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寿以为二百七十
其寿以为二百七十，又曰四百四十，又曰不知所终，然县柳谷水面有老子墓（余按：老子著《道德经》，清净无为，外无半语及神仙，《庄子》之书致尊老子，亦不言其为仙，至晋葛洪著《神仙传》始列老子于仙。昔之推黄帝者曰寿三百，大戴《礼》述宰我问孔子云：黄帝人也，何以能三百年？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人期其神百年，久而人用其教百年。窃疑彭、老子寿犹孔子论云，特传记神异焉尔）。
○治贵审时论秦政、王莽曰：秦焚《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殊途同归，俱用灭亡。盖谓书不适用读书与不读书也。魏鹤山尝叹孔孟著书未及行，尽其辙辕历聘，熟谙世故，又洞识前古，使其获用，弛张必当。至秦大肆暴，经皆出于汉儒，掇拾先王制度，杂以秦汉，汉舛谬甚则胡制，即王贾马笺注多是以后王仪文臆说三代令典。故经著义理纲常，万古不易，其建置纤悉，随时之宜可也。夏礼而杞不足征，殷礼而宋不足征，孔子时二王之后犹存而皆云然，后乎孔子者文献又可知矣。韩魏公规荆公新法曰：古今异制，贵于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非一（程子曰：经焚，礼书多出，汉儒不可一一追复），后世眩于太平六典之名，执于周公制礼之说，一用于王莽，再用于后周，三用于熙宁，而治卒不可致，不知三五制作皆出圣人，而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建立已各不侔，何尝殷必循夏之迹，周必袭殷之制，况事久必弊，弊久则更，岂有执而不通之理？汉崔《政论》曰：济世拯时之术，岂必体蹈尧舜乃理哉？期于补疑阙壤、支柱倾邪、随形裁割、措斯世于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对叶公、景公、哀公问政各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奇伟所闻，简忽所见，焉可与论国家大体哉（后世言三代永固以封建，不知禹之天下非无封建，不三世而太康失国，幸而再集者，少康之贤明也。幽王之天下非无封建，一无道而四夷交侵，幸而复国者，宣王之修攘也。春秋诸侯之弊极矣，周以微弱乃载柞数百，岂诸侯于周真有一日之力哉？徒以各争强大，不能相质，周幸而传尔。秦变以郡县，而弊以苛暴。汉易以宽仁，而制于权臣。晋弊于权臣，隋弊于盗贼，唐弊于藩镇，往往国之亡皆有弊，善治者亦惟救偏补弊而已，无拘说也）！又曰：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矣，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知弊也。此论足以尽美三代之蔽矣。余尝谓唐虞治道，万古冠冕，究其设官，惟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职之可纪。昔禹平水土，稷教播种，契敷五教，皋陶为士，与夫垂工、夔乐、伯夷秩宗而已，何尝琐屑如《周礼》哉？矧治道贵安静，设官既冗则巧拙杂进，天下始病矣。司马温公曰：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治谨择忠贤而任之，法制不繁而天下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仕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上下劳扰而天下乱。汉唐而下，君道虽不尽纯，而汉文景以恭俭致太平，唐太宗以仁义致太平，有宋以儒道致太平，则亦惟其人而已，不在尽循古制也。《酌》颂成王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安天下。汉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而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苏子曰：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俗所不安，人所不悦，纵有礼典明文，无补于怨。故履不必同要之适足，治不必同要之通时。又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
○将老秦始皇取荆，初疑王翦老而怯，后卒将翦而克。汉宣帝将七十馀之赵充国遂平羌。光武将铄翁之马援遂定蛮。晋邓艾平蜀，王平吴，年皆七十。他如吕尚八十遇文王，百里奚七十干秦缪，晋重耳六十二反晋国，郦食其六十二遇汉高帝，裴度、郭子仪身益者，国益重。盖经历多，思虑精，举措审，往往以老得之。张南轩尝评充国之将曰：将之失从负勇而愎谏。充国曰：兵难喻度，愿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忽事如此。将之病患急近功，充国屯田为久计，图其万全；将之病患好杀，不恤百姓，充国图坐消西戎，使百姓安焉。此岂少年尚气贪功者所及哉？
