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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困知记-明-罗钦顺

  四、刘保斋于卦德、卦体、卦象从朱子,卦变从程子,其义甚精。盖亦因其言之不一,而求以归于至一,可谓笃于尊信程朱者矣。   五、诗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态,无不曲尽。燕居无事时,取而讽咏之,歴歴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诚有味哉!   六、“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程子云“模范出一天地尔,非在外也。”如此即是与天道脗合之意,所谓“不过”者,在圣人。朱子云“天地之化无穷,而圣人为之范围,不使过于中道,所谓裁成者也。”如此则所谓“不过”者,疑若指化育。然窃惟天地之化,消息盈虚而已,其妙虽不可测,而理则有常。圣人裁成之云,亦惟因其时顺其理,为之节度,以遂生人之利,非能有所损益也。“不使过于中道”一语,似乎欠莹。若程说则简而明矣。   七、“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程传之义为精用,说桎梏。觉得本义尤与上下文相恊。年来深喜读易,但精神渐短,浃洽为难尔。大凡读传、义者,于其异同之际,切宜致思。   八、孔子作春秋,每事只举其大纲,以见意义,其详则具于史。当时史文具在,观者便见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其后史旣亡逸,惟圣笔独存。左氏必曾见国史来,故其作传,皆有来歴,虽难于尽信,终是案底。   九、尚书有难晓处,正不必枉费心思,强通得亦未必是。于其明白易晓者,熟读而有得焉,殆不可胜用矣。   一〇、书言: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大旨初无异也。但以字在“义、礼”上,则人为之主,与理犹二。以字在“敬、义”下,则敬义为之主,人与理一矣。其工夫之疎密,造诣之浅深,固当有别。   一一、尧典有知人之道四。“嚚讼”一也,“静言庸违,象恭”二也,“方命圯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谐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嚚讼与圯族,皆所谓刚恶也。静言象恭,柔恶也。小人之情状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可以槪之。孝乃百行之首,汉去古未逺,犹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顽父、嚚母、傲弟相与感化而不格奸,则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尧典所载“厯象授时”外,惟此四事乃其举措之大者,所举若此,所措若彼,非万世君天下者之法乎?茍能取法于斯,虽欲无治,不可得已。   一二、春秋殊未易读。程子尝言: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眞伪。如欧阳文忠所论鲁隠、赵盾、许止三事,可谓笃信圣经,而不惑于三传者矣。及胡文定作传则多用三传之说,而不从欧公。人之所见,何若是之不同邪!夫圣笔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浅近窥测,然求之太过,或反失其正意。惟虚心易气,反复潜玩,勿以众说汩之,自尝有得也。三传所长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诬,或失之凿,安可尽以为据乎?窃谓欧公之论恐未可忽,舍程子两言亦无以读春秋矣。   一三、“能者养以之福”,累见诸本皆作“养之以福”,倒却一字,其意味理致逈然不同。承讹踵误若此类,盖亦多矣。   一四、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一段,义理精粹,要非圣人不能言。陆象山乃从而疑之,过矣。彼盖专以欲为恶也。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徃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纵欲而不知反,斯为恶尔。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为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严,但语意似乎偏重。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衰乐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恶,如日月蚀、恶星之类。”是固然矣,然日月之食、彗孛之变,未有不旋复其常者,兹不谓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贵,在乎“不逺而复”,柰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则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尝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   一五、曽子问:“昏礼,旣纳币,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壻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壻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陈澔集说谓:壻祥禫之后,女之父母使人请壻成昏,壻终守前说而不取,而后此女嫁于他族。若女免丧,壻之父母使人请,女家不许,壻然后别娶。此于义理人情皆说不通,何其谬也!安有婚姻之约旣定,直以丧故,需之三年之久,乃从而改嫁与别娶邪?盖“弗取、弗许”者,免丧之初,不忍遽尔从吉,故辞其请,亦所谓礼辞也。其后必再有往复,昏礼乃成。圣人虽未尝言,固可以义推也。澔之集说未为无功于礼,但小小疎失,时复有之,然害理伤教,莫此为甚。   一六、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为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论之,象之不一,是诚不一也,理之不一,盖无往而非一也。故曰: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一七、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语意极为完备,正所谓理一而分殊也。