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
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从之。
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明经多钞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试策。
武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於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
致堂胡氏曰：“汉策问贤良，非试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称制，访以理道，其事重矣。贡士既试於南宫，已精其较选，而又试之殿庑，是以南宫为不足信邪？其先所第名必从而升降之，殆犹儿戏耳。故先正富文忠公请罢殿试，其说甚当，然未能有行焉，无亦悦其名，以谓亲屈帝尊，策天下士，其α然为举首者，天子所亲擢欤？夫南宫礼闱遴选文学卿大夫，使司衡鉴，严莫甚焉。以是为未也，重复试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虚设。古者明试以言，岂其若是之劳且玩也？又况事始自僭窃乱淫之武后，可不革哉！”按：致堂之言固善，然武后所试诸路贡士，盖如後世之省试，非省试之外再有殿试也。唐自开元以前，试士未属礼部，以考功员外郎主之。武后自诡文墨，故於殿陛下行员外郎之事。
右补阙薛谦光上疏言：“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诏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觅举’。夫觅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故选曹授职，喧嚣於礼闱，州郡贡士，诤讼於陛闼，谤议纷纭，浸成风俗。今夫举人，询於乡闾，归於里正而已。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设如才应经邦，唯令试策；武能制敌，只验弯弧。昔汉武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携桴鼓，临难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察其行能，武观其勇略而已。又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今宜宽平年限，容其采访，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才行，君子道长矣。”长寿二年，太后自制《臣范》两卷，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
中宗神龙初，制：“贡举人停习《臣范》，依前习《老子》。”元宗时，诏举人减《尚书》、《论语》策，而加试《老子》。
按：《六经》孔孟之说，有国家者所当表章，为士者所当习业也，老氏岂得以并之？武后假圣绪之说，狐媚其君，及其窃位，则复以其所自著所谓《臣范》者同之六籍，以易《老子》。夫聚之丑，牝晨之祸，岂足以垂世立范乎！
长寿三年，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伏见比年以来，天下诸州所贡物，至元日皆陈在御前，唯贡人独於朝堂列拜，则金帛羽毛升於玉阶之下，贤良文学弃彼金门之外，恐所谓贵财而贱义，重物而轻人。伏请贡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制可。
元宗开元五年，始令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问义，有司为具食，清资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阅礼焉。又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敕诸州贡士：上州岁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
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上言：“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縻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馀人，方於明经、进士多十馀倍，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之得仕也。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长以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上然之。又言：“主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旨，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从之。
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曰：“汉朝用人，自诏举之外，其府寺郡国属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身於家，而辟书交至，以此士务名节，风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门之秀屈矣。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溺於所习，悉昧本原，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後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徵问，不立程限，故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於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耳。明经读书，勤劳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而杂色之流广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无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业抱後时之叹，待不才者何厚，处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启昏窒明。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浸以成俗，亏损国风，其弊五也。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正业不得习，益令艺能浅薄，其弊六也。羁旅往来，縻费实甚，非唯妨阙正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贫窭之士，在远方欲力赴京师，而所冀无际，以此揆度，遂至没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缺，其弊八也。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方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十乃七八，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为官择人，唯才是待。今选司量格，并格之以年数。合格者判虽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应科目者，才有小瑕，莫不见弃。故无能之士，禄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贤审官之义，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选人不约本州所试，悉令聚於京师，人既浩穰，文簿繁杂，因此渝滥，其事百端。故俗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顿除举选，以从古制，且稍变易，以息弊源，则官多佳吏，风俗可变。”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於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侍郎亲故移试考功，谓之“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