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中国如 镜花缘
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闻，《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特惜《镜花缘》、《荡寇志》去实用太远，而《西游记》又太蒙头盖面而已。然谓我先民之无此思想，固重诬也。」
准是以谈，而西洋之所长一，中国之所长三。然中国之所以有三长，正以其有此一短。故合观之，而西洋之所长，终不足以赎其所短；中国之所短，终不足以病其所长。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眞可以自豪也。
孔子曰：「我欲托之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吾谓此言实为小说道破其特别优胜之处者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凡人之性质，无所观感，则兴起也难；苟有一人焉，一事焉，立其前而树之鹄，则望风而趋之。小说者，实具有此种神力以操纵人类者也。夫人之稍有所思想者，莫不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顾谈理则能明者少，而指事则能解者多。今明着一事焉以为之型，明立一人焉以为之式，则吾之思想可瞬息而普及于最下等之人，实改良社会之一最妙法门也。且孔子之所谓见诸行事者，不过就鲁史之成局，加之以褒贬而已。材料之如何，固系于历史上之人物，非吾之所得自由者也。小说则不然，吾有如何之理想，则造如何之人物以发明之，彻底自由，表里无碍，无一人能稍掣我之肘者也。若是乎由古经以至《春秋》，不可不谓之文体一进化；由《春秋》以至小说，又不可谓之非文体一进化。使孔子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说，以鞭辟人类也。不宁惟是，使周、秦诸子而悉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诏后之人，而咸当本其学术，作一小说以播其思想，殖其势力于社会，断可知也。若是乎语孔子与施耐庵、曹雪芹之学术行谊，则二人固万不敢几；若语《春秋》与《红楼梦》、《水浒》之体裁，则文界进化，其阶级固历历不可诬也。
小说之所以有势力于社会者，又有一焉，曰：坚人之自信力。凡人立于一社会，未有不有其自信力以与社会相对抗者也。然众寡之势不敌，故苟非鸿哲殊勇，往往有其力而守之不坚，久之且消磨焉，沦胥焉，以至于同尽。夫此力之所以日澌灭者，以舍我之外，皆无如是之人也。苟环顾同羣而有一人焉与吾同此心，同此理，则欣然把臂入林矣，其道且终身守之而不易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盖谓此也。古人所以独抗其志，逖然不与俗偶者，虽无并世之俦，而终必有一人焉先我而立于简册之上，职是故也。小说作，而为撰一现社会所亟需而未有之人物以示之，于是向之怀此思想而不敢自坚者，乃一旦以之自信矣。苟不知历史之人，将认其人为眞有；苟知有历史之人，亦认其书之著者为并世旷世，心同理同，相感之人也。于是此种人之自信力，遂因之益坚，始焉而蓄之于心，继焉而见之于事。苟有流于豪暴者，人訾其强横无理，彼固以鲁智深、武二哥自居也。苟有溺于床笫者，人訾其缠绵无志，彼固以林黛玉、贾寳玉自居也。旣引一书中之人为同情之友矣，则世人虽如何非毁之，忠吿之，其言终不能入，其心终不可动。有时以父母师长之力强禁之，禁其身不能禁其心也。舍其近而昵其远，弃其实而丽于虚，虽曰为常人之所駴乎，然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物各从其类也。此固心理问题，而非算术问题也。故为小说者，以理想始，以实事终；以我之理想始，以人之实事终。
不宁惟是，小说者，固应于社会之热毒，而施以淸凉散者也。凡人在社会中所日受惨毒而觉其最苦者二：一曰无知我之人，一曰无怜我之人。苟有一人焉，于我躬所被之惨毒悉知悉见，而其于评论也，又确能为我辩护，而明着加惨毒于我者之非，则望之如慈父母良师友不啻矣，以为穷途所归，命矣。且又不必其侃侃而陈之，明目张胆以为我之强援也，但使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虽昌言之不敢，而悱恻沈挚，往往于言外之意表我同情，则或因彼之知我而怜我也，而因曲谅其不敢言之心；因彼之知我者以知彼，且因知彼者以怜彼，而相结之情乃益固。故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虽峨冠博带之硕儒，号为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守经而不敢易者，往往口非梁山而心固右之，笔排宝、黛而躬或蹈之，此无他，人心之所同，受其惨毒者，往往思求怜我知我之人，著者之哀哀长号，以求社会之同情，固犹读者欲迎著者之心也。故一良小说之出世也，其势力殆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使人无论何时何地，而留有一小说焉以监督之，而慰藉之，此其力眞慈父母、良师友之所不能有，而大小说家之所独擅者也。此无他，圣经贤传之所不能诏而小说诏之，稗官史籍之所不能载而小说家载之，诗歌词曲之所不能达而小说达之，则其受人之欢迎，安得不如泥犂狱中之一光明线也。其有一种之特别势力也，以其为一种之特别文学也。
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虽证诸他邦，亦罔不如是。卽如所谓某某未来记、某星想游记之类，在外国近时之小说界中，此等书殆不少，骤见之，莫不以为此中所言，乃世界外之世界也，脱离今时社会之范围者也。及细读之，只见其所持以别善恶决是非者，皆今人之思想也。岂今人之思想，遂可以为善恶是非之绳墨乎？遂可以为世界进步之极轨乎？毋亦以作者为今人已耳。如《聊斋》之，以丑者占全社会之上流，而美者下之。观其表面，似出乎今社会之范围矣。虽然，该作者亦未尝表同情于彼族也，其意只有代某生抱不平，且借此以讥小人在位之意而已，总不能出乎世俗之思想也。近来新学界中之小说家，每见其所以歌颂其前辈之功德者，輙曰「有导人游于他境界之能力」，然不知其先辈从未有一人能自游于他界者也。岂吾人之根性太棉薄，尝为今社会所囿而不能解脱乎？虽然，苟著者非如此，则其所著亦必不能得社会之欢迎也。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以下曼殊）
欲觇一国之风俗，及国民之程度，与夫社会风潮之所趋，莫雄于小说。盖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吾尝读吾国之小说，吾每见其写妇人眼里之美男儿，必曰：「面如冠玉，唇若涂脂。」此殆小说家之万口同声者也。吾国民之以文弱闻，于此可见矣。吾尝读德国之小说，吾每见其写妇人眼里之美男儿，輙曰：「须发蒙茸，金钮闪烁。」盖金钮云者，乃军人之服式也。观于此，则其国民之尙武精神可见矣。此非徒德国为然也，凡欧洲各国，「金钮」两字，几成为美少年之代名词矣。盖彼族妇女之所最爱而以为最美观者，乃服金钮之男儿也。噫！民族之强弱岂无因欤！寄语同胞中之欲改良社会之有心人，苟能于妇人之爱憎处以转移之，其力量之大，较于每日下一明诏，且以富贵导其前，鼎镬随其后，殆尤过之。
「天下无无妇人之小说」，此乃小说家之格言，然亦小说之公例也。故虽粗豪如《水浒》，作者犹不能不斜插潘金莲、潘巧云之两大段，以符此公例。卽一百零八人之团体中，亦不能无扈、顾、孙之三人。吾初不信此公例，吾以为此不过作者迎合时流，欲其书之广销而已，决非无妇人必不能得佳构也。其后闻侦探家之言曰：「凡奇案必与妇人有关涉。」乃始知小说之不能离妇人，实公例也。盖侦探所查之案情，实事也；才子所作之小说，理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