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谓马融 忠经 乃别一马融
其谓马融《忠经》乃别一马融，是唐时居士撰《绛囊经》者，故其序有云臣融岩野之臣，又于民字皆避作人，治字皆避作理，（兆人章云，此兆人之忠也；冢臣章云，正国安人；武备章云，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万人也，皆避太宗讳。天地神明章，昔在至理，又国一则万人理；政理章，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惩之以刑，理之下也，德者为理之本些；皆避高宗讳。国一则万人理句，又兼避太宗高宗讳。）为唐人无疑，所以宋《艺文志》始箸录，而《绛囊经》亦始箸录于《崇文总目》，非托名于汉之马季长也。论甚精，足发千古之疑。
光绪了丑（一八七七）二月二十八日阅丁氏《尚书余论》，凡二十三条，条为一篇，皆明《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为王啸伪作。曰余论者，以申阎惠诸君之说，阳发其所未及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一月初七日◎尚书大传（清陈寿祺辑）阅陈恭甫所辑《尚书大传》，广东新刻《古经解汇函》本也。原分五卷，番禺陈兰浦（澧）并为三卷，较闽中旧刻为精，然尚有误字。其前冠以《序录》一卷，自《史记》、《儒林传》至国朝嘉庆十年礼部题准山东巡抚全保咨送伏生六十五代孙邹平人伏敬祖承袭五经博士一疏，而附以元文宗至顺二年礼部尚书张起岩所撰《济南邹平县伏生乡重修伏生祠记》。盖建立伏氏博士之议，舰于嘉庆元年孙渊如氏署山东按察使时所请，而邹平县有伏生乡，伏氏子孙仅三人，其二皆年老务农，遂以敬祖应袭。其地有伏生墓及祠，所据者亦止起岩此碑也。后附《大传辨讹》一篇，辨卢氏《雅雨堂本》及曲阜孔丛伯（广林）本之误。恭甫氏考证精洽，条系出处，较之卢本，实为远胜。盖卢刻虽称宋本，得之吴中藏书家，要出于掇拾，不足信也。吾邑樊氏廷筠亦有辑本，余旧有之，今已失，不能复记。陈氏此编，可谓空前绝后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三月二十六日阅《尚书大传辨讹》，其辨卢氏文招、孔氏广森之误，极为精细。然陈氏皆据他书所引，不言《大传》以证其误妄，安知卢氏不别有所据乎？大约近儒之学，递考递密，而前辈所见之书，亦往往有未见者。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四月初九日◎虞书命羲和章解（清曾剑）阅南海曾勉士（钊）《虞书》、《命羲和章解》。其说以此章为历学之祖，其言历象日月星辰即后世恒星七政各有一天之说所本也：其言测中星以定分至，即后世岁差之说所本也，其言宾饯，则后世里差之说所本也；其言敬致，即定气之说所本也；其言日中永短，即准北极高卑以分昼夜漏刻多寡之说所本也，所说即本阮文达而衍之。寅宾日出从《史记》训敬道出日，谓日初出，度其景识之，若道之行然，故曰宾。《周礼》、《大宗伯》注出接宾曰摈，接与宾古通用。寅饯内日从马融本作寅浅，云浅灭也，灭犹没也，灭没皆尽也。谓日入尽时，敬识之无余景。羲仲测日出，和仲测日入，互文相备。羲仲下不言日入者，东方见日早，校西方几差一时，则其入之早，亦差一时，可知因其见日早可以测里差，故以出日立文，其实羲仲未尝不度日入之景。和仲度日入必待灭尽者，若日入尚有余景，则差积不密，推节朔及日食皆差矣，故必候日入尽时识之。可谓凿然能发古义者矣。又云自唐以来历算皆用恒气，惟冬至用定气，以今年冬至与明年冬至之算折半之为夏至，四分之为二分，如此则分常先后天二日。西术测黄道与赤道交日，当其交处乃置二分，其法校密，近世江慎修氏发明之。然黄道赤道皆后起之名，太虚中本无黄赤道也，未见仪器之人，以此语之，反滋异惑，不如即天象以求天行，以日出至日入若干时，又以日入至日出若干时算之，时刻平分，即命为二分，夫人皆知之，安用阳律阴律纷纷之说乎？故《尧典》只言日中、日永、日短，所以为最简而精。