当时孟子与告子论性,皆随其说而折难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闻斯义,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焉而伏也?   一八、董子云:性者,生之质也。观告子论性,前后数说,其大旨不出生、质二字而已。董子知尊孔子,未必不知有孟子之说,而顾有合于告子,岂其亦有所受之邪!   一九、周子太极图说篇首无极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释,可无疑矣。至于“无极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愚则不能无疑。凡物必两而后可以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物,其源盖出于此。愚也积数十年潜玩之功,至今未敢以为然也。尝考朱子之言有云“气强理弱”,“理管摄他不得”。若然,则所谓太极者,又安能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邪?惜乎,当时未有以此说叩之者。姑记于此,以俟后世之朱子云。   二〇、朱子谓:通书之言,皆所以发明太极之藴。然书中并无一言及于无极,不知果何说也?   二一、通书四十章义精词确,其为周子手笔无疑。至如“五殊二实,一实万分”数语,反复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尽,然语意浑然,即气即理,絶无罅缝,深有合乎易传“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之旨,与所谓“妙合而凝”者有间矣。知言之君子,不识以为何如?   二二、张子正蒙“由太虚有天之名”数语,亦是将理气看作二物,其求之不为不深,但语渉牵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尝观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只将数字剔拨出来,何等明白!学者若于此处无所领悟,吾恐其终身乱于多说,未有归一之期也。   二三、正蒙云: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又云: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夫人物则有生有死,天地则万古如一。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邪?若夫天地之运,万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树,人物乃其花叶,天地其根干也。花谢叶枯,则脱落而飘零矣,其根干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飘零者复何交渉?谓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谓张子此言,“其流乃是个大轮回。”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觉其误如此。   二四、“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中庸有两言尽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二五、曽子易箦,仁也。子路结缨,勇也。恐未可一而视之。   二六、释经小有不同,未为大害。至于义理之本原,毫髪不容差互也。   二七、正蒙中论礼器、礼运甚详,究其归,不出体用两言而已。体立则用行,体信斯达顺矣。   二八、正蒙有云:阴阳之气,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此段议论最精,与所谓太虚、气化者有间矣。盖其穷思力索,随有所得,即便札记,先后初不同时,故浅深疎密,亦复不一,读者择焉可也。   二九、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然古礼古乐之亡也久矣,其遗文绪论仅有存者,学者又鲜能熟读其书,深味其旨,详观其会通,斟酌其可行之实,遂使先王之礼乐,旷千百年而不能复,其施用于当世者,类多出于穿凿附会之私而已,可嘅也夫!   三〇、卲子因学数推见至理,其见处甚超,殆与二程无异。而二程不甚许之者,盖以其发本要归,不离于数而已,其作用旣别,未免与理为二也。故其出处语黙,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时或过之。程伯子尝语学者云:贤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盖必反身而诚,斯为圣门一贯之学尔。   三一、“天道之变,尽于春夏秋冬。世道之变,尽于皇帝王覇。”是固然矣。然一年之内,四气常均,且冬则复春,春则复夏。自三皇以至今日,盖四千余年,而覇道独为长久,何也?岂天道往则必复,世道将一往而遂不反邪?仅有一说,王霸之道虽殊,然霸者之所假,亦必帝王之道。汉唐宋皆多歴年所,其间帝王之道固尝少试于天下。然则,虽谓之帝王之世,可矣。   三二、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眞与妄尔。动以天之谓眞,动以人之谓妄。天人本无二,人只縁有此形体,与天便隔一层,除却形体浑是天也。然形体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三三、卲子云: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斯为得矣。愚窃以为,物理人情之所安,固从天降地出者也。子思作中庸一书,首言“天命之谓性”,终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二语,中间散为万事,有一不出于天者乎?故君子依乎中庸,无非顺天而已,不容一毫私智有所作为于其间也。以卲子之高明,固已妙达天人之藴,而其言如此,岂其急于诱进学者,姑指而示之近欤?记礼者亦有此言,要非深意之所存也。   三四、春秋事迹,莫详于左传。左氏于圣人笔削意义虽无甚发明,然后之学春秋者,得其事迹为据,而圣经意义所在,因可测识,其功亦不少矣。且如楚世子啇臣之恶,向非左传载之之详,何由知其恶之所自?旣不知其恶之所自,则圣人垂戒之意荒矣。盖凡“簒弑”之书,非但以垂戒臣子,亦以垂戒君父。夫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此一说也。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又一说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纲常正而品物遂,此春秋所以有功于万世也。或乃谓春秋凡书弑君,弑即是罪,何必更求其详?果如其言,即不过发读者一长叹而已,于世道竟何补,而圣人又奚以作春秋为哉!   