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 易藏 / 易经-49部 /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 　　阴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阳则小人，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 　　《传序》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 　　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昧。自秦而下，盖无传矣。 　　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其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 　　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緼交感，变化不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于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虽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此学者所当知也。 　　朱子曰：《汉书》“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 　　问：《易》有“交易”，“变易”之义如何？曰：“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是卦图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云云者是也。“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此是占筮之法，如昼夜寒暑屈伸往来者是也。 　　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非特河图、洛书为然，而图书为特巧而著耳。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卦画既立，便有吉凶在里。盖是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其时则有消长之不同。长者便为主，消者便为客。事则有当否之或异，当者便为善，否者便为恶。即其主客、善恶之辨，而吉凶见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决定而不差，则以之立事，而大业自此生矣。此圣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开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自伏牺而下，但有此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故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恶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处之时既异，而其几甚微，只为天下之人不能晓会，所以圣人因占筮之法以晓人，使人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书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虽不同，其辞虽不可尽见，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为占筮之用。自伏牺而文王周公，虽自略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盖即占筮之中，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便在里了。故其法若粗浅，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此所以见《易》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易如镜相似，看甚物来。 　　都能照得。如所谓“潜龙”，只是有个“潜龙”之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来都使得。孔子说作龙德而隐，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然会看底，虽孔子说也活，也无不通。 　　不会看底，虽文王周公说底也死了。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说个影像在这里，无所不包。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且以一端论之，乾之为马，坤之为牛，《说卦》有明文矣。马之为健，牛之为顺，在物有常理矣。至于案文责卦，若《屯》之有马而无乾，《离》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龙，则或疑于震，坤之“牝马”，则当反为乾，是皆有不可晓者。 　　是以汉儒求之《说卦》而不得，则遂相与创为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之法。参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说虽详，然其不可通者，终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会穿凿，而非有自然之势。唯其一二之适然而无待于巧说者，为若可信，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则又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此其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则至矣。然观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复有所自来，但如《诗》之比兴，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则是《说卦》之作，为无所与于易。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亦剩语矣。故疑其说亦若有未尽者，因窃论之，以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于太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则姑阙之。而直据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为训戒，而 《易》之象似有三样：有本画自有之象，如奇画象阳、偶画象阴是也；有实取诺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风之类象之是也；有只是圣人自取象来明是义者，如“白马翰如”、“载鬼一车”之类是也。 　　易有象辞，有占辞，有象占相浑之辞。 　　问：王弼说初上无阴阳定位，如何？曰：伊川说阴阳奇偶，岂容无也？《乾》上九“贵而五位”。《需》上六不当位，乃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此说最好。 　　《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固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初但有占而无文，往往如今之环环相似耳。今人因《火珠林》起课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辞，则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辞而后见吉凶。又云，如左氏所载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辞，亦不用《比》之辞，却自别推一法。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辞，使人得此爻者，便观此辞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复逐爻解之。谓此爻所以吉者，谓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谓不当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晓耳。至如《文言》之类，却是就上面发明道理，非是圣人作《易》，专为说道理以教人也。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 　　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者。故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叩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理无不正，故其丁宁告戒之辞，皆依于正。天下之动，所以正夫一，而不谬于所之也。 　　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像》、《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于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则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诏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大抵《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辞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其所劝戒，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如此，所以其说虽有义理，而无情意。虽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窃自庆，以为天启其衷，而以语人，人亦未见有深晓者。 　　《易》中都是贞吉，不曾有不贞吉；都是利贞，不曾说利不贞。如占得《乾》卦， 蔡氏元定曰：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尽起于乾坤二画。 　　