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书籍都非小说一类
以上书籍都非小说一类，其市场价格与小说是否不同，还需更多的资料比对，但是从金阊书坊舒冲甫刊《封神演义》标注「每部定价纹银贰两」，以及金阊龚绍山梓行的《新镌陈眉公先生评点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封面上记明：「每部纹银一两」，则二书既非士子科举的参考书籍，也非家家必备的《万宝全书》等日常实用书籍[45]，只能算是消遣性的书刊，然而动辄一至二两银钱，若换算物价，已足以供给五口之家饭食泡菜约个把月的生活费用了，那么，书价怎算得是便宜？倒是有关投资报酬利润约有几成？售价是否随时调整变动？以及传统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折扣惯例，在此倒是不见明文记载，无法详细讨论与确证。
参、书坊在市场上的经营手法通常书坊主人在投资制造了一套模具后，不必等待刻版全部付刻完成，即可开始刷印，生产书籍，然后推销于市场上，这种流水式的接力作业，可说是赶工生产最常见的模式；甚至不必等待完成打眼装订的最后手续，而推到市场发售的情形也不乏实例，如Dr.Soren Edgren演讲中例举的《地方志》即可能是其中一例。这种急于变现，尽快收回成本和获取利润，则是投资者为求绩效的不变法则。因此，在绩效压力下促成书坊的经营手法颇值得注意，这里仅就几个方面来谈：一、以老字招牌和重金收购作信用及礼聘名家为号召这是出于对消费读者群的宣誓，保证自家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如《楚辞集解》一书，其封面即刻有唐少村小影半身像，头戴斗笠，手执书册，上栏有「先知我名，现见吾影，委办诸书，专选善本。」这是一种让人睹影而知其书品的保证行为，有如今日作者之附相片于书的外封面或内封里。又如《卜居秘髓图解》一书的封面也有「都门叶近山币购，以寿诸梓。」这是向消费大众保证自己刊刻的书籍不是一文不值的廉价品。似此情形，目前可以看到最早广告应是汪谅所刻的《文选》，其题识云：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面，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
这种说明自家的地址和书肆贩卖的书目，无非是打着广告招徕读者的惠顾。尤其小说的消费读者既是广大群众，属于通俗读物，其竞争当更加激烈，因此像《万锦情林》一书的封面，上题横书『双峰堂余文台梓行』，左行直题『锲三台山人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右下直题『一汇钟情丽集』、『一汇三妙全传』、『一汇刘生觅莲』、『一汇三奇传』、『一汇情义表节』、『一汇天缘奇遇』、『一汇传奇全集』等共七行，中下栏云：『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票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中绣余文台本人影相安坐图，前置书案，旁侍两童，内题『三台馆』匾额及『成化门』店址，每卷首二行署『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梓。』卷六底叶有『万历戊戌（公元1598年）冬余文台绣梓』牌记。这么周全而详实的广告标记和质量保证，诚不多见。至于《封神演义》在其封面的识语中也说：「此集乃某先生考订批评秘册，余不惜重赀，购求锓行。」而一般的讲史小说往往以「按鉴」编辑，标榜内容有其史实根据，并非全是胡扯杜撰。有的则用区域地理环境，文化水平较高的「京本」作号召；有的则在「按鉴」本上，加上了辅助阅读的「全像」图版。如果从招牌字号来说，明标「本衙藏板」、「鼎锲注释」，则是以信用可靠的官府刻书代表产品的质量[46][47]，以区别福建一地生产劣质的麻沙版印书。[48]至于以「新刻增异」、「残本新刻」、「增广」、「新刊出像音注」、「重言重意」、「诸儒批点」、「新刊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等之冠加于书名上面，无非说明内容或形式上加了一些工夫，使产品的质量提高，争取读者的青睐购买而已。有的则是虚有其表，欺骗读者的恶劣手段。盖小说既然沦落于文化市场上，成为商品经济中的一环，其经营手段和营销策略自然沾染市场上的种种商业习气，而有过度夸张的宣传。似此情形非止一端，若加细分，可以分成如下几种内容的广告噱头：（一）.真本遗文︰证明本书不是杜撰或乡壁虚造，而是正史逸传中的另外一章，只有本家独有，别无分号，如《隋史遗文》即取名于此，用以吸引读者的注意。[49]还有以「残本新刻」作号召，说明此书别无他号。
