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的记载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武宗实录系元明善和苏天爵合修
后来有的记载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武宗实录系元明善和苏天爵合修，所根据的即是元史本传，不足为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条。另据元史本纪中的记载，英宗实录的纂修始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到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五月，「翰林国史院修英宗实录成」。足征元史苏天爵传中所说至顺元年预修的不可能是武宗实录而应是英宗实录。苏天爵在黄清老墓碑中说：「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终，国有大故，命公与天爵修撰，为成书四十卷。」所谓「国有大故」，系指泰定帝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以致兵戎相见而言，这条记载更可以说明天爵确曾预修英宗实录。
实录是元代「国史」修纂的一个部分。「国史」修纂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后妃功臣传。此事始于仁宗即位之初（一三一一），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但问题甚多，进展缓慢，时断时续。顺帝即位（一三三三）初，苏天爵上疏，请修功臣列传。他指出，「史有二体」，即编年与纪传。「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但实录中诸臣列传「事实不见」，需要另修。他强调「网罗」各种数据对修史的重要性；指出作史不能以贵贱为差，主要应看是否有事迹可传，不能止取嘉言嘉行，应该善恶并载，这样才能「为将来之劝」，「无虚美隐恶之讥矣」。见本书卷二十六。这篇奏疏篇幅不长，但集中表达了苏天爵对于修史的一些想法，是很可贵的。在他上疏后不久，后妃功臣传的修撰工作全面展开，显然他的意见是起了作用的。
宋、辽、金三朝的历史，对于元人来说，是近代史。苏天爵一贯注意收集三朝的历史文献，「家藏书万卷，于辽、金逸事，宋代遗文，犹拳拳收购不倦」。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进入史馆后，「阅近代史籍」，对宋代国史的情况，有详细的了解。曹先生文稿序，见本书卷六。同时还「多知辽、金故事」。王守诚：国朝文类跋。大约就在编纂国朝名臣事略的同时，他还完成了辽金纪年一书。据元史本传说，辽金纪年一书「未及脱稿云」。但此说似非事实。苏天爵的友人吴师道说，辽金纪年和国朝文类、国朝名臣事略二书一起，「遂大行于时」。滋溪书堂诗序，吴师道文集卷一。又宋本说，辽金纪年与国朝名臣事略「皆脱稿」。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辽金纪年无疑已成书。此外，苏氏的另一位友人赵汸说，天爵「早岁入冑监，登禁林，接诸老儒先生绪言，最为有意斯事（指编撰宋、辽、金三朝历史——引者）。尝取三国史志文集，总其编目于前，而合其编年于后。事之关于治乱存亡者，则疏而间之。题曰：宋辽金三史目录。所以寓公正之准的，肇纂修之权舆也。后虽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录，而所至访求遗文，考论逸事，未尝少忘。」题三史目录纪年后，东山存稿卷五。按，文中言书名宋辽金三史目录，但标题则作宋辽金三史目录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一书，不见于元史苏天爵传。按照赵汸所说，此书作于苏天爵就读国子学及入翰林国史院时，则与辽金纪年的成书年代相近；而此书的体例，亦采用编年的办法。因此，似可认为，三史目录应在辽金纪年基础上扩编而成；也有可能，纪年就是三史目录的一部分。由于纪年与目录均已散佚，我们祇能作如上的推论。由此可见，苏天爵对宋、辽、金三朝历史，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并有所著述。
与此相关，苏天爵还与友人谢端合作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元史卷一百八十二谢端传。此文亦已佚。赵汸曾在虞集处见到苏天爵的「文字一帙」，其中一篇「论帝王统绪之正」，虞集给予很高评价，以为：「论兹事于前代，先儒具有成言。若夫世变不齐，异论蠭起，自非高见远识公万世以为心者，安能明决如是乎！」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五。这篇针对「世变不齐，异论蠭起」而发的文章，无疑就是正统论。可见当时确曾流传过。萧启庆教授以为国朝文类卷四十五「有谢端撰辽宋金正统一文，大概就是他们合着的正统论」。见前引萧文。按，国朝文类一文作者修端，并非谢端。又，此文已见于王恽玉堂嘉话卷八（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百），系元初作品，不可能出于谢、苏之手。
纂修辽、金、宋三史，是元朝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屡次提出建议，但因统治者未予重视，一直未能实现。一直到元顺帝时，才得进行。至正三年（一三四三），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时距金亡已一百余年，距宋亡亦已六十多年了。受命主持其事的有名学者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苏天爵时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预这一学术界的盛事，这对于他来说，一定是觉得十分遗憾的，而当时「论者每为惜之」。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为此，苏天爵写下了三史质疑一文，寄给欧阳玄作参考。文中对修三朝史必须依据的数据加以评论，对一些重要史实提出自己的看法，还提出修三史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苏天爵对辽、宋、金史的丰富知识，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
这里顺便谈一下苏天爵与经世大典的关系。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编成一书。经世大典序录，见国朝文类卷四十。书成后赐名经世大典。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是元代前半期典章制度的总汇，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纂修经世大典的实际负责人是名学者、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前面已说过，虞集是苏天爵在国学的老师，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虞集受命后，立即推荐马祖常等「可共领典」，谢端、苏天爵等「可助撰录」。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不少研究者以此为据，断言天爵曾参与大典的纂修工作，如苏振申的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一九八四年版。其实并非如此。首先，据元史本传载，虞集上书后，「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赵汸所撰虞公行状亦云，集「移文阁中言：……议未定，而上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东山存稿卷六。虞集所举均非奎章阁人员。文宗下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就是否定了他的建议。当时苏天爵的职务是翰林应奉，当然也就不可能参与其事。其次，如果苏天爵参与修经世大典的话，这是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修实录，元史本传记修实录而不记与修经世大典，是讲不过去的。本传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正好说明他未参与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