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可睹者，犹在《逸周书》
今可睹者，犹在《逸周书》。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弢》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者矣。故周公诋齐国之政，而仲尼不称伊、吕，抑有由也。
且夫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得木不求嬴，财帛妇女不私取，其始与之而终以取之，比于诱人以《诗》、《礼》者，其庙算已多。夫不幸污下以至于盗，而道犹胜于儒。
然则愤鸣之夫，有讼言“伪儒”，无讼言“伪道”，固其所也。虽然，是亦可谓防窃钩而逸大盗者也。
●儒法第五自管子以形名整齐国，著书八十六篇，而《七略》题之曰“道家”。然则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见《韩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
今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术，则震栗色变，曰：“而言杂伯。恶足与语治？”尝试告以国侨、诸葛亮，而诵祝冀为其后世。抑未知侨、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
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决事比》，引儒附法，则吾不知也。
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歧于律。汉文帝时，三族法犹在，刑亦酷矣。然断狱四百，几于兴刑措之治者，其律壹也。律之歧者，不欲妄杀人，一窃著数今、一伤人著数令，大辟之狱差以米，则令诛。自以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歧于律，则下遁于情，而州县疲于簿书之事，日避吏议，娖娖不暇给。故每蔽一囚，不千金不足以成狱，则宁过而贳之，其极，上下相蒙，以究于废弛。是故德意虽深，奸宄愈出以暴恣，今日是也。
仲舒之《决事比》援附经谶，有事则有例，比于酂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枝。已用之，斯焚之可也！著之简牍，拭之木觚，以教张汤，使一事而进退于二律。后之廷尉，利其生死异比，得以因缘为市，然后弃表埻之明，而从縿游之荡。悲夫！儒之戾也，法之弊也。
吾观古为法者，商鞅无科条，管仲五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律不亟见，奚有于歧者？子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呜呼！此可谓儒法之君矣。
●儒侠第六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韩非显学》：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是漆雕氏最与游侠相近也）。
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并摈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吴婴也（见《吕氏士节篇》），自决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视聂政，则击刺之萌而已矣。
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捍国之大患”者乎？夫平原君，僭上者也，荀卿以为“辅”；信陵君，矫节者也，荀卿以为“拂”（见《荀子臣道篇》）。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者，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
大侠不世出，而击刺之萌兴。虽然，古之学者，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是以司马相如能论荆轲（《艺文志》杂家：《荆轲论》五篇，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鸱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当世之平，刺客则可绝乎？文明之国刑轻，而奸谀恒不蔽其辜，非手杀人，未有考竟者也。康回滔天之在位，贼元元无算，其事阴沉，法律不得行其罚，议官者廑而去之。虽去，其朋党众，喧于井里，犹聚疑沮事。当是时，非刺客而巨奸不息，明矣。
故击刺者，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治世知其辅法，而法严诛于刺客，何也？训曰：大臣能厚蓄积者，必浚民以得之，如子孙之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故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本《唐书卢坦传》载坦语）。彼攻盗亦捊取于不道矣，法则无赦。何者？盗与刺客冒法抵禁者众，则辅法者不得独贳以生。哲王者知其裨补于政今，而阴作其气，道之以义方已矣。
今之世，资于孔氏之言者寡也，资之莫若十五儒：“虽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独《儒行》记十五儒，皆刚毅特立者。窃以孔书泛博，难得要领。今之教者宜专取《儒行》一篇，亦犹古人专授《孝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