三五、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髪,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黙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   三六、或问杨龟山:易有太极,莫便是道之所谓中否?曰:然。若是,则本无定体,当处即是太极邪?曰:然。两仪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旣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龟山此段说话,词甚平易而理极分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学者于此,当知圣人所谓太极,乃据易而言之。盖就实体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悬空立说,须子细体认可也。   三七、谢上蔡有言:心之穷物有尽,而天者无尽,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为何而发。夫人心之体即天之体,本来一物,无用包也,但其主于我者谓之心尔。心之穷物有尽,由穷之而未至尔。物格则无尽矣,无尽即无不尽,夫是之谓尽心。心尽则与天为一矣,如其为物果二,又岂人之智力之所能包也哉!   三八、程伯子尝言: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其大旨殆无异也,而伯子不可其说。愚尝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也。夫佛氏之所谓性者觉,吾儒之所谓性者理,得失之际,无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不有此觉。以理言之,伯子所谓“不独人尔,物皆然”是也。以觉言之,“蠢动含灵”,与佛容有异乎?凡伯子之言,前后不同者,似此絶少。愚是用反复推究,以求归于至一云。   三九、国初,深于理学者,殊未多见,禅学中却尽有人。儒道之不融,虽则有数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责也。当时宋潜溪为文臣之首,文章议论,施于朝廷而达之天下者,何可胜述,然观其一生受用,无非禅学而已。以彼之聪明博洽,使于吾道诚加之意,由博而约,当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岂不伟然为一代之巨儒哉!弃周鼎而寳康瓠,吾不能不深为潜溪惜也。   四〇、禅学毕竟浅,若于吾道有见,复取其说而详究之,毫髪无所逃矣。   四一、朱陆之异同,虽非后学所敢轻议,然置而弗辨,将莫知所适从,于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时而明矣,岂可避轻议先儒之咎,含胡两可,以厚诬天下后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于天下,凡以禅学混之也。其初不过毫厘之差,其究奚啻千万里之逺?然为禅学者,旣安于其陋,了不知吾道之为何物;为道学者,或未尝通乎禅学之本末,亦无由眞知其所以异于吾道者果何在也。尝考两程子张子朱子,早岁皆尝学禅,亦皆能究其底藴,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禅学之非而尽弃之。非徒弃之而已,力排痛辟,闵闵焉惟恐人之陷溺于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为吾道之累。凡其排辟之语,皆有以洞见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于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为禅学,盖其见之审矣,岂尝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   愚自受学以来,知有圣贤之训而已,初不知所谓禅者何也。及官京师,偶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云:佛在庭前栢树子。愚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旣而得禅家证道歌一编读之,如合符节,自以为至竒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后官南雍,则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日复一日,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眞,而确乎有以自信。朱陆之学,于是乎仅能辨之,良亦钝矣。   盖尝徧阅象山之书,大抵皆明心之说。其自谓,所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时有议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其亦以为“诚然”。然愚观孟子之言,与象山之学自别,于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识象山,亦不识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一段言语甚是分明。所贵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则孟子吃紧为人处,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学者,顾以为“此心但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辞逊处自辞逊,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当寛裕温柔,自寛裕温柔;当发强刚毅,自发强刚毅。”若然,则无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圣人分上事,所谓“生而知之者”,而岂学者之所及哉!茍学而不思,此理终无由而得。凡其当如此自如此者,虽或有出于灵觉之妙,而轻重长短,类皆无所取中,非过焉斯不及矣。遂乃执灵觉以为至道,谓非禅学而何!盖心性至为难明,象山之误正在于此,故其发明心要,动輙数十百言,亹亹不倦,而言及于性者絶少。间因学者有问,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笼罩过,并无实落,良由所见不的,是以不得于言也。尝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则性果何物邪?又云“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然则性果不在人邪?旣不知性之为性,舎灵觉即无以为道矣,谓之禅学,夫复何疑!   然或者见象山所与王顺伯书,未必不以为禅学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阳避其名,而阴用其实也。何以明之?