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注道德经》成，太祖对儒臣举《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此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为注，以发其义。”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容易而悟，真有国之龟鉴也。”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太祖御华盖殿，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读《心箴》毕，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几。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洪武十九年二月已丑，太祖坐东阁，因与侍臣论仁智。太祖曰：“圣人笃于仁，贤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为爱物，奸欺之有足以祸身。”又论天人相与之际，太祖曰：“天人之理无二，人当以心为天。”论俭，太祖曰：“不可俭者祭祀，然祭不可渎。不可俭者赏赍，然赏不可滥。”洪武二年五月丁卯，太祖御华盖殿，侍臣进讲，因论人之善恶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太祖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违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祸福之来，则听于天。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者，特时有未至耳。”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太祖与侍臣观史，因论田子方贫贱骄人之说。太祖曰：“富贵者固不可骄人，贫贱者又岂可骄人？夫骄，凶德也，富贵而骄人，则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贫贱而骄人，适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当以恭敬为本。子方之言，抑扬太过，盖有所激而言。”侍臣对曰：“诚如圣谕。”辛巳，太祖召考试官陈宗顺等坐武英门赐食，谕之曰：“今日观《列子》邻人窃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于心，信心必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恶，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恶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当好，恶其所当恶，信其所当信而疑其所可疑，则人无浸润之谗、形似之责矣。”又论五性之德，太祖曰：“小忠非仁，小节非义，足恭非礼，苛察非智，谅而不贞，不可谓之信。”遂给纸笔，令诸儒撰疑信论。
褒功臣吴元年二月甲戌，大将军徐达遣人自军中来请事，太祖敕劳之曰：“古者帝王之兴，必有命世之士以为辅佐。成周伐罪，鹰扬奋兴。炎汉伏义，群策毕举，所以克集大功，启基隆祚者也。将军自昔相从，忠义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谋，端重有武，故能遏绝乱略，消弭群慝，建无前之功，虽古豪杰之士，不能过也。今克期来，所请事悉欲禀命而行，此贤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请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识虑周详，不肯造次有违，诚社稷之庆，邦家之福。然将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从宜行之。”十月丁巳，太祖宴功臣于西楼，既罢，谕诸将曰：“自古豪杰开基创业，非用贤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赖诸将相，化家为国。但累岁征伐，跋涉戎马间，其劳甚矣。近讨张氏，始不复亲行阵。大将军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缚将，以成厥功，为一代元勋，光着史册，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陈友谅既灭，惟诛其首恶，余有才者悉用之，岂但待以不死，虽剖心与语，而终自怀疑。间有英雄，一见与语，即复输心，出人左右，待之如一，无间新旧，使反侧自安。又若张氏之臣，不思为国尽力，惟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败，万事瓦解，此近事明鉴也。及张氏既灭，惟大将军于货宝无所取，妇女无所近，其深谋远略，盖谓中原未平，民未苏息，岂可遽恃为安乎？尔等当如大将军所存，共图大勋，康济宇内。”于是诸将皆顿首谢。
教太子诸王吴元年八月丙寅，太祖祀山川华，出斋次，颁胙于群臣。将还宫，顾谓诸子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盛。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至骄惰。”诸子趋至，卫士闻之，莫不感悦。
十月乙丑，太祖遣世子标、次子樉往临濠谒陵墓，因谕之曰：“世称商高宗、周成王为贤君者，汝知之乎？高宗旧劳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知稼稿之艰难。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俭之政，为商周令主。汝诸子生于富贵，未涉艰难，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况汝他日皆有国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涂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命中书择官辅导以行。
十一月甲午，太祖沐浴出观圜丘，顾谓起居注熊鼎等曰：“此与古制合否？”对曰：“小异也。”太祖曰：古人于郊，扫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俭朴，周有明堂，其礼始备。今予创立斯坛，虽不必尽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诚，不敢顷刻怠矣。”鼎对曰：“主上创业之初，首严郊丘之祀，既斟酌时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终尽诚敬，此诚前代之所未及。”太祖曰：“郊祀之礼，非尚虚文，正为天下生灵祈福，予安敢不尽其诚。”时世子从行。太祖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家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綀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食，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复指道旁荆楚谓之曰：“古者用此为扑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殒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刘基、陶安言于太祖曰：“适闻中书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从，将欲望治，譬犹登高冈而却步，渡长江而回楫，岂能达哉？元氏胡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仿彼作中书令乎？”乃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取廷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其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