（二）.珍本好书︰说明该书是珍贵的本子或特好的书籍，用于向读者推荐。有冠以才子之书而自居者，好向消费群众号召值得一读，如第一到第七才子书，各有专属书籍，《水浒传》即被题作「第五才子书」。又如前面提到的《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的封面，不只说明师俭堂依京版重刻，还说该书原系来自张太史家的珍藏本，在花钱买到后请人重新刊行，又加校雠，用宋体字楷刻，无一差讹，特请买者认明。
（三）.增广新刻：通常在落后别家发行的情况下，为了吸引读者再次的购买，只好说明本书内容不同于往昔；或者为了争胜别家的产品，只好表扬自己增加了详实的内容，证明与它家产品不同，甚至在内容意义方面也有所别异。或者以新刻印刷，版面效果的良好条件，冠于书名之上，凡是在原书名上加上「新刻增异」、「增广」、「重言重意」等名称者，不外如此。
（四）.大户编辑︰为了向消费群众推介新出版产品质量的优良可靠，必需委请有学问的知名文人为书肆从事小说的编辑工作，以表示质量的可靠性，绝对不是出于名不见经传的三家村学究所作的那种断烂朝报式的篇章可以比拟，所以明朝中叶以后，凡是有名的文人或通俗作家，往往会被强拉挂名于书中，如袁中郎、锺伯敬、李卓吾等都是他们藉以号召的知名人物。至于大户编辑者如余邵鱼、余象斗等是也。当然其中也不乏雇请专业编辑者从事，如余象斗的三台馆刊《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序中就曾提到：昔大木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遍览群书，涉猎诸史，乃综核宋事，汇为一书，名曰《南北宋两传演义》，事取其真，辞取其明，以便士民观览，其用力亦勤矣。
此外，邓禹模更是余家聘请的主要责任编辑。然而大部分文士只是未经挂名者同意或假托已死的人，作为欺骗读者的一种经营手法及噱头。
（五）.名家评点︰自归有光评点《史记》，李卓吾、金圣叹等人评点《水浒》、《西厢》，评点通俗小说者蔚然成风，于是有的书肆不惜重金礼聘名家评点，分析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性格与语言情趣等等，增加读本的鉴赏性与指点读者的阅读门径；有的则是翻刻前人评点的作品，如以名家评点之《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蔡元放评点东周列国志》、《镌杨升庵批评隋唐两朝志传》、致和堂刊本《新镌陈眉公批点按鉴参补出像南北宋志传》、《新镌玉茗堂批评按鉴参补出像南北宋志传》等等，都是他们藉以宣传的重要评点人物。[50]有的是以「诸儒批点」含混其词，或者加上「新刊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至于任意挂上评点人名者，也大有人在，如：玉茗堂（汤显祖）、徐文长、锺惺、陈继儒、李卓吾等人，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后，往往「查无证据，事出有因。」[51]直让大家为之气结，浪费读者不少的时间和金钱。
（六）.读法加注︰有的书肆在小说文本之前加了部份导读性的文字，告诉读者如何鉴赏该书，使消费群众容易解读入门，免得「雾煞煞」一片，摸不着头绪。[52]还有冠以「鼎锲注释」者，除了证明出自于宫中的图书外，另加注音或解释，用以帮助识字不多的读者，鼓起勇气购买，不要举步不前。
（七）.序跋题词︰书肆最简单易行的方式是请了一些名公巨卿在该书前后写篇序跋，或填写一些诗词，推荐这部书籍，或介绍相关内容。有的只是泛泛之言，无关紧要；有些还是针对相关情节内容或特定人物给予认真品评推介，甚至趁机会发表议论，提出他对小说的理想和高卓见识。[53]（八）.插画︰由于中国古代教育没有今日的普及，因此文本阅读不免有些障碍；而表达社会复杂万象又具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文本，其记号系统诚非三、五百字的日常生活用语即可驾驭，因此如何帮助广大消费群众理解该书的内容，必有其适当的阅读辅助工具。从唐宋讲唱话本以来，讲唱者除了用声音情感、动作表情等身势语作辅助，以使听众容易理解之外，还有兼用醒木、乐器等道具者。一般最常见的方式即是加挂画图，作为辅助说明。