郑注皆言漏刻，亦至明切，惜乎治此学者，徒争中西之法而不知察也。其论尤为明快。其以阳谷为朝鲜，南交为交趾，昧谷为陇西，幽都为雁门之北、今之朔州，皆参用前人之说。惟以厥民因，据皋陶谟释文引马注：襄，因也。《说文》：汉令解衣而耕为襄，谓夏日勤于耕者，解衣犹勤于事者袒裼，则颇近支离矣。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一日◎尚书逸汤誓考（清徐时栋）阅《逸汤誓考》，其据《墨子》及《说苑》诸书，谓《论语》所引子小子履一节，是汤祷旱之词，以孔注伐桀告天为误，其说是也。谓《尚书》本有两《汤誓》，一伐桀，一祷旱，则武断矣。书中徵引辩驳，颇有断制，旁及训诂音韵，亦有依据。所附镇海吴善述、平湖叶廉锷、鄞刘凤章及王子常签校之语，亦具见读书细心。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五月二十九日◎太誓答问（清龚自珍）夜阅龚自珍《太誓答问》，极辨晚出《太誓》之不可信。谓欣书二十九篇，以《康王之诰》奉不合于《颅命》也。晚出《太誓》，乃周秦间人之书，力驳惠江王孙诸家之说。然谓孔安国不传古文，谓《顾命》及《康王之诰》自古分为两篇，孔子所见如此，则定盒何从而知之耶？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五月十一日◎禹贡注读《禹贡》注。自来陵谷变迁不一，禹时九河之道，周已仅存徒骇。汉成帝时，仅有三河遗迹可寻，他若大野孟猪诸泽薮，业皆湮涸无存。墨水系雍梁两州之望者，至今杳无可考，则所谓九江三江者，安得强为分合？古今聚讼，纷纭莫决，皆若亲见当时之经画者，殊不必也。
三江之说，最可折衷者，莫如鄂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论。郦道元注《水经》因之，但其必欲强通《禹贡》一江分三江之旨，遂谓帆江水东注于具区，出为松江；又一派东至会稽余姚入海；曲折附会，不合地理矣。蔡沈《书传》亦主郭说，而谓三江不必涉东江中江之文，但求其利病之在扬州之域，则水之大者莫如扬子大江松江浙江而已。此言最为了当。国朝全祖望从之。王鸣盛《尚书后案》，泥于东为北江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之经文，遂力主郑康成左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谓足以尽破诸说。抑知经文东为北江，乃系于导漾之下，此是记汉水入海之文。而下文更记曰岷山导江，乃有东迪北会汇东为中江语，此系于导江之下，是记江水入海之文，固各不相涉。且东迤北合于汇句，经文亦全不见所谓南江者。康成遽注口东迎者为南江，不过以上文言东为北江，下文言东为中江，遂臆断此为南江。然细玩经文，漾与江异源；汉出于漾，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海，与江之区别，各不相蒙。即如郑说，亦不得谓一江分三矣。陡庾阐郦道元陆德明张守节诸人所言松江娄江东江（亦曰上江，在今吴江县白蛇湖，）则六朝以后吴地之三江，必非《禹贡》之三江。赵爆以浙江浦江剡江为三江，则越地之三江。《国语》、《吴语》、《越语》及《吴越春秋》之所谓三江者皆是，非《禹贡》之所称矣。王氏《后案》谓韦昭之注越语三江为松江钱塘江浦阳江，此可以解《国语》，不可以解《禹贡》。浙江自杭言之曰钱唐，自越言之曰浦阳，一江而二名也。唐以后吴越为财赋薮，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渐淤塞。宋范仲淹郏直单锷诸人言吴中水利，皆谓宜开松江俾归于海，则震泽底定。盖松江等三江为震泽之利害，即为吴中水利主要领；而禹时则吴下土旷人稀，震泽入海处，必皆深阔，未尝以此为重，不可执后世事以解经。此论诚当。其主郑说之三江，则不若郭义为长也。因读《禹贡》，论之如此。
咸丰庚申（一八六○）三月初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