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穀梁传》亦曰：“改葬之礼緦，举下缅也
”《春秋穀梁传》亦曰：“改葬之礼緦，举下缅也。”此皆谓子之于父母，其他则皆无服。何以识其必然？经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后著改葬之制，更无轻重之差。以此知惟记其最亲者，其他无服，则不记也。若主人当服斩衰，其馀亲各服其服，则经亦言之，不当惟云“緦”也。《传》称“举下缅”者，“缅”犹“远”也；“下”谓服之最轻者也：以其远，故其服轻也。江熙曰：“礼，天子诸侯易服而葬，以为交于神明者不可以纯凶，况其缅者乎？是故改葬之礼，其服惟轻。”以此而言，则亦明矣。
卫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然则改葬与未葬者有异矣。
古者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无故，未有过时而不葬者也。过时而不葬，谓之不能葬，《春秋》讥之。若有故而未葬，虽出三年，子之服不变，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时之道也。虽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为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而礼不备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啮其墓；鲁隐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之类是也。丧事有进而无退，有易以轻服，无加以重服。殡于堂，则谓之殡；瘗于野，则谓之葬。近代以来，事与古异，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还。甚者拘以阴阳畏忌，遂葬于其土，及其反葬也，远者或至数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从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变服之例，而反为之重服与？在丧当葬，犹宜易以轻服，况既远而反纯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谓未可除而除，不当重而更重也。或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虽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与戚，则易固不如戚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俭之与奢，则俭固愈于奢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过犹不及，其此类之谓乎？”或曰：“经称‘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数，则似三月而后除也。子思之对文子，则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启至于既葬而三月，则除之；未三月，则服以终三月也。”曰：“妻为夫何如？”曰：“如子。”“无吊服而加麻则何如？”曰：“今之吊服，犹古之吊服也。”○韩退之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韩退之争臣论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