盖书中但言,两家之教,所从起者不同,初未尝显言其道之有异,岂非以儒佛无二道,惟其主于经世,则遂为公,为义,为儒者之学乎!所谓“阴用其实”者,此也。或者又见象山亦尝言致思,亦尝言格物,亦尝言穷理,未必不以为无背于圣门之训,殊不知言虽是,而所指则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穷理”者,穷此理也。“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经传,然以“立此者也”一语证之,则凡所谓“此”者,皆指心而言也。圣经之所谓格物穷理,果指心乎?故其广引博证,无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说,求之圣贤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   或犹不以为然,请复实之以事。有杨简者,象山之髙第弟子也,尝发“本心”之问,遂于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有詹阜民者,从游象山,安坐暝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象山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盖惟禅家有此机轴,试观孔曽思孟之相授受,曽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证佐之分明,脉路之端的,虽有善辨,殆不能为之出脱矣。盖二子者之所见,即愚徃年所见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误而究言之,不敢为含胡两可之词也。   嗟夫,象山以英迈絶人之资,遇髙明正直之友,使能虚心易气,舎短取长,以求归于至当,即其所至,何可当也!顾乃眩于光景之竒特,而忽于义理之精微,向道虽勤而朔南莫辨,至于没齿,曽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说之传,至于今未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时复有见于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愚惕然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于不辨。   四二、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尝见席文同鸣寃録提纲,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后,陆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复入身来”而止,最紧要是“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二语,却裁去不用,果何说邪?似此之见,非惟无以直象山之寃,正恐不免寃屈程子也。   四三、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赞易,言性屡矣,曰“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圣人作易,以顺性命之理”,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但详味此数言,“性即理也”明矣。于心亦屡言之,曰“圣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后语”,曰“能说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说,洗心而曰以此,试详味此数语,谓“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尝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尤为明白易见。故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误者也。自误已不可,况误人乎!   四四、象山言:孔子十五而志于学,是已知道时矣。虽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纵,或作或辍。至三十而立,则无出入、明晦、警纵、作辍之分矣。然于事物之间,未能灼然分明见得,至四十始不惑。夫其初志于学也,即已名为“知道”,縁何旣立之后,于事物之间,见得犹未分明?然则,所已知者果何道,所未见者果何物耶?岂非以知存此心即为知道邪?然象山固尝有言,“但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以圣人之资,犹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灼然有见,则其言亦不副矣。且所知所见各为一物,吾圣人之学安有是哉!愚非敢轻议先儒,不直则道不见,有罪我者,固不得而辞也。   四五、吴康斋之志于道,可谓专且勤矣。其所得之浅深无所考见,观其辞官后疏陈十事,皆组织圣贤成说,殊无统纪,求之孟子反约之旨,得无有未至乎?其辞官一节,眞足以廉顽立懦。察其初意,亦非以不屈为髙,盖欲少需岁时,有所献纳,观其合否,以为去就之决也。但当时事体殊常,形势多阻,浅深之际,斟酌为难。诸老所以不复坚留,其或有见。而康斋之决去,所得亦已多矣。謇斋琐缀録记康斋晩年一二事,虽未必诬,然好学如康斋,节操如康斋,何可多得?取其大而畧其细,固君子之道也。   四六、薛文清读书录甚有体认工夫,见得到处尽能到。区区所见,盖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尽合处,信乎,归一之难也!録中有云: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当矣。至于反复证明“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之说,愚则不能无疑。夫一有一无,其为缝隙也大矣,安得谓之“器亦道,道亦器”耶?盖文清之于理气,亦始终认为二物,故其言未免时有窒碍也。夫理精深微妙,至为难言,茍毫髪失眞,虽欲免于窒碍而不可得,故吾夫子有“精义入神”之训,至于入神,则无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则旣竭焉。尝窃以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并无窒碍,虽欲寻其缝隙,了不可得矣。不识知言之君子以为何如?   四七、薛文清学识纯正,践履笃实,出处进退,惟义之安。其言虽间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见有能及之者,可谓君子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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