随着从说书秀场转入案头文本后，讲说者成为作者，面对讲者的听众一变为面对文本的读者，说话底本则成为案头阅读的文本，这种说写角色的转换使叙述的重心点异位，于是加挂画图，看图说故事的优良传统也因而再度被转化运用，成为小说文本的插图，使文字叙述的间接想象和抽象思维，透过图画和直接的视觉，更能如实具体的呈现在消费群众的眼前，增加读者的知性理解。这些插图有的只是针对其中的人物、场景氛围给予造型图绘，但是明代刊刻的一些小说常见上栏是图，下栏则为文字，图文内容两相映照，一一算计版面，拈出重点给予精细的图绘与刊刻，不但可以看出文字和图画两种不同艺术专业的结合与合作，同时也可以看出编刊者的苦心，甚至上栏之图有时如戏剧舞台上的表演，颇似今日连环漫画之前身，昔时舞台艺术的直接呈现。[54]如余象斗刊刻的几种小说：《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刻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等书，都附有「全像」。尤其《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更云：「《水浒》书坊间梓者纷纷，篇像者十余幅，全像者只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前后廿余卷，一划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似此这类「全像按鉴」或「新刊出像音注」，或者将评释、图及序跋、文本等，集于一书，或以三节板的汇刊形式出现者，无疑都是为了大小通吃，既可吸引知识分子的购买，同时也能得到识字不多的通俗读者所青睐的宣传手段。
二、以降低生产成本方式搏取利润：市场上的经营常常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廉」，独家经营，避免竞争，这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一旦遇到竞争对手，首先采用的手段是采取低廉的价格，牺牲暂时性的利润，先把对手淘汰，逼出市场之外，然后取得独占市场的优势，往后再把先前亏蚀的成本和应得的利润逐一回补。如果不可能把对手逼出市场，则只有设法压低生产成本，才能保有竞争优势和合理的投资报酬率。《石林燕语》即说：「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这种采用便宜的原木材料以及节省工时容易刊刻的松软枣木，正是书肆制造版模时唯一选择的经营策略，也因如此，造成粗制滥造、校对不精的麻沙版充斥于南北市场，说明了当日有些书肆，为了生存，只有采用低成本的廉价品，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五杂俎》即云：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
[55]建阳麻沙版以亚热带生长快速的枣木作刊刻材料，出发点纯粹为了射利，不是供作藏诸名山的传世作品。除了采用廉价的材质外，另一种方式是湿薄的木板节省成本，因此又被批评：「雕版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56]雕版如此，印刷的纸张也好不到哪里，《经集会通》也有这样的评语：「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57]可见闽版脆薄，不耐久存而裂缩，使板上文字逐渐失真，印刷效果自然不好；加以印刷纸张幅式短窄，纸色黧黑，刻工滥恶，校对不精，又多舛讹，油墨又差，一无是处，这是天下公论。然而话说回来，其成本最低，最具竞争力，也是最适合通俗消费品的印行，而非专印传之久远的名山经典。
另外一种节省成本的方式是缩小版面，每叶字数增加，减少纸张的用料，产品的成本价格自然降低，也是投资者的经营策略，更是后期翻刻小说的版面特征。其所以如此，无非是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商业营销的策略运用，使后来出版的书肆能够存活，取得双方共享市场。事实上，这种缩小版面的情形有时连官府也看不过去，不得不以行政命令给予纠正，如福建提刑按察司给建宁府牒文云：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古讹作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