲受者，非矣。荀悦《申鉴》曰：“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而皆自谓真本说。”案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左氏》昭二年传：“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夫鲁《春秋》即孟子与《乘》、《梼杌》并称者，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既无其义，不必深究；而杜预据此孤证，遂以传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如此，则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夺尼山之笔削，上献先君；饰冢宰之文章，下诬后圣。故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刘知几《史通惑经》、《申左》极诋《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详。非圣无法，并由此等谬说启之。孔疏云：“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以丘明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此，则杜预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陆淳曰：“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駮难极明，杜之谬说不待辨矣。若《易》象则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系辞，故曰“《易》历三圣。”而郑众、贾逵、马融等皆以为周公作《爻辞》，或亦据韩宣子之说，与《易》历三圣不合矣。刘歆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一书遂巍然为古文大宗，与今文抗衡；周公亦遂与孔子抗衡，且驾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六经皆孔子手订，无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笔，自孟子及两汉诸儒，皆无异辞。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引孔子其义窃取之言，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足见孔子功继群圣，全在《春秋》一书。尊孔子者，必遵前汉最初之古义，勿惑于后起之歧说。与其信杜预之言，降孔子于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继禹、周公之功也。
●四、经学极盛时代
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后汉桓氏代为师傅；杨氏世作三公。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昭帝增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乙丙科，为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后世生员科举之法，实本于此。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经学所以极盛者，又其一。
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盖宽饶谓以法律为《诗》、《书》，不尽用经术也。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后世取士偏重文辞，不明经义；为官专守律例，不引儒书。既不用经学，而徒存其名；且疑经学为无用，而欲并去其实。观两汉之已事，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孔子道在《六经》，本以垂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犹能实行孔教。虽《春秋》太平之义，《礼运》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