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政长尺大斗”
考《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政长尺大斗”。而《杨津传》言：“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绢布，尺度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则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如故。又《张普惠传》：“神龟中，天下民调，幅度长阔，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惠上疏曰：‘绢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长，此所谓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官所经仰灭圣明也。’”云云。观于此疏，则当时增尺之理，甚为了然。且其时不独增尺法，又增匹法。自周汉以来，布帛皆以四丈为一匹。《北史·卢同传》载：“后魏熙平间，同累迁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岁调，皆长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抵康生罪。”又《北史·崔暹传》亦言北齐天保中，“调绢以七丈为匹，为暹言之，乃依旧焉。”由是观之，一尺之增，于历代调绢至为明白。调法于绢布之外，兼调丝麻，皆以斤计。租法用粟，则以石计。权衡二物，自汉至隋，增至三倍，亦由是故。以调绢之事观之，盖可信矣。今世所传宋三司布帛尺，较隋唐官尺为短，似出前例之外。然自古讫唐，绢之定制，皆以四丈为匹，宋以四丈二尺为匹，尺法所减，以匹法偿之而有余。宋尺稍短，职是故也。元明以后，无绢布之调，明代虽有布缕之征，然皆用米折，而明尺反绝大，又似与前例不合。然明尺之长，当自宋元之际已然，观宋初布帛，幅度二尺五分，元时则仅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见《元典章》），其尺度之长，可以想见。自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国朝工部营造尺，反短于明尺，惟量地藩尺独与明尺同。盖因清丈之事，最易扰民，故特用长尺以优之。此与古代调绢增尺之故，大相异也。古者岁调绢布，皆纪年月日郡县及输纳者姓名，观《魏书》张普惠之疏与《北史·卢同传》所纪论奚康生事可知。盖不记郡县年月日，则无自知调绢长吏为何人，又苟不记输纳者姓名，则鞭户主连三长之事亦不能有也。至汉之任城国元父紬，则并记丈尺价值，而不记年月日。考《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顺帝时，羌虏数反，任城王崇辄上钱帛佐边费。此紬出古长城下，殆即当时佐边费者，乃国王所献，非民间所纳。（汉时除变夷课宾布外，尚无调绢布之制。）故但著其地及大尺价值欤？
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孔东塘尚任《建初尺跋》所载建初尺与诸尺比例，多不足信。孔云建初尺当汉末小尺八寸，已与《隋志》不合。又云与开元尺同，亦与余考定之唐尺大异。且此二者无传世之物，不识东塘何以知之。余谓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如元延建初二尺、王莽十布五泉与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及唐通开元宝钱、蜀弩机尺，实为根本材料。此外诸家之说，除《隋志》外，均当慎取。近惟吴清卿中丞《古玉图考》中之圭、&二尺，虽未可遽视为周尺，要之较诸家架空之说为可据也。
累黍为尺乃无谓之说也累黍为尺之说，始于《吕览》，刘歆、班固皆用其说，此最无谓也。历代之尺，多以累黍为名，而长短不同，后人求之不得，于是有纵黍、横黍、斜黍种种之说，实皆以尺求黍，不能以黍定尺，以为起度之准，殊为失之。此不独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如《隋志》所云而已。即令黍之大小，终古不变，而铢铢而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大必失。累分为尺，理亦如之。此事理之最易明者，而人乃多为之说。是何异已？
存世秦权量今世所存秦权，浭阳端氏一家，所藏多至数十，合之宇内，数几及百。至于铜量，亦尚有之，大抵刻始皇一诏二世一诏。始皇之诏，乃制器时所刻，固宜每器皆有。至二世诏，则因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欲令明白，故下此诏，乃能使民间用器，一一追刻之。亡国一二年间，而法令之行如此，亦应代所未有也。
齐鲁封泥集存序癸丑季秋，罗叔言参事将印其所藏封泥拓本，属余为之编次，并序之曰：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述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昔，此外如恒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中。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与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证经考史，亦与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见也。癸卯之岁，罗叔言先生既印行敦煌古佚书，及所藏恒水甲骨文字为《殷虚书契前编》，复以所藏封泥拓本，足补潍县陈氏、海丰吴氏《封泥考略》之阙者甚多，因属国维就《考略》所无者，据《汉书》表志，为之编次，得四百余种，付诸精印，以行于世。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尤较古玺印为夥，其足以考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姑就此编所录，举其荦荦大者。以官制言之，则汉诸侯王官属之与汉朝无异也。《汉书·诸侯王表》谓藩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百官公卿表》谓诸侯王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贾谊书亦谓天子之与诸侯，臣同，御同，宫墙门卫同。初疑其为充类之说，非尽实录，乃此编所载齐国属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则郎中当汉之郎中令，大匠当汉之将作大匠，长秋当汉之大长秋，下至九卿所属令丞，如太祝祠祀园寝诸官，为奉常之属，中厩丞为大仆之属，内官丞为宗正之属，大仓大官乐府居室谒者御府永巷宦者诸官，为少府之属，武库丞为为中尉之属，食官为詹事之属，钟官为永衡之属。始知贾生《等齐》之篇，孟坚同制之说，信而有徵。此其关于官制者一也。若夫班氏之表，司马之志，成书较后，颇有阙遗，此编所录，则汉朝官，如雒阳宫丞、宫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王侯属官，如齐武士丞、齐昌守丞、齐中右马、齐中左马、齐司空长、齐司宫丞、齐左工丞、菑川郎丞、载国大行；郡属县官，如水丞、平丞、陶丞；馀官如司空、祠官、牧长、橘监、发弩兵府、冶府，皆班表、马志所未载。馀如桐马五丞中之有农丞，乐府之有钟官（此乐府铸钟、之官，非水衡掌铸钱之钟官也），钟官之有火丞，技巧之有钱丞，班表亦仅列官府之目，未详分职之名。此关于官制者二也。至于考证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则此编中郡守封泥，有临菑、济北二郡；大守封泥，有河间、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阳一郡，皆《汉志》所无。按《汉书·高帝本纪》：“以胶东、胶西、临菑、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则汉初及全齐之时，有临菑、城阳、济北三郡也。《楚元王世家》：取赵之河间郡，立赵王遂弟辟疆为河间王。是赵国有河间郡也。且济北建国，自兴居国除之后，安都侯未封之前，中为汉郡者十一年。城阳则共王徙淮南后，中为当郡者四年，皆在孝景改郡守为大守，郡尉为都尉以前。则济北、城阳守尉二印，固所宜有也。惟临菑守一印，则齐国既建以后，当称内史，国除之后，又当称齐郡太守，此印云临菑守，必在高帝初叶，悼惠未封之时，且临菑二字，犹当为秦郡之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