许氏衡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阳居之，才可以有为矣。或恐其不安于分也，以阴居之，不患其过越矣。或恐其软弱昏滞，未足以趋时也。大抵柔弱则难济，刚健则易行。或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数居多。若总言之，居初者，易贞。居上者，难贞。易贞者，由其所适之道多。难贞者，以其所处之位极。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终之际，其难易之不同盖如此。 　　二与四，皆阴位也：四虽得正，而犹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虽不正，而犹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位也。二，远君之位也。其势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誉”，四之所以“多惧”也。二中位，阴阳处之，皆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具才若此，故于时义为易合。时义既合，则吉可断矣。 　　卦爻六位，惟三为难处。盖上下之交，内外之际，非平易安和之所也。 　　四之位近君，“多惧”之地也。以柔居之，则有顺从之美。以刚居之，则有僭逼之嫌。然又须问，居五者，阴邪阳邪？以阴承阳，则得于君而势顺。以阳承阴，则得于君而势逆。势顺则无不可也，势逆则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阳承阳，以阴承阴，皆不得于君也。然阳以不正而有才，阴以得正而无才，故其势不同。有才而不正，则贵于寡欲，故乾之诸四，多得免咎。无才而得正，则贵乎有应，故艮之诸四，皆以有应为优，无应为劣。独坤之诸四，能以柔顺处之，虽无应援，亦皆免咎。此又随时之义也。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诸爻之德，莫精于此。能首出乎庶物，不问何时，克济大事。《传》谓五“多功”者此也。 　　上，事之终，时之极也。其才之刚柔，内之应否，虽或取义，然终莫及上与终之重也。是故难之将出者，则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则亦以可保之道。义之善或不必劝，则直云其吉也。势之恶或不可解，则但言其凶也。质虽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则犹告之。位虽处极，而见其可行焉，则亦谕之。大抵积微而盛，过盛而衰，有不可变者，有不能不变者。《大传》谓“其上易知”，岂非事之已成乎？胡氏一桂曰：上下体虽相应，其实阳爻与阴爻应，阴爻与阳爻应，若皆阳皆阴，虽属相应之位，则亦不应矣。然事固多变，动在因时，故有以有应而得者，有以有应而失者，亦有以无应而吉者，有以无应而凶者，斯皆时事之使然，不可执一而定沦也。至若《比》五以刚中，上下五阴应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阳应之；《小畜》四以柔得应，上下五刚亦应之，又不以六爻之应例沦也。 　　六十四卦皆以五为君位者，此《易》之大略也。此间或有居此位而非君义者，有居他位而有君义者，斯易之变，不可滞于常例。 　　胡氏炳文曰：《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为贵。然兹事也，请 吴氏澄曰：时之为时，莫备于《易》。程子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夫子《传》六十四《彖》，独于十二卦发其凡，而赞其时与时义、时用之大，一卦一时，则六十四时不同也。一爻一时，则三百八十四时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终于《未济》之《未济》，则四千九十六时，各有所值。引而伸，触类而长，时之百千万变无穷，而吾之所以时其时者，则一而已。 　　薛氏瑄：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时，所居之位不同，故有无穷之事变。如人只是一动一静，但因时位不同，故有无穷之道理。此所以为《易》也。 　　蔡氏清曰：《乾》卦卦辞，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辞，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蛊》等卦，则又须反其义。此有随时而顺之者，有随时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时。时则有此二义，在学者细察之。 　　周公之系爻辞，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时与本爻之时，又或兼取应爻，或取所承、所乘之爻。有承、乘、应与时位兼取者，有仅取其一二节者，又有取一爻为众爻之主者。大概不出此数端。 　　纲领三，此篇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王氏通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易之道何其难乎！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 　　刘炫问《易》，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 　　程子曰：观《易》须看时，然后观逐爻之才。一爻之中，当包函数意，圣人常取其重者而为之辞。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尝言者，又有且言其时，不及其爻之才者。皆临时参考，须先看卦，乃看得辞。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 　　《易》须是默识心通，只穷文意，徒费力。 　　朱子曰：看《易》须是看他卦爻未画以前，是怎模样，却就这上见得他许多卦爻象数，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诗》则因风俗世变而作，《书》则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悬空说出。当其未有卦画，则浑然一太极。在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一旦发出，则阴阳吉凶，事事都有在里面。人须是就至虚静中，见得这道理周遮通珑方 经书难读，而此经为尤难。盖末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功夫。开卷之后，经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说杀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见本来“开物成务”活法。 　　《易》不比《诗》《书》，他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个字，便是一个道理。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长。若只凭地悬空看，也没甚意思。又曰：说《易》“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观，却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方说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也。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看伏牺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已是文王周公自说出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如占得《乾》卦，则大亭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以上论读《易》。 　　孔氏颖达曰；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几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 　　程子曰：邵尧夫先生之学，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陈图南先生。朔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淳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 　　尹氏火享曰；伊川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既可见矣。 　　朱子门人间“当期”，曰：《易》卦之位，震东、离南、兑西、坎北者为一说，十二辟卦分属十二辰者为一说。及焦延寿为卦气直日之法，乃合二说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离兑坎二十四爻直四时，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为分四十八卦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说生焉。若以八卦为主，则十二卦之乾不当为巳之辟。坤不当为亥之辟，艮不当侯于申酉，巽不当侯于戌亥。若以十二卦为主，则八卦之乾不当在西北，坤不当在西南，艮不当在东北，巽不当在东南。彼此二说，互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为公侯卿大夫，以附于十二辟卦，初无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无所据矣。不待论其减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后可以见其失也。扬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苜，盖亦去其震离兑坎者，而但拟其六十卦耳。诸家于八十一首，多有作拟震离兑坎者。近世许翰始正其误。至立踦蠃二赞，则正以七百二十九赞，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数而益之。 　　恐不可反据其说，以正焦氏之说也。 　　先天图非某之说，乃康节之说。非康节之说，乃希夷之说。非希夷之说，乃孔子之 问伊川《易》说理太多，曰：伊川言圣人有圣人用，贤人有贤人用。若一爻只作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说得极好，然他解，依旧是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