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引 白虎通义
或有引《白虎通义》云‘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及郑元注《诗雍》序云‘太祖谓文王’以为说者。其义不然。何者？彼以《礼》‘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谓文王为太祖耳，非祭群主合食之太祖。今议者或有欲立凉武昭王为始祖者，殊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始封，汤、武之兴，祚由稷、，故以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凉武昭王勋业未广，後主失守，国土不传，景皇始封，实本明命。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远构，求之前古，实乖典礼。魏氏不以曹参为太祖，晋氏不以殷王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陈、隋不以胡公、杨震为太祖，则皇家安可以凉武昭王为太祖乎？汉之东京，大议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汉当郊尧。唯杜林议独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从林议。又《传》称‘欲知天上事问长人’，以其近之。武德、贞观之时，去凉武昭王，盖亦近於今矣。当时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浸远，方复立之，实恐景皇失职而震怒，武昭虚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请准敕加太庙为七室，享宣皇帝以备七代，其始祖不合别有尊崇。太常博士刘承庆议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百代而不迁，亲尽七叶而当毁。或以太祖代浅，庙数非备，更於昭穆之上，远立合迁之君，曲从七庙之文，深乖迭毁之制。景皇帝德基唐，代数犹近，号虽崇於太祖，亲尚烈於昭穆，且临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庙当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尧、文武六代亲庙。太帝登遐，神主升於庙室，以宣皇帝代数当满，准礼复迁。今止有光皇帝以下六代亲庙，非是天子之庙数不当有七，本由太祖有远近之异，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庙无祖宗之号，亲尽既迁，其庙不合重立。恐违《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亏古义。”时有制令宰臣更加详定，礼部尚书祝钦明等奏言：“张齐贤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刘承庆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请依张齐贤以景皇帝为太祖，依刘承庆尊崇六室。”制从之。
睿宗即位，废武氏崇恩庙。
元宗开元五年，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正殿。时上将幸东都，以问宋、苏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契天心，灾异为戒，愿益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家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官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於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上大喜，从之。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纳忠谏，远谄谀。”上弗听。
开元十年，制创立太庙九室：献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中宗、睿宗。
先时，以孝敬皇帝为义宗，於庙，由是为七室，而京太庙亦七室。中宗崩，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以谓：“义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请立别庙於东都，而有司时享。其京庙神主，藏於夹室。”由是中宗，而光皇帝不迁，遂为七室矣。睿宗崩，博士陈贞节、苏献等议曰：“古者，兄弟不相为後，殷之盘庚不序於阳甲，汉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晋怀帝亦继世祖，而不继惠帝。盖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当迁，不可兼毁二庙。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谓从祢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毁祖考，则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後，宜如殷之阳甲，出为别庙，睿宗以继高宗。”於是立中宗庙於太庙之西。开元十一年，诏宣皇帝复於正室，谥为献祖，并谥光皇帝为懿祖，又以中宗还太庙。於是太庙为九室。
致堂胡氏曰：“范祖禹有言，《书》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天子七庙，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庙不毁，则无世数，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则三昭三穆之外，犹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为九庙，何所取乎？夫先觉君子，皆以汉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论为非，曰子孙於祖考无选择而事之之义，是故天子七庙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数盈也。有焉，不患其乏飨也。今既以九庙为非，而有功德之庙不毁，则九亦安足以尽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论，则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岂可毁邪？是故宗庙之礼，由子孙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庙，或五庙，或三庙者，礼也。其有功德无功德，非子孙所当祧而隆杀之也。名之曰幽、厉，非子孙所当回隐而迁改之也。一断以先王之礼，无敢损益於其间，是则礼之尽也。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者，吉凶善恶皆以是观之云耳。”代宗崩，礼仪使颜真卿议：“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毁，而世祖元皇帝当迁。”於是迁元皇帝而代宗。
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礼仪使上言：“东都太庙阙木主，请造以。”初，武后於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至中宗以後，两京太庙四时并飨。至德宗乱，後木主多亡阙未。於是议者纷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庙，遍立群主，时享之；其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舆时巡，则就飨焉；其三曰，存其庙，瘗其主，驾或东幸，则饰斋车奉京师群庙之主以往。议皆不决而罢。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归崇敬上疏曰：“东都太庙，不合置木主。谨按典礼，虞主用桑，练主用栗，重作栗主，则埋桑主。所以神无二主，犹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东都太庙，是则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庙，盖将以备行幸迁都之制也。且殷人屡迁，前八後五，其後迁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别立神主也。议者或云：‘东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岂可一朝废之乎？’虞祭则立桑主而虔祀，练祭则立栗主而埋桑主，岂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阙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时，非礼也。”天宝末，两都倾陷，神主亡失。肃宗既克复，但建庙作主於上都。其东都太庙，毁为军营，九室神主失亡。大历间，始於人间得之，遂寓於太微宫，不复飨。自建中至於会昌，议者不一，或以为东西二京宜皆有庙，而旧主当瘗，虚其庙以俟，巡幸则载主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