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伪书考的书名，我早在书目答问里见到了；
古今伪书考的书名，我早在书目答问里见到了；但因它刻在知不足斋丛书里，而这部丛书不易见，所以还不曾读过。到了十七岁那一年，始借到一部浙江书局的单行本。不料读了之后，我的头脑里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这因为我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向来看为战国、秦、汉人所作的，被他一阵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伪书堆里去了。我向来对于古人著作毫不发生问题的，到这时都引起问题来了。
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与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古今伪书考只是姚际恒的一册笔记，并不曾有详博的叙述，它的本身在学术上的价值可以说是很低微的。但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一个名目，敢于把人们不敢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对着一大堆材料，茫无别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听到一个大声的警告，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绩，而在它所给予初学者的影响。后来从四库全书提要的存目里知道姚氏有一部笔记，叫做庸言录，是最大胆的著作，可惜见不到。他用全副精神做成的九经通论是对不合理的经学下了总攻击令，他比阎若璩的范围要广，态度要更彻底，可惜也无从见到。无可奈何，就标点这本小册子来吸取他的一点辨伪的精神。
一九二○年，我初在北京大学毕业，服务母校图书馆，时间尚有余裕，就从事这个工作。但我的喜欢搜集材料的癖性总改不掉，我想为这书作笺注。作笺注时应用的书籍，北大图书馆不够，再到京师图书馆寻去。费了几个月功夫，范围越放越大，材料愈积愈多，问题也发生个不歇，这本书的笺注竟有无从下手之苦了。可是，笺注虽做不成，而因了这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把以前学术界上所起的几次辨伪运动倒弄得很清楚。我于是又发大愿，要编辑辨伪丛刊。时间去得真快，到今日又过了十年了。此十年中，时局的不安，生计的压迫，使得我频频南北奔驰，辨伪丛刊没有出版几册，这是我时引为恨事的。但在这十年中，我们努力搜求姚氏的遗着，颇有些可观。最早，从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中见到他所引的诗经通论。稍后，又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看到阎若璩节录的他的古文尚书通论。稍后，又在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见到引他的礼记通论。后来，又从吴又陵先生(虞)处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铁琴山馆刻本诗经通论。后来，转写得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中所藏的好古堂书目钞本，是钱塘丁氏的旧藏，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目上知道他所读的书。后来，又从杭郡诗辑中寻到他的两首诗。最近，伦哲如先生(明)购到残写本春秋通论，我们也借钞了。杭州崔家藏有一部钞本仪礼通论，又借钞了。说不定将来更有出于意表的发见。姚氏是清初的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的来源及其研究的态度，我们可以引四库提要的话来看：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着，则益悍矣。......(总目卷一百二十九，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条)我们知道，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只要你会得捉住真实，自然别人会来听从你；只要别人能捉住真实，你也应当听从他：姚际恒如果采用了当时各家说而箸书，乃是他的从善服义的公心，不能说为他的罪状。而且他秉了求真的勇气，掌握了考证的方法，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自可被他一扫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而后可以辟伪！所以我们看了他的成就，只能说他生在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中，顺应了这时代精神，与黄、阎、万、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充量发展他的研究能力而已，不应当说剽不剽的话。(他辨伪古文尚书非剽阎若璩，证见下文。)至于他的书何以失传，这个理由，钱玄同先生说是由于四库馆诸臣的反对。他以为提要中既骂他经学方面的种种，是作提要的人必曾看见他的九经通论。但四库中没有此书，即存目中也无此名，可见他们有意把他压抑下去。他的书既为「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四库馆所痛斥，自然别人再不敢把他表章了。按，这个假设很可能。康长素先生新学伪经考云：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我两件窜乱的实事：其一，宋楼钥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一过，发见四库本改窜甚多，而尤以他替妇人所作的墓志铭为甚。因为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记女子改嫁的事实，及其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人则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从一而终。至于把她归于哪一个丈夫，则以官阶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前夫，后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后夫。其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其书中土久佚，修四库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意为夷狄虽有君，犹不如诸夏之无君；而四库本的疏意，则是诸夏无君，犹不如夷狄之有君。意义极端相反，而乃发现于同一书中，其字数又相同。知不足斋本亦据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合，后印本则与四库本合。盖四库馆臣因清帝出身女真，故每逢书中说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义上，必改得它不伤皇帝的面子而后已。知不足斋本既已刊成，始知馆中改笔，不敢不依钦定文字，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斋丛书即用初印本，犹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用四库本，两书均易见，大家不妨把它们对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四库馆是有主义的，有作用的。他们对于古籍，不是客观的整理。他们用了自己的主张和凭借了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番：哪种应提倡，哪种应遏绝，哪种应依因，哪种应改变，借编纂之业以行其去取予夺之权。倘使那时还没有刻书的一件事，传钞的本子又相习以四库为正本，则数十百年之后，四库本即得统一全国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可知刘歆在校书时改窜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正不必对于今文学家的攻击作过分的怀疑。
姚氏著作，当时或有几种刻本，因为在好古堂书画记及书目上证明他不是一个穷人。就算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没有及身写定而不刻，也必有许多钞本。何以四库总目上只把他的庸言录存了目，其它连存目也彀不上呢？这很明白，他的怀疑古书和攻击古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或竟被销毁了；他们又虑后人有赞同其说的，故即于庸言录的提要上作总括的一骂，以见其人之不足取。实在清学到了乾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起来了，清初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