○帅职南轩帅荆，遗晦庵书曰：某受任上流，军卒责都统，财赋责总司，吾帅臣专以固结人心为本，使人有尊君亲上之心，则以守固，以战克矣。兵、财，帅大务也，而民又最焉，其论识可谓约而事要矣。
○服食为本禹别九州，冀为王都，独不言贡篚，近王畿曰甸服，甸为天子治田，赋专出谷。盖王畿地大人众，四方根本所在，急在衣食，故畿内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钅至（刈禾器），三百里纳秸《半藁去皮），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凡以食为重也。兖、豫、青近王畿，兖贡蚕丝，豫贡绵、、纤、纩，青贡盐、、丝，凡以衣为重也。馀州之贡宝玉玩好而已。《洪范》八政先食货，《豳?七月》周公陈先公风化，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以民事，皆谆谆农务，以此见王者富有天下，亦不可一日忘情于衣食。
○江河淮汴天下转漕之水其大有四，曰江、河、淮、汴。河可聚西北之漕，江可聚东南之漕，汴引河入淮，实江湖脉络，可聚中原之漕（按洛以入河溢为荥。《史记正义》。曰：荥水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即官渡水屯。详此则汴古已有，后世以为始隋，非也。但前贤明此水不一，或谓上名鸿沟，下名官渡。张华谓鸿沟、官渡各一水。胡明仲谓汴、鸿沟、官渡为三水。张伯谓：荥引河东南。注：至大梁浚仪分二渠，一为官渡，一为鸿沟，汴别为渠。今汴自西而东，鸿沟横亘南北，但三国袁、曹相拒官渡，操曰：悠悠黄河，吾其济乎？则官渡自黄河）。其馀小水随地所出，俱达江河，备著《禹贡》。淮出桐柏山，溯汴北通河，而南不通江，故《禹贡》述江水沿于海而后入于淮。《左传》谓吴夫差始通江淮，由是四水通济（《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然《禹贡》禹平水土之书，果通江淮必述之矣。兼古封国各有限域，以唐虞五服制考之，淮且居荒服外，况江表乎？故《孟子》之说可疑。春秋吴凭陵上国，至北伐齐与中国之盟会，乘便取捷，盖通江淮之始）。凡水，水力不同，舟载亦异。唐刘晏转漕给关中，初概以航运艰阻百端，后察江船不可用于淮，淮船不可用于汴，汴船不可用于河，遂随岸置仓贮载，因相水之宜用船，运遂无阻。河至龙门扼底柱险，复资陆运入渭（按唐运避三门之险，开三路于八里始济）。渭浅深不常，隋兴，凿渭自□兴东至潼关，凡三百里，名开通河，然后关内之运通利。唐以来潼关有变，河汴不通，则江运溯汉，入武关以达长安（按：汉水、邓州计六七百里至武关，至洋川始陆运出扶风）。但汉上流滩险，不若河渭之易。唐末及朱梁初都洛，后梁以洛运艰改都汴，汴中据江河，水陆都会，资用富饶，而处势平旷，天下有事乃四战之冲，须以兵固，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必曰长安、金陵，盖以运便而险塞也（长安襟山带河，沃野千里，地产多可富国，古号陆海。金陵前控江淮，后引瓯越，左通荆襄，右达吴会，外则长淮沃壤千里，桑田鱼盐之利甲天下，内则交、广海错之珍尽东南贡，江左第一形胜。宋之南渡初，李伯纪、胡安国进计，皆请措置荆襄为根本。按荆襄地夷旷，胡五峰尝谓欲退守江南则襄阳不如建邺，欲进取中原则建邺不如襄阳，二公盖为进取计也）。
○张道陵《汉书》著张陵字辅汉，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寿元年于灵峰白日上升，该百二十岁。而邵伯温《闻见录》著汉建安一十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祖父陵，顺帝时客蜀，学道鸣鹤山中，造作符书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升，时谓之米贼。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付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路酒，曰理头，大抵与黄巾相类。朝廷不能讨，就拜鲁汉宁太守，镇汉中。观此则张陵非异人也，道家今祖陵为天师，初只泛号，唐始定封也。
○对独说程子曰：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朱文公广为一中又自有对之说，又曰：乾尊坤卑，不可并立，盖尊无二，上意也。以类推之，君对臣，必君令臣行；父对子，必父召子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