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知其君臣相合也
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唐之宋，庶几承其风烈。然凡法家必与儒家纵横家反对，惟荀卿以儒家大师，而法家韩李为其弟子，则以荀卿本意，在杀诗书，固与他儒有别。韩非以法家而作《说难》，由其急于存韩，故不得不兼纵横耳。其余则与儒家从纵横，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内篇》曰：奚为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此兼拒儒与纵横之说也。《靳令篇》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此专拒儒家之说也。韩非《诡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群，行奸轨以幸偷世者。《六反篇》曰：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语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此拒纵横家之说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显学篇》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此拒儒家之说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此拒一切学者之说也。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本是经师，其时经师与儒已无分别。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则法家专与纵横家为敌。严助伍被，皆纵横家，汉武欲薄其罪，张汤争而诛之。主文偃亦纵横家，汉武欲勿诛，公孙弘争而诛之。而边通学短长之术，亦卒谮杀张汤。诸葛治蜀，赏信必罚。彭李严，皆纵横之魁桀，故诛而严流。其于儒者，则稍稍优容之。盖时诎则诎，能俯首帖耳于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纵横家，皆以仕宦荣利为心。惟法家执守稍严，临事有效。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匈比 于法律。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儒者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次论名家。名家之说，关于礼制者，则所谓：“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也。关于人事百物者，则所谓：“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也。《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贬损益而已。《梁传》曰：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西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石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说曰：陨石，记闻也。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是关于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术。儒道墨法，必兼是学。然后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经说上、下》，皆名家之真谛，散在馀子者也。若惠施公孙龙辈，专以名家著闻，而苟为钅爪析者多，其术反同诡辩。故先举儒家荀子正名之说，以征名号。其说曰：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则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而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按此说同异何缘？曰缘天官。中土书籍少言缘者，故当征之佛书。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缘。一曰因缘，识种是也。二曰所缘缘，尘境是也。三曰增上缘，助伴是也。四曰等无间缘，前念是也。缘者是攀附义。此云缘天官者，五官缘境，彼境是所缘缘，心缘五官见分。五官见分，是增上缘。故曰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时有五，俱意识为五官，作增上缘。心非五官，不能征知，故复藉五官见分，为心作增上缘。五官感觉，惟是现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觉，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觉时，犹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征之而无说。征而无说，人谓其不知，于是名字生焉。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级。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触，此能令根境识三，和合为一。三曰受，此能领纳顺违，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齐。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与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