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公利私利余随张文襄幕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着论，故不能耸听。香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然让茶，即退出。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权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也知经而不知权。」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惟理与势耳。《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权之为义，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则必徒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积愈不可防，一旦决堤而溢，其害尤烈于无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知权者，必察其地势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随时立制，因地制宜，无拘拘一定成见，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股，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廉吏不可为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爱国歌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半部《论语》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作